往下說，應該有點新意，或說深意，這新意是：知識分子，所事之君敗亡，不只可以不從死，而是不可以從死。這樣說，有些熟悉歷史的人或者要大吃一驚吧？比如據傳聞，崇禎皇帝完蛋於煤山，或弘光小朝廷完蛋於南京，柳如是勸錢牧齋以身殉之，錢牧齋不聽，後來的所謂正人君子都讚揚這位河東君明大義，為錢牧齋的不能捨生，以致淪為「二臣」惋惜，而我，卻公然站在錢牧齋一邊，這不是甘居下流嗎？就說是下流吧，對不起，我想奉告，事實是我還要流得更遠。
比如我不只一次反問：「錢牧齋，除了沒隨著崇禎皇帝死之外，你還能舉出他什麼劣跡？」問題當然不到此為止，因為還可以接著問：「公認為於己有大恩的父母死了，誓同生死的同床共枕人死了，不從死，於人格無損，何以帝王敗亡，不從死，就於人格有損？」這顯然是因為帝王的權太大，就有能力要求臣下忠於一姓（如漢周勃之誅諸呂），甚至忠於一人（如明方孝孺之不奉燕王朱棣詔），說得更鮮明些，忠君就成為至上的美德，忠到從死就能獲得最高的榮譽。有誰曾經追問，這樣的信念是怎麼來的？信受奉行，除去有利於某一姓某一人的專制統治之外，還能找到人文主義性質的理由嗎？不問，說句憤慨的話，是因為幾千年來，知識分子受騙（或兼自騙），已經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開動機，結果就成為，為歷代的專制魔王做了幫兇，為歷代的專制制度做了護身符。但評人又不當拋開動機，所以視忠君為美德，為榮譽，如歐陽修之流，只是可憐，而不是可鄙。我也勉強算個知識分子，說同行的昔人（今人也不少）可憐，不得不說說理由。以下說理由。
先說忠君的信念是怎麼來的。說來可笑，忠君的信念流行之後，君也是內有五臟、外有四肢的平常人，知道的人也很少了。如果知道，這樣一個平常人，幹什麼（直到任意殺人）都對，總會感到很離奇吧？見怪不怪，主要是來於兩種情況。一是統治者權力的無限膨脹。
就古代說，群雄並立的時候就差一些，如士的階層，還有離開此國、投奔彼國的自由；君有權，但非至上，所以孔子雖然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卻也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還進一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胡作非為，臣下都唯命是從，還有人敢說為君要有為君的樣子一類話嗎？不說，是因為都總結出經驗，求利祿，求安全，就要聽話，頌聖，而聽話、頌聖慣了，不得不然生長，就漸漸變為當然。另一種情況是，總會有御用文人編造種種神話，說坐上寶座的人都是天縱之聖，奉天承運，偉大，正確，能夠使國運昌盛，小民幸福，所以做什麼都對，直到賜自己死，還要叩頭謝恩，以示感激。就這樣，至晚到秦始皇，廣大被統治的人民，尤其多有入朝機會的知識分子，就視忠君為天經地義，不改朝換代之時，樂得死後得個「文忠公」之類的謚號，改朝換代之時，忍痛捨生，以求擠入忠義傳。
時間長，錯的變成對的，並且根深蒂固，以致沒有一個人敢問，或想到問，這樣縱容一個人胡作非為，對嗎？或心懷人文主義，問，合算嗎？可憐，也可怕，是忠君變為無條件的好。於是如歐陽修，就大罵不從某一君死並事多姓的馮道。奇文共欣賞，抄其中的主要部分：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案這是一句空話，有哪個帝王是以禮義治人？臣下當然也不敢這樣要求）；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這是說，亡國皆由大臣不廉不恥，與君無關）予讀馮道《長樂老敘》（應作《長樂老自敘》，「長樂」是馮姓的郡望，疑取為號，義雙關），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施捨，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道傳》序論）
