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上述哪一種原因，事後都讓日本社會認識到：泡沫經濟形成、膨脹的暫時「好處」遠遠抵擋不了泡沫經濟破滅後的危害程度。後者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市場修正樂觀態度的合力所形成的宏觀通縮的現象十分強烈。直到今天，日本國民都無法找到昔日對未來經濟充滿樂觀的人生態度。二是泡沫經濟形成的過度投資能力所造成的產能過剩問題，為泡沫經濟破滅後的結構調整帶來了十分沉重的負擔。日本很多大企業只能通過不斷進行艱苦的利潤創造來填補自己在泡沫經濟時代所欠下的纍纍債務。三是所有經濟活動參與者都遭遇了資產負債狀況惡化的境地。它進一步導致日本經濟惡性循環的狀況。日本政府本想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來修復資本市場的價格體系，以此重新提振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財務狀況，增強市場和經濟的活力，可惜的是，大量的資本被海外投資者當做套利的工具帶出日本市場，並沒有在日本國內形成央行所預期的「資產通脹」效果。所以，直到今天，日本市場和經濟都還沒有走出通縮的陰影。今天，日本的國民已經沒有機會作出選擇，抑制當時泡沫經濟的發展，但是，作為中國大眾的我們卻還有為數不多的選擇權，千萬不能妄自尊大，迷失了方向，斷送了中國經濟本來應該有的良好前景。
三、日本泡沫經濟帶給中國經濟的深刻啟示。
首先，最大的啟示莫過於中央決策部門在經濟處於風險狀況的時候要充分認識到它的潛在發展方向，要作出明智的「防患於未然」的決策，千萬不能寄希望於事後的補救。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在泡沫形成期間的無所作為。對於中國決策部門而言，一定要充分認識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旦流動性過剩真的造成泡沫經濟的破滅，決策部門互相之間在「事前」對其管理責任的不明確和風險認識的不統一等就會在「事後」給中國經濟造成不可收拾的麻煩。
其次，土地問題是日本房地產市場泡沫形成的一個重要根源。由於稅收政策的不健全，日本土地本位的融資制度使得日本地產的泡沫不斷積累，再加上考慮到未來增長的空間（比如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和國土資源有限的事實，也造成了人們對土地只漲不跌的預期。而且，當事後股市和樓市投資的高額收益驗證了人們的這種預期的時候，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傾向就會日益高漲。所以，政府一定要先下手為強，控制地價和房價上漲的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物業稅的盡早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目前這種「只漲不跌」的神話。更令人擔心的是，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創造財富的那種過度的「依賴性」。不可否認，這種依賴性某種程度是由於當前地方稅和中央稅之間稅收「權力」和所需承擔的公共投資「義務」之間的不平衡問題得不到解決所致，但是如果讓這種現象進一步惡化下去，就會導致圍繞「土地財富」發生更為腐敗的尋租行為。這類中國特有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中國今天積累的資產泡沫就會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危險。
再次，千萬要注意不能在金融資產泡沫風險還沒有完全釋放的情況下，去刻意推動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進程。因為後者是「雙刃劍」，尤其是在監管模式跟不上、市場又表現得過於自信或被急功近利的短視投機行為所主宰的時候，金融自由化（比如市場准入和資產價格放鬆管理等）和金融創新（比如股指期貨等）會導致各個合法的經濟主體，甚至不合法的熱錢和洗錢者，都有可能無意或有意地去採取對中國社會不利的道德風險的投機行為，從而放大市場風險。不管怎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等都是「錦上添花」的東西，卻不能認為它們具有「雪中送炭」的特效作用！
最後，通過制度改革和市場化的進程，分散金融體系過剩的流動性，也是讓市場泡沫「軟著陸」的重要手段之一。為此，加強對金融市場投機行為的管理和保證金融市場泡沫風險能夠及時得以釋放，將是提高產業資本相對金融資本實際收益率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另一方面，如果因為我們自身的因素，而讓民營資本和創新資本沒有公平或安全投資的去處，那麼，產業資本迫不得已向金融資本轉移的傾向就會變得更加嚴重，泡沫經濟破滅的風險也會更加明顯。
四個難兄難弟走在一起
