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樣，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努力目標應該是為最大程度實現全球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努力發揮所需要的六大基本功能：即費希爾最早提出的基本的「價格發現功能」，再加上「風險分擔、流動性保障、信息生產、公司治理和價值創造」等五大功能。它們之間不是替代關係、獨立關係，而是互補關係、協調關係。只有發揮和協調好這六大基本功能，上海未來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建立起一個「和諧的經濟和金融發展互動關係」的國際金融中心，從而才能保持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較高和較穩定的金融主導權。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上海一定要以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為重要的依托，不能好高騖遠，要先做好眼下物流、航運和貿易所伴隨的大量的金融國際結算業務，從中積累寶貴的市場經驗，同時，也要盡力去完善資本市場、制度體系和人才隊伍的建設，為未來國際金融中心的全面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
都是「金融脆弱性」惹的禍？
直到2007年為止，越南還緊跟中國，保持著世界第二位高速經濟增長的神話。它的產業結構也同中國雷同，沿承著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和低附加價值的服務業占主導地位。它的迅速發展同樣仰仗著投資環境的改善和對外開放戰略的積極實施。
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國家之間由於產業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高度雷同性，形成了較強的競爭關係：中國以明顯的工業化的時間積累（計劃經濟時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財富）和經濟規模的比較優勢還是保持著最強的發展勢頭；而越南則以其在資源和勞動力成本上的比較優勢緊隨其後，不斷向世界展示它「後發」的追趕優勢。
比如，越南人口的識字普及率高達94%，超過中國的85%和印度的65%；由於戰爭等原因，現在越南人口的平均年齡都在24~25歲之間，勞動力的豐富程度超過了鬧「民工荒」的中國。而工資水平，越南的普通勞動者所得只有中國的2/3，中國技術勞動者所得更是越南的2.2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所以，這幾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也包括因為中國投資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從中國退出的外國和中國本土的企業。當然，現在活躍在越南的外商主要還是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等地。它們同樣做著加工貿易，最終產品也主要向美國、歐洲和日本出口。為了在亞洲快速「擠進」小康國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斷推出更加積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它不僅同中國一樣，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性，而且，還提供了更多優惠的外部融資條件，比如允許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和提高對境內機構的參股比例，通過金融開放來降低外國企業投融資中所產生的交易成本（2007年越南股市的「繁榮」程度竟然超過了中國）。
因此，從表面上看，越南延續著東亞發展的模式，而且，又吸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所以，到2008年為止它還在延續著高增長、高就業和人均收入水平明顯改善的良好表現。那麼，為什麼這種良好的基本面會導致貨幣和金融危機？它的爆發是否就預示著東亞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外向依存型經濟結構的不可持續性？從今天外匯占款所引起的中國流動性過剩和越南這次陷入貨幣危機的困境中，引起我們深刻反思的地方確實不少。
首先，匯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戰略（區別於沒有經濟增長的金融壓抑）對東亞發展中國家利用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驅動力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中國和越南的高速增長充分地說明了這一事實。但是，這種金融抑制削弱了本國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運轉機制，削弱了金融資產價值創造中所需要的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監管部門宏觀調控和對金融風險進行監控的能力。
比如，中國和越南的金融體系，長期以來都只關注它對企業融資的重要性（金融壓抑就是這種思維的具體反映），卻忽視消費者對金融資產的價值創造功能的正常需求和由此產生的對金融資產交易的雙方進行有效的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管的需求。因此，一旦出口帶來的巨大財富，（即使）出於保值的功能，進入了一個功能缺失的金融體系，就很容易產生資產泡沫，由此產生強烈的財富膨脹的市場預期和追逐價值增長的投機行為；尤其是目前輸入型通脹的惡化（因為越南和中國的高速工業發展都對境外工業資源有很強的依賴性），更是加速了這種追逐金融資產價值以對沖購買力下降的投資行為的擴張，從而也就不知不覺地埋下了隨時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種子。當然，資產泡沫產生並不意味著金融危機這一種子一定會發芽結「果」，越南之所以會爆發金融危機，還有一些其他金融脆弱性問題。
其次，對國際收支不均衡（外匯占款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處理方法，如果選擇不當，不僅不會改善國際收支問題，而且還會降低本國抵禦外部投機衝擊的能力。
越南為了盡快縮短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發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不斷在積極改善外商投資的環境，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貿易增長。雖然它也認識到這種發展模式會帶來像中國那樣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從而模仿日本和東亞的發展模式，通過大量進口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的器械和工業原材料（日本是進口高附加價值的最終產品作為研發的對象，東亞是民間企業進口工業生產所需要的中間品）來緩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流動性過剩），但是，這一做法卻擴大了貿易逆差；再加上由於輸入型的通脹不斷惡化，越南在價格上的國際競爭力明顯衰退，因而出口能力急劇下降。這都削弱了政府利用厚實的外匯儲備干預市場的能力（越南現在的外債規模已經高出了它的外匯儲備），從而增加了投機資本尋求一本萬利的「衝動」。事實上，這一點，越南又犯了1997年東亞危機前受害國家曾經犯過的共同錯誤，因為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遭遇了「小國的痛苦」。
