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日本的低息政策雖然有利於日本經濟的復甦，可是這一寬鬆的貨幣政策也使得日元套利交易的融資活動成為了當時全球投資的引擎。在「高度恐慌」的情緒下，一旦市場傳出與美國次級債有關的負面消息，全球股市就會大跌，尤其是金融類股票就會普遍遭到拋售。與此同時，外匯市場上的「套利交易」迅速退潮，投資者拋空美股，做多日元，償還套利融資債務，由此造成日元匯率大幅反彈。於是，這就造成了美股跌、日元漲的共振態勢。股市暴跌、外匯市場無序震盪，這迫使歐洲央行率先採取注資救市行動，處在風暴中心的美聯儲也不得不加入救市的行列，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澳洲聯儲隨後也都被拖下水。
實際上，美股道瓊斯指數走勢和美元兌日元匯率走勢之間所顯示出的相當高的關聯性已經充分說明了套利交易市場力量的強大。正是這種套利交易，讓我們感受到了市場和美聯儲之間的激烈博弈。大批機構投資者通過改變自己的日元頭寸來影響和「操縱」股市與匯市的「共振」方向，這迫使美聯儲頻頻出手救助市場，從而讓資產價格按照機構投資者事先安排的方向變化，而他們就可以從中在所預期的價格「高位」上獲得這種「時間套利」所帶來的巨額利潤。
與此同時，注資所托起的價格再次因獲利回吐的投機行為而下滑。這一趨勢又迫使美聯儲不得不進行新一輪的注資計劃。否則，市場信心的缺失會使危機更加惡化，進而蔓延到實體經濟部門。因此，美聯儲就是在這樣進退兩難的選擇中跟市場「周旋」。實際上，這不但是美聯儲等央行在2007年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估計也會是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不斷上演的「惡性循環」。
五、滯後的風險管理。
通過比較美聯儲在1987年股災、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危機、「9·11」事件以及這一次的次級債風波中的應對方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平息金融市場混亂方面的成功，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美聯儲的這些救市行為所存在的缺陷：
首先，救市可能會進一步滋長道德風險。從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到次級債風波，似乎就是一出舊戲重演，唯一變化的是「捲入風波」的對象已經擴展到了外國的金融機構和中央銀行。這種「綁架效應」實質上是另外一種更嚴重的道德風險。
其次，救市可能會更加扭曲收益和風險之間的不匹配關係。相關的次級住房貸款機構除了通過衍生債券發行得到了一次風險補償外，政府的注資有可能又給了它們一次補償。而真正受害的不知情的住房者和外國投資者卻因為得不到足夠的補償，而不得不承擔自己收益之上的風險。也就是說，把「高收益」捏在手中的人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高風險轉嫁給不知情的其他「低收益」的投資者。
總之，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級債風波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現代金融風險的本質。它不僅反映了市場風險，還包含了更深層次的國家風險。這一事件充分展現出現代消費者信貸業務的風險與以往傳統商業信貸風險完全不同——系統性風險的程度、深度和波及範圍大大超過了我們現有的認知，這給任何國家既有的風險管理模式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如素有「債券之王」美譽的債券基金經理、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資官比爾·格羅斯所說的，次級按揭抵押債務市場長期以來缺乏透明度、信息嚴重不對稱，監管層則置身事外，這使得該市場長期積累的問題在蟄伏很長時間後，出現了大爆發的情景。而等投資者意識到風險之際，一切為時已晚。
誰「慣壞」了華爾街的精英們？
世界經濟的「失衡發展」終於使得貿易逆差和資本流入大國——美國，爆發了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這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很容易波及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出的亞洲國家。從2008年4月份美國貝爾斯登公司破產被托管之後，7月份「兩房」——美國房地美公司與房利美公司危機爆發引發當地民眾瘋狂擠兌潮，9月初美國政府被迫承諾接管「兩房」。9月15日，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佈破產，同時，美林證券公司也將以500億美元被迫出售給美國銀行。半年來，美國已經失去了前五大投資銀行中的三家，只剩摩根士丹利公司和高盛。2008年9月16日，美國政府又宣佈向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850億美元緊急貸款。之所以要拯救美國國際集團而非雷曼兄弟公司，也是因為該保險商與其他實業投資公司和零售產品商有著廣泛的聯繫，並承擔著美國社會保障的功能。更引人深思的是，這場風波還讓世界外匯儲備資產最豐富的國家和地區的「托管」資產出現了嚴重的縮水，並且更進一步導致這些國家不健全的金融市場震盪不已。
當然，這場風波最主要的責任在於那些被世界「過剩的流動性」寵壞了的華爾街精英們。因為他們掩蓋了風險的事實真相，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的能力，吸納可能得到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任何一點兒流動性，來完成他們高收入的目標以及享受轉嫁風險後的「快感」，所以，才造成了今天連美國監管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的「認知」風險——至今為止還無法估測這場次貸風波所形成的黑洞究竟有多深。從這個意義上講，事態遠沒有結束。