歐陽修所謂小說，意為出於筆記傳聞，所以說「世固嘗有其人」。有其人，也就有其事。這樣的事，今代少讀史、常出入舞廳和卡拉OK的年輕人，一定感到新奇，難於理解吧？可是舊時代，如歐陽修所說，有不少人（包括婦女）就認為應該這樣，能這樣是好樣的。何以評斷為好？因為頭腦裡有個評價標準，曰「兩性道德」。這兩性道德是建立在男權的基礎上，所以對男和女的要求就不一樣：男，有婦之夫可以納妾，嫖娼；女，有夫之婦被夫之外的男人摸一下，就要把被摸的肢體砍去。砍，血淋淋，可怕嗎？正人君子如歐陽修之流，卻以為很好，因為「之風」還可以使馮道之流的士大夫「知愧」。求不愧要如何？是所事之君敗亡，隨著死。死也就成為好樣的，因為合於評價的標準，「政治道德」。這樣的政治道德也是建立在君權的基礎上，所以為君，幾乎都胡作非為，用老百姓的血汗享受，亂殺人，還要說「天下沒有不是的君父」；臣下就不成，要「君辱臣死」。總之，昔日，我們的兩性道德和政治道德就是這樣荒唐，而以讀書明理自負的知識分子卻視為天經地義，總是太可憐了吧？
其實應該說「可悲」，因為，兩性道德已是死老虎，可以不再打，忠君的政治道德，直到現在，看法不同於歐陽修，並深惡而痛絕之的，還是幾乎沒有。仍以明末清初為例，都認為陳子龍是好樣的，因為死了，退一步也要學習顧亭林，不仕，有誰敢想，走錢牧齋的路也未可厚非？這裡有異族入主問題，且放下不管，單說對於朱明，如顧亭林，還不只一次偷偷去祭十三陵，痛哭流涕。他是精通歷史的，難道把朱元璋、朱棣亂殺人，把也是忠君（另一君）的，男，剝皮，下油鍋，女，送往軍營輪姦，折磨死後餵狗，以及正德皇帝亂搶民女，天啟皇帝信任魏忠賢，開東廠，殺死那麼多正派人，崇禎皇帝愚而好自用，做了不少禍國殃民的壞事，等等，向北跪拜之時，就都忘了嗎？不忘而一筆勾銷，就是因為心中有忠君思想盤踞著，以至於認為，既然坐上寶座，就無論幹什麼都是正義。這樣，道德規範的適用範圍就分了家，管眾人的，對帝王都不適用。可悲的是包括理學家在內，都以為這是天經地義。
一不做，二不休，我們無妨進一步，看看這樣的荒唐信念給我們帶來什麼。古今可以分說。古，至晚由桀、紂起，到既糊塗又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止，小節可忍的且放過，單說錯殺人，總是任何統計學家也算不清的吧？可是我們聽到的聲音卻是千篇一律，「君王明聖」。自然，帝王胡作非為，主要不當由君王明聖的呼喊聲負責，但是也可以想見，如果朝野的人人頭腦裡都沒有忠君是無上美德的信念，倒行逆施的路就不會這樣平坦吧？豈止不平坦，連坐寶座也就不能安穩了吧？所以，由效果方面看，因為忠君思想既普遍又根深蒂固，兩千多年來，帝王的寶座就坐得更穩，一個人說了算並為所欲為的專制制度就更加鞏固，而小民，也就永遠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沒有改變命運的希望。古如是，今呢，我是擔心心理狀態這玩意兒，舊時代壽終正寢而陰魂不散，比如「文武衣冠異昔時」之後，有些人不還是可以以充當馴服工具為榮，在某時某地望見或親近天顏，就鄭重記入日記，說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嗎？這是忠君思想的現代化，其結果自然就成為老調重彈，堂上說煤是黑的，堂下山呼是，改為說煤是白的，也山呼是；堂上說往東走對，群起東行，改為說往西走對，一齊向後轉，舉步往西。
太可怕了！所以其後上上下下，都喊應該走向民主，改人治為法治。我常常想，任何變動都不像說的那樣容易，尤其生活方式的改變，要以教養的普遍提高為基礎。這所謂教養，其中重要的一項是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這分辨的事物也包括歷史，因為「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而評論史實，就不能不有史識，不然，如果不假思索，仍死抱著傳統信念，隨著歐陽修大罵馮道，說錢牧齋不隨著崇禎皇帝死是無恥，就實際等於為壓搾小民的專制帝王和專制制度唱頌歌，真是太可悲了。
附記：本篇寫成，刊於《讀書》1995年12月號，黃裳先生曾寫《第三條道路》，提出批評，刊於《文匯報》1996年1月9日《筆會》欄，《筆會》編者來信詢有無不同意見，我曾覆信，刊於同年2月8日同欄，抄有關之第二條，供讀者參考：
二、拙作確有不妥處，如舉錢牧齋事即是。錢氏之情況，我不是不知道，學問文章有可取的一面，為人則有可鄙的一面，因熱衷怯懦（陳寅恪先生評語）而結交馬阮，以及黃裳先生所舉之不仁不義皆是也。記得昔年為一後輩改文稿，曾易「牧齋」為「謙益」，以示不尊重。年來老境頹唐，丟三落四，以至立論時只顧及原其不殉節，而說得偏激片面。得黃裳先生匡謬，亦當頓首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