相反，中國政府卻高度重視外匯儲備對本國現有發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頂住貿易摩擦的壓力來維持出口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面，又通過主權基金、國內企業或機構的海外運作或投資來重視資產價值的保值功能。可惜這一戰略是出於中國這一「大國」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誘導為「大國的威脅」之舉。因此，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解決「一進（出口帶進的外匯）一出（海外財富增值）」的問題，那麼，也會因為經濟增長放慢或流動性過剩所引起的資產和價格的泡沫而斷送掉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長奇跡」。這恰恰是中國今天的最大煩惱。
最後，東亞的比較優勢和所選取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絕對不允許我們在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急功近利，急於求成。
如果過早的因為想要吸引外資而急於搞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那麼，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出現惡化的趨勢，資金走向就很容易背離實體經濟發展。那時國內的金融體系和監管機制如果再不能抵擋由此帶來的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入和無法預料的資本外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切條件到那時就完全具備了！
而且，危機後重建家園的自理能力，也因為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而變得異常艱難。恢復得快與慢，只能取決於危機後外部環境的好與壞。尤其是採取外向型發展模式的經濟大國，受到危機衝擊後的損害程度會更加明顯，恢復起來需要的時間也會變得更長。越南正是因為過早和過度地開放了資本賬戶，所以，當成本推動型的通脹程度日益惡化的時候，政府的價格（匯率和利率）調整能力在對外依存型的經濟結構中，就變得十分有限。
越南曾經策略性地調高匯率和利率以沖銷通脹壓力，但反而破壞了其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模式，再加上美國次貸風波的影響，嚴重抑制了其出口的步伐；而另一方面，金融開放度過高，又超越了政府（數量）調控和監管的能力。游資很容易利用越南扭曲的金融體系來獲取「無風險」的收益，我們所看到的股市和匯市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正是投機資本猖獗的具體表現。
當然，越南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失誤——容忍股價高位的時候進行大規模的首次公開募股，也是導致股市泡沫崩盤的原因之一。另外，監管體系不嚴——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防火牆不起作用，以及只控制商業貸款規模而沒有堵住銀行資金大規模入市的現象，也促成了2007年股市瘋漲和2008年越南盾大幅貶值的不良結局。再者，美元的大幅貶值和美元利率的不斷下調，也促使一部分全球金融資本去新興市場尋找新的扣除投資風險後的高收益地帶，而開放度高但金融體系脆弱的小國——越南，就成了它們較為滿意的投機對象。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業率增加，投資放慢和經濟增長減速等現象同樣會成為這次越南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衝擊後所造成的慘痛結果。
中國沒有放開資本賬戶，雖然熱錢的湧入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渠道也在加劇，但是大規模獲利回吐的交易成本和監管風險要比金融開放度高的越南大得多。在慶幸越南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傳染效應有限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亞洲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怎樣才能持續？總之，筆者感到東亞模式的「勝算」變得越來越小，所以，我們應該加快結構調整——通過一個由健全的金融體系所支撐的內需主導的國內市場來緩解我們對外高度依存的經濟結構，從而保證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越南的事態還在發展，危機收斂和放大的可能性同時存在。但是，我們已經有過東亞危機的深刻教訓，而且，已經在區域金融合作上有了實質性的進展，所以面對這次危機的處理能力一定會大大加強。東亞發展模式的致命弱點就在於金融的脆弱性，所以，這就更需要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來跨越本國受到外部衝擊後所表現出來的有限的抵禦能力，從而戰勝外部投機資本的挑戰，提高政府干預市場的威信和效率。如果這一合作在這次越南金融危機的處理中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那麼，反過來這種缺乏激勵機制的合作模式就更加會促使東亞各國加快本國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改革步伐。但願這些年越南實體經濟的良好表現和紮實的增長基礎，能夠使其扛過金融脆弱性（內生於上述的東亞對外依存型的增長模式中）引起的這場危機對它的嚴重侵害！
都是美國人惹的禍嗎？
對東亞這種以出口導向的製造業治國戰略的國家和地區而言，無論是2008年上半年要素市場（原油和鐵礦石等）價格的狂漲，還是下半年全球金融大海嘯的迅速蔓延，「打擊」都是難以承受的。東亞增長模式的代表——日本，在2008年年底連續出現了嚴峻的負增長現象，引起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日本學界、業界和決策層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日本經濟的衰退是否是美國人惹的禍？日本為什麼在面對這場危機時會顯得那麼疲軟？日本又應該從這場危機中學到什麼？日本經濟今後該如何發展？當然，他們所思考的這些問題對與之保持密切經濟往來、發展模式又相近的中國而言，同樣也是很有意義的。
第一，擁有高技術附加價值的日本產品，在歐美市場上開始出現「賣不動」的問題是從2008年年中開始的，因為日本各大企業的存貨開始明顯增加。事實上，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歷了10年漫長的調整時期，日本企業已經學會了如何輕裝上陣。所以，這次意想不到的企業存貨增加確實給日本經濟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問題，很多日本企業家認為是對金融大海嘯的本質和嚴重性認識不足，沒有及時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才使得日本很多企業在2008年上半年還處於贏利狀態，但到了下半年就因為客戶支付能力的下降和銀行的惜貸行為，導致企業正常運轉所需要的流動性出現了嚴重不足，進而導致企業停產歇業的現象日趨嚴重。
第二，日本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日本企業長期積累的結果。雖然這些年來投入的經費在減少，但是，在日本，產品的研發和創新是在企業內部完成的，所以創新過程中的交易成本、人力成本會和美國市場化機制的創新成本有較大的不同。總之，日本企業2008年開始出現的利潤下降問題還有其他深層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