「金磚四國」領導人於2009年6月16日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經濟危機後的首次峰會，在2009年9月第二次二十國集團峰會前召開的這次會議引起了各方關注。其會議的主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為了擺脫美國金融大海嘯對本國經濟的衝擊，「金磚四國」首腦會共同呼籲改革現有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要求歐美政府和世界相關的國際組織加強對歐美金融資本的監管和金融服務中的風險提示及信息披露。由於信息不對稱，「金磚四國」在這場危機中，因為外資的突發性撤離，對外貿易和國內投資急劇減少，造成了就業壓力不斷增加、經濟增長放慢的格局。這也使得這些國家信心不足，社會和諧度下降。想要立即擺脫對歐美市場的依賴根本不現實，當務之急是讓它們負起責任，盡快通過有效的救市手段來遏制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同時，我們也要要求歐美國家堅決抵制本國貿易和投資的保護主義傾向。
其次，確立互相合作共同發展的關係。儘管這種關係更多的是來自雙邊，比如貨幣互換、自由貿易協定、合作投資備忘錄等，但是，統一的合作模式會產生較大的規模效應，會推動新興市場國家相互之間的支持和協作，這對改變目前世界經濟失衡結構的意義非同小可。
最後，為了創造更好的合作環境，歷史上遺留的雙邊問題也會在各國首腦相互之間的會談中有所涉及。總之，「金磚四國」首腦的這次會晤，會確立「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舞台上各國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相互合作的戰略，這必將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金磚四國」在「後危機時代」正在面臨以下幾個從未經歷過的挑戰：
第一，如何降低對美國的依賴。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美國經濟的發展就還是會嚴重影響「金磚四國」的復甦和繁榮。而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提高各自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這涉及相關的制度改善、產業升級、市場培育和文化引導。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需要全社會達成共識。無論從哪個國家來看難度都很大，但是為了保證可持續的發展，必須解決這樣的問題。
第二，開放的進程會加快，而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未必得到真正的提高。俄羅斯和巴西都有過失敗的教訓，但是，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還是會影響其提高自己抵抗風險的能力。中國匯率制度和金融體系的改革並沒有徹底完成，經受外部衝擊的能力也有限，面臨挑戰的地方有很多。印度雖然開放程度高，市場化進程快，但是，要發展自己強大的產業，沒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是無法保證產業發展的持續性的。局勢的動盪、文化的衝突以及階層制度所造成的激勵機制的扭曲，都會在開放環境中更加凸現，這會阻礙印度經濟更上一個台階。
第三，「金磚四國」在「後危機時代」，是會發展成六國爭雄的局面，還是會萎縮成只有兩國繁榮的格局還很難說，由於這些國家的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墨西哥、蒙古、阿根廷等國家的後發優勢也不能小看。它們各自向前發展的意識非常鮮明，互相之間的競爭也會異常激烈，由於市場佈局和資源爭奪在這次危機的洗禮後西方國家會變得相對謹慎，機會也有可能會集中在制度建設和開放程度較高的兩三個國家中。
當然，對「金磚四國」而言，戰勝上述的挑戰就意味著抓住了機遇。廣闊的發展空間、低廉的生產投入要素、潛在的市場規模和政府強大的市場化推進意識以及調控能力，都是在目前世界經濟普遍疲軟、復甦動力不足的情況下，「金磚四國」走出危機、率先繁榮的法寶。尤其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在經歷變革和融入世界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外力，而今天這一外力可能就是它們自己的相互合作，相互促進。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中國和其他金磚成員國的積極合作態勢對增強各國走出危機的信心都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當然，合作能否持續還取決於「金磚四國」對共同發展的認識程度和求同存異、和平共贏的胸懷。
我們注意到，「金磚四國」之間的金融合作正在步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巴和中俄之間的貨幣互換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注。而且，筆者認為，中巴模式的貨幣互換在「金磚四國」中可以得到更多嘗試，未來中俄的進一步合作就可以向中巴模式靠攏，即使是中印之間，如果沒有其他政治障礙也可效仿。以下筆者就以中巴為例（其他雙邊關係中也有類似性）進行分析。
