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要想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主導權（比如人民幣國際化、亞元經濟圈等），關鍵還是取決於亞洲能否率先找到一種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模式（當然包含與之相對應的新技術、新標準等）。否則，美元的主導地位靠其現有的旺盛的技術創新（教育產業）活力、發達的金融市場和一流的品牌及專利等「無形資本」，很難被他人撼動，更不用說被替代。顯然，今天關於下一輪經濟增長模式主導權的「爭奪」已經變得「劍拔弩張」，各國都在馬不停蹄地圍繞「低碳經濟」的理念進行新標準制定和產品研發。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早就提出了「兩型社會」的建設要求（這是中國在低碳經濟社會中爭取發展主動權的一個具體表現），他指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另一方面，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發現，從高碳排放的生產標準和產品製造轉變為低碳經濟，並不一定能夠保證產品的附加價值比以前更高。而且，在轉型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就業壓力、消費能力的約束不僅需要社會上下有放眼未來的共識，也要具備消化這類轉型成本所需要的個人財富能力和社會保障制度。比如美國和日本，當其國民的人均年收入開始達到12000美元以上時，我們才觀察到人均消耗能源的規模在下降。歐洲比較早，在人均年收入達到五六千美元以上時，就出現了和美國、日本一樣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的下降格局。也就是說，歐洲社會保障功能較強，政府公共投入力度較大，所以，舊行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大軍可以通過社會的扶持，解決他們失業所可能帶來的生存問題以及為尋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繼續教育等成本，而在美國和日本，個人要承擔更多的轉型成本。於是，沒有相當的財富積累就不可能形成自發的市場力量，即使是政府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也很難推動，成本會變得越來越大。
中國目前人均年收入是3000美元，要馬上進入低碳經濟的條件確實不很充分。但是，隨著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氣候變化問題的急劇升溫，全球可持續發展道路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基於此，低碳經濟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機會」在於我們具備把符合低碳經濟「高成本」產品的製造現狀轉變為讓市場能夠普遍接受、形成規模效應的低成本的社會消費的繁榮時代，而日本和韓國具有這方面「世界級」的研發和產品製造的技術優勢。如果不能夠把上述各自的比較優勢整合起來，只靠自己的力量去與歐美比拚，結果還是只能回到危機前的「被動」經濟發展的「失衡」格局。
只要大家開誠佈公地進行合作，中國就能夠克服轉型所帶來的巨大成本，同時也能在低碳經濟社會中分享到更多的財富效應。那麼，這種財富效應在健全的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的安排下（這些方面同樣需要我們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定能夠帶來全社會整體的實際購買力的提高，而不是貧富兩極分化的格局。到那時，中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巨大的消費潛力一定會比美國靠濫用「金融創新」催生的消費衝動更可持續也更健康。同時，亞洲經濟共同體中的各成員國，也一定都能夠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後所取得的豐碩的、安全的財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提出的「兩型社會」建設應該成為「後危機時代」東亞經濟合作的共同主題！
日本「泡沫經濟」的命運會在中國重演嗎？
日本泡沫經濟破滅至今已過去整整20年了。對於今天的中國經濟而言，這是一段不能忘記和忽視的歷史事件。就當時的經濟環境來看，雖然跟今天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在形成泡沫的機理和社會對待泡沫經濟的反映上看，兩者卻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不禁使筆者想起在和很多日本學者的接觸中，他們對那段泡沫歷史經常百感交集地說起的一段共同的「反省」：我們當時就是無法區分股價和樓價的一路高歌，究竟是「非理性的瘋狂」，還是意味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為此，本文寫作的目的不在於感歎中國經濟已經陷入了日本式泡沫經濟的深淵，而是呼籲社會上下，在中國經濟進入「後危機時代」的十字路口中，一定要驅散周圍的迷霧，找準方向，去迎接「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千萬不要像日本當年泡沫經濟那樣——事後為「非理性的瘋狂」而付出漫長的沉重代價！
一、泡沫經濟特徵很難識別。
日本在1987∼1990年年初所經歷的泡沫經濟時代也正是日本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的階段，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礦工業生產指數的上漲率即使低於高度經濟增長階段的極佳表現，也分別達到了平均5.5%和7.2%的高水平。尤其是對經濟貢獻最大的固定設備投資增長率幾乎達到了高度增長期的20%。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時代。
但是，當時的物價水平，由於日元在1985年「廣場協議」後大幅升值所帶來的便宜的進口產品增加（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世界經濟處在通縮的陰影中）和日本企業國內供給能力不斷加強等原因，並沒有跟隨當時貨幣供應量的迅速膨脹而上升，而是一直處於較低的狀態。1988年日本批發物價指數的通脹率是0.7%，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通脹率只有0.2%。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年資金在日本的資本市場「沉澱」的烙印：首先受到資金影響的是股價表現，在對美國股災的影響作了「技術調整」後，股價更加兇猛地站上高峰。緊隨而來的是地價在全國範圍內的攀升浪潮，1990年9月日本全國城市地價指數衝上了最高峰，房價也隨之而漲，勢不可當。有趣的是，在那個被事後認為是最瘋狂的房地產泡沫的時代，日本學者的調查結果表明，日本央行官員和新聞主流媒體上從沒有人公開表示過對泡沫破滅的擔憂之辭。
