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連月光也是外國的亮派，可是實事求是，也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或在某一方面，外國的什麼確是值得傚法，至少是參考。說傚法，參考，不說買，是想把談論的範圍限定於唯心，而不及唯物。說到物，大如汽車，迫奔馳，小如飲料，追可口可樂，甚至純土而不洋的，包裝上印幾行洋字，檔次就像是提高了不少，總之是已經有口皆碑，再說就等於頌揚人活著要吃飯為真理，將為三尺童子所笑。而說起唯心，我這裡斷章取義，是指對於某種事物，我們怎樣看，或更具體些，怎樣評價，還苦於範圍太大。應該縮小，即指實說。可是有困難。困難之小者是千頭萬緒，三言兩語說不清楚。
川難還有大的，是事不只關己，而且及於古往今來的大己小己，說，求明確就難免是是非非，也就會成為不合時宜。但是還想說，怎麼辦？只好多敘事，以求因事見理。此開卷第一回也，宜於說說想說的因緣。也不好過於指實說，是近一個時期，見了一些什麼，聞了一些什麼，舊的胡思亂想之習不改，於是想到過去，想到將來，想到事，想到理，想到希塑，想到幻滅，想到幸福，想到苦難，想到明智，想到愚昧，終於想到難難難，心電不免有些淒慘，古人云，情功於中而形於言，所以想把這些亂七八糟的統統寫出來。內容過雜，但也有個主線，是小民，數千年來，為求幸福，至少是安全，曾經有多種想法，這多種想法中有淚，也有理，可惜這理，並不容易明，所以還值得深入想想；如果憑己力想不明白，那就學玄奘法師，到異邦去取點經也好。
也是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小民也是人，因而也就樂生。生有多種，專由苦樂一個角度看，有人很苦，如缺衣少食還要受欺壓的小民；有人很樂，如帝王。苦樂的來源，可以是天，但絕大多數來於人；因為天災是間或有，而且天塌砸眾人，受害而心可以平和；人禍就不同，而是強凌弱，眾暴寡，無孔不入。受人禍之害，苦而心不能平。不平則鳴，是韓文公的高論。這論其實還應該有下文，是一，鳴必元用，因為人禍來於力（絕大多數來於權）不均等，鳴不能改變權的不均等狀態；二，也是由於權不均等，有權者可以使元權者不敢嗚（用刑罰之類的辦法），甚至不能鳴（用壟斷報紙、電台之類的辦法）。而苦和不平則如故，怎麼辦？理顯而易見，是求有某種力，能夠變不平為平，或說得實惠些，來保障安全甚至幸福。這某種力，究竟應該是什麼，如何取得，問題過於複雜，或者說太大，不好說；只好避近就遠，或說數典不能忘祖，由高高的說起。
最高的，依舊的常識，是天。天，聖賢怕，所以說「畏天命」；帝王也怕，所以要定時祭祀，祭祀之前還要齋戒。如果天真能主持公道，維護正義，人間的不平，以及由不平而來的苦難，就可以沒有至少是減少了吧？小民是這樣希望甚至進而相信的，所以總是欣賞這樣的話「天道福善禍淫。」（《尚書·湯誥》）「天之所助者，順也。」（《易經·系辭上）「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老子》）但希望總是希望，事實呢，大量的循規蹈矩的小民還是備受苦難，不少殺人如麻的在上者還是享盡榮華富貴，最後壽終正寢。事實勝於雄辯，所以就是在古代，也還是有「天道遠，人道造」之歎。
不信天道，有另想辦法的，如苟子作《天論》，就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還有表示痛心的，如楊街之在所著《洛陽伽藍記》裡說「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撐水，昭烈中起，的盧踴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抵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爾朱）兆者，蜂目材聲，行窮梟貓，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為虛說。」虛，實，難證，但總是遠水不解近渴，又語雲，得病亂投醫，於是，放棄天道也罷，半信半疑也罷，而幸福和安全是迫切的，所以不得不另想，或兼想別的辦法，其性質是娘娘廟燒香不靈，只好轉往太上老君廟，或呼天不應，只好降雨圖實際，呼人。
這辦法是許多人想出來的，但可以推孔孟為代表，因為信得最堅，喊得最響。辦法是什麼呢？是求高高在上者能夠行王道，或說施仁政，愛民如子；小民的所求是明確的，用孟子的話說是「養生喪死元憾。」這仁政的辦法是在實況制約之下想出來的。實況是有權元限的高高在上者，而在上者，因為權元限，就可以英雄造時勢，甚至一張口就舉國震動。以這種情況為背景，不只孔孟，就是我們中的一些人，也會相信，「如果」在上者樂於施仁政，小民就可以福從天上來，一切與幸福、安全有關的問題就都不成問題。施仁政是老話，新說法是賢人政治，這就會引來兩個新問題：一是如何能保證在上者必是賢人；二是賢人的所想（女口太平天國要求小民拜天父天兄，然後分住男館女館），萬一與小民的所求相左，怎麼辦？前一個問題更大，只說前一個。
准情酌理，如果不賢，最好是換一個。可是不要說做，有幾個人敢這樣想呢？剩下的唯一辦法，也是孔孟一再用的，是規勸加利誘，如孔說「先之，勞之」，孟說「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規勸；孔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孟說「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是利誘。可謂煞費苦心。而結果呢？理論上有兩種可能，採納和不採納；而實際則幾乎可以說只有一種可能，是你說你的，他干他的。事實正是這樣，如孔孟奔波了半生，磨破了嘴皮，最後還是只能還鄉，或授徒，或授徒兼著書。今天我們看，孔孟的辦法，本質是乞憐，形態是磕頭，其失敗是必然的。這是孔孟的悲哀。也是其所代表的小民的悲哀，寄希望於天道，無所得，轉而寄希望於（大）人，同樣是一場空。
但是又不能不活，而且難於放棄奢望，幸福，至少是安全。於是只好再下降，或說變兼善天下為獨善其身，具體說是寄希望於清官或好官，以求小範圍之內，變欺壓為公道，化不平為平。歌頌好官，推想應該是從有官民之分的時候開始，因為官是既有權又緊壓在頭上的，通例必作威作福，損民肥己，忽而出個例外，從小民方面說，以為送來的是棍棒，卻是麵包加果醬，怎麼能不喜出望外？怎麼能不焚香禮拜？其實還不只小民，即如太史公司馬遷，不是也在《史記》中闢地，為一些循吏立傳嗎？等而下之，古今多種筆記，也是對於這種例外的官的嘉言宣告行，元不津津樂道。小民不能寫，甚至不能讀，但盼望有好官則更為迫切，語雲，有買的就有賣的，於是應運而生，就有了不少好官的傳說。其中最顯赫的是宋朝的包拯，因為小民敬愛，尊稱為包公。其後還有個明朝的海瑞，也許因為晚幾百年吧，卻沒有高抬為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