第一，中國和巴西都是經濟外向型很高的國家，雙方的貿易結構存在較大的互補性。中國需要巴西豐富的工業生產資源（另外，俄羅斯有豐富的原油和軍事技術資源、印度有豐富的服務和技術資源），巴西也渴望中國價廉物美的消費品。通過使用自己的貨幣進行支付，有利於走出貿易的低谷，而且，還能夠擺脫美元匯率貶值所帶來的市場風險（其他「金磚」國家也有很強的脫「美元主導貨幣體系」的意識）。因為美國的「雙赤字」問題和金融機構的救市行為導致未來美元的疲軟成為一種長期的趨勢，而中國和巴西則是被世人矚目的以高速經濟增長為特徵的「金磚四國」成員。所以，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在伴隨著美元不斷的積累過程中會時時刻刻面臨本國財富流失的挑戰。顯然，採用這種自救方式也是為了擺脫因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疲軟給兩國造成的負面影響。
第二，儘管雙方持有的對方貨幣與美元相比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雙方都非常希望到對方的貿易夥伴國家進行投資。這樣，貿易所帶來的對方國家貨幣的流入又與到對方國家投資的貨幣流出相平衡（貿易和投資所組成的雙邊國際收支保持平衡），所以，從總量上看，短期內不會存在持久的、大量的對方貨幣的頭寸盈餘，也就不會出現我們所擔心的貨幣儲備和金融投資功能缺乏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兩國政府對推動貨幣互換的「雙贏」效果充滿自信的原因。
第三，由於這兩個國家都具有較為強勁的增長潛力，對全球（不是中巴雙邊）而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兩個國家都是一個資本純流入的國家，兩國貨幣都具有趨勢性兌美元升值的態勢，而且，其投資回報率也會高於其他地區。所以，即使中巴之間國際收支不平衡，只要保證本國價格體系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替代美元的機會成本就不會很大。這也是在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召開前，中國公開呼籲用其他貨幣代替美元做國際儲備貨幣的原因，以及巴西在倫敦峰會期間，直接向中國建議用中國的人民幣和巴西的雷亞爾做結算貨幣，抵制和拋棄美元的理由。
另外，對中國而言，貨幣互換還具有以下特殊意義：通過貨幣互換，建立起全球的人民幣「外部網絡效應」。比如，就「結算」這件事來說，目前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我們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瞎折騰，去要求自己的經濟夥伴採取本國貨幣結算非但推動不了本國貨幣的國際化，而且還增加了對方換匯的成本，反而使得轉嫁到本國的商品價格和資本成本不斷增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就是因為對方都已經習慣把本國貨幣或美元拿在手裡，就像今天大家都離不開微軟視窗（本幣或美元）一樣，如果突然間要閱讀「蘋果」系統的文檔（人民幣），那就得額外花費一些成本去另外買一款在微軟視窗（本幣或美元）環境中運行的可以閱讀「蘋果」文檔的特殊軟件（人民幣），才能解決問題。這是多麼的不方便！這就是網絡的外部性！如果我們的貨幣還沒有形成網絡的外部性——沒有到了離開人民幣結算，人們就會感到多麼不方便的地步，那麼我們首先要做的就不是人民幣國際化，而是利用中國經濟的規模性，趁現在歐美經濟都在深度調整的時候，推進人民幣結算的「網絡建設」。貨幣互換就是這樣一種手段，儘管是雙邊的，但雙邊範圍的增加，就會漸漸形成人民幣「交流」的氛圍（如果自己持有的各國貨幣足夠多還可以對沖單種貨幣引起的市場風險）。
不過，從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上講，今後主動形成對巴西和其他夥伴國的貿易逆差，有利於人民幣更多的輸出；而要保證人民幣真正走出去，還是要強化人民幣的儲備功能和金融投資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市場的完善和開放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中國政府正在朝著這個方向有序不亂地向前邁進。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沒有互補的貿易和投資結構，伴隨實物往來的「貨幣互換」可能弊多利少。總之，「金磚四國」的貨幣互換不同於中國以往簽署的貨幣合作協議——僅僅是單純的央行之間進行的貨幣互換（比如中俄之間目前的合作方式），「金磚四國」的貨幣互換能夠提升在金融危機對一國造成衝擊時為保證本幣的穩定所需要的央行的市場干預能力，所以，這種方式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推動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