另外，還有一個難以判斷的問題是：日本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否與泡沫經濟的膨脹有關？也就是說，日本企業在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的投資過程中，由於抵押資產的評估價格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不斷攀升而向上調整，所以，不少學者認為：銀行業土地和房產的抵押融資迅速增長，迎合了企業和個人對未來樂觀的期待所帶來的投資衝動需求。這一點可以從泡沫經濟破滅後普遍存在的日本企業「存貨調整」和個人「房產拋售」解決流動性困境的事實中找到佐證。當然，也有不少日本學者指出，日本銀行業在那個時代大量放貸的行為也是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不得不去尋找新的自我生存環境。
還有人認為，銀行信貸膨脹是滿足了新一輪潛在的增長機會所帶來的正常的資金需求，所以，沒有泡沫。比如，當時日本社會上下都在談論怎樣去積極配合七國集團會議所要求的國際收支平衡調整的共識，怎樣「刺激內需」或發展金融市場去吸收越來越多的需要管理的「貨幣財富」。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在探討，如何為企業打造更多更好的國內消費產品，提供成本更為低廉的融資環境等。當時最具標誌性的「話題」就是建立東京國際金融中心——由此帶來的商業樓盤需求和服務業市場的拓展更為當時投資和消費的擴張提供了未來基本面的支持。顯然，日本決策部門很難在那樣的經濟氛圍下，提出加息來控制當時日益增長的資產泡沫！
二、泡沫形成機理十分複雜。
歸納起來，關於造成泡沫經濟膨脹的原因，日本學者達成共識最多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首先，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到股市和樓市的投融資活動中。
當時，房地產按揭貸款給日本銀行業帶來了曙光。它主要表現在三個「亮點」上：一是土地價格在不斷上漲，土地作為抵押品的融資方式被過高評價；二是金融機構自身的融資環境及其融資成本在不斷改善，增加了銀行放貸的衝動；三是銀行傳統的審慎性監管方式沒有隨著風險的增加而及時作出調整。
對於土地價格不斷上漲的現象，除了日本國土有限、買房安居的強烈文化意識等因素支持房地產剛性需求以外，事後日本很多學者還指出當時日本稅收政策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由於在土地取得、持有和轉讓的過程中，日本稅制集中在交易過程中，而持有土地的稅負較輕，這就嚴重影響了市場土地的供給，造成了樓盤價格不斷上升。另外，由於土地價格的扭曲，誇大了土地擁有者的融資能力，這是造成地價泡沫破滅後銀行不良資產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認的是，在這方面，監管模式的落後也為銀行過度放貸提供了「良機」。由於資本充足率在順週期的時候都會因為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效應而增加，於是，銀行會更加放鬆警惕地進行放貸。日本泡沫的破滅不是因為沒有監管，而是因為監管不到位使受到監管的人放鬆了「自律」的警惕性，從而導致信貸膨脹、資產泡沫的結果！
其次，救市政策的「退市」工作沒有完成，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1987年美國股災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各國都在擔心市場的崩盤是否會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發展勢頭。於是各國央行都在降息，向委靡的市場輸送流動性。在面臨日元大幅升值和外部環境惡化的壓力下，尤其是受到當時美國政府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的外壓，日本政府一方面希望通過低息政策來保持日元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想通過寬鬆的貨幣環境來刺激內需增長。尤其是當後期泡沫經濟狀況已十分明顯的時候，日本政府還是沒有輕易加息。
更為主要的問題是，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當時是鎖定在穩定一般物價水平上的。當物價水平較低，而且沒有明顯的反彈跡象，經濟也還在不斷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即使資本市場泡沫經濟的隱患已經很大，但是日本央行也認為自己不能「越權」去控制資產泡沫。事實上，後來日本很多的學者都指出，日本央行對穩定物價的學理認識不清，泡沫經濟的後果要麼是貨幣氾濫造成通貨膨脹，要麼是財富被吞噬、消費和金融投資能力喪失所帶來的通縮加劇問題。不管是哪一種結果，都和央行穩定物價的目標有關，所以央行不能不管！
但是，日本央行當時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種狀況是，明明當時的資本市場是未來經濟發展強盛的一種表現，那麼採取緊縮貨幣政策會不會扼殺日本潛在的經濟增長力？另一種狀況是，明明是一個「非理性的瘋狂」我們卻把它看成是一個「新經濟時代的到來」而沒有採取應有的措施。事後看來當然是第二種情況，而且，從理性的角度來講，即使放過增長的「好時機」，日後再有的放矢、追加投資也不晚，也不會遭受太大的損失。相反，在該果斷應對泡沫的時候遲遲下不了手，這樣造成的危害，只有經歷了泡沫經濟破滅後近20年經濟衰竭的日本，才會感到其嚴重性。如果時間能夠倒流，那麼日本央行所採取的政策一定會重視民生而抵禦美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可惜的是，當初日本央行所面臨的內外環境都不利於它及時地過渡到防通脹和資產泡沫的環節中。
最後，日本社會全體不斷膨脹的自信心遏制了日本政府決策上的調整能力。
日本當時經濟基本面非常良好，這讓日本社會模糊了自己擅長的東西和不擅長的東西之間的差異，更藐視了泡沫經濟一旦破滅後所帶來的深重後果。這種自信心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美國股災後日本經濟「一枝獨秀」的格局十分明顯。無論是經濟增長率、物價水平、投資規模、信貸增長還是「日本製造」的世界影響力，都讓這個資源有限的地理上的小國不斷地演變成為經濟規模最大、技術最佳的世界強國。在對歐美經濟受股災影響的情況不十分瞭解的前提下，日本社會自我膨脹、低估他人的「自信心」壓倒了一切。二是日本經濟的世界存在感越來越強。由於日元升值，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不斷增加，再加上日本製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顯現，日本的企業經營模式被世界各國效仿研究，日本鄙視他人的心態也越來越明顯。而且，日本出口所創造的外匯儲備和日本銀行業的資產規模與日俱增，這使得日本政府和企業作為外國債權人的地位日益顯赫。三是求勝心切。日元國際化和東京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讓日本社會上下忽略了自己金融環境十分脆弱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