另一方面，美國監管部門和美國決策部門為了追求眼前經濟向上的政績或滿足於標準化的監管模式，而默認或忽視華爾街的創新業務透支美國經濟基本面所能支撐的市場規模。這就造成了華爾街的創新業務的「道德風險」毒瘤在不斷滋長。所以，今後加強對人的監管、提升風險和收益匹配的激勵機制，就是留給全世界監管部門的艱巨任務。當然，這場金融海嘯使得很多金融巨鱷們紛紛破產、重組或收窄它們曾經輝煌一時的核心業務，這也讓一大批華爾街的精英們現在暫時無家可歸。可是，全球金融市場的財富管理機會隨時都在等待著這批精英們去繼續施展那些難以被他人替代的才能！新加坡政府當時就在大批高薪引進來自華爾街的金融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並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
而且，雖然2008年美國出現了很多人無家可歸、很多投資者的債權打水漂的狀況，但是，他們在經濟繁榮的階段，不理性的透支買房的行為和過度的消費行為，也為房貸市場非理性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美國消費者對華爾街的過度自信以及他們根深蒂固的「透支」消費文化，不知不覺之中讓自己走上了不歸路。他們甚至還認為，集體投資行為的失敗，一定會得到政府事後的保障。所以，在華爾街的「安排」下，大眾的資金參與規模和群體範圍會變得越來越大，直接威脅到整個社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事實上，華爾街綁架了監管部門，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下，華爾街也綁架了各國央行！全球救市就是這一「道德風險」行為的最好佐證。
此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只有透支消費文化，只有華爾街「非凡」的投資才能，在美國日益標準化的監管環境下，泡沫很難無限吹大。這裡，筆者要強調的是：正是因為大量的外資流入，增強了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為金融創新業務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糧食」。由於境外資本對華爾街的運行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理財能力的不對稱」問題，再加上美國監管部門落伍的監管模式，造成了美國金融創新業務的扭曲發展，以至於事後的金融震盪波及全球每一個角落。
歐洲市場金融體系的相對強勢，使其有能力直接參與美國的次貸業務，造成的損失當然也是無與倫比的。而東亞製造大國，因為自身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管理外匯財富的能力有限，所以，大多數都採取了間接投資的保守方法，本以為「低收益」的資產風險就會最小，結果卻承擔了資不抵債的高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猛烈衝擊。「兩房」債券的巨額損失，國家主權基金的投資迷茫，在雷曼兄弟公司等投資銀行托管業務上風險敞口的放大等——東亞國家捲入這些風險的程度非同小可。東亞國家政府為處理事後的危機所付出的救助力度也不可小視！現在，東亞國家都在痛苦反思：自己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由於內需不足，只能讓透支消費的美國來消化，結果獲得的美元財富，又因為金融管理能力有限，在這場風暴中，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東亞國家今後必須要考慮內需支撐的增長模式和大量美元需要運作的亞洲美元離岸金融市場的培育和發展。
作為中國而言，目前我國應對金融風暴挑戰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保證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目前關鍵就是要保證消費者對金融體系穩定的信心，要堅決避免不必要的擠兌風潮導致本來完全能夠維持的金融機構不得不破產。這就需要政府充分迅速地掌握因為持有美國金融機構的債權和股權資產而暴露的風險敞口狀況。必要的時候，對一些影響較大的金融機構注入資金，以保證市場的信心，避免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負面傳染效應。當然，迫不得已的話，我們甚至可以學習美國對問題機構的處理方法，即導入有效的破產和重組方式。
其次，中國資本的走出去既要謹慎也要抓住機會。雖然，前一個階段，中國資本海外投資的業績十分糟糕，那只是因為我們的經驗不足和對美國金融風險的管理能力欠缺。現在我們有了血的教訓以後，就不能產生畏懼的心理，而要將此次金融危機看做是一次寶貴的投資機會，尤其是要對資源型和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給予更多的關注。這裡還要注意的是與美國監管部門的周旋，不能因為現在流動性短缺，就不得已容許我們進場救市，而到市場企穩之後卻拿出國資背景的理由阻礙我們擴大收益的再投資行為！否則，我們真的只是去為美國不負責任的金融創新業務的損失而單純地埋單。
最後，人民幣要抓住時機「國際化」。在「紙幣本位」的時代，擁有國際貨幣地位的債務國比沒有國際貨幣地位的債權國更為有利，這就是美國次貸危機給中國這個製造大國上的最深刻的一課！當然，我們要考慮自己的國情，不能急於求成，否則就會像泰國那樣，金融市場的過快開放反而把自己引入了金融危機的深淵。但是，我們可以先發展美元的離岸業務，亞洲擁有全世界2/3的外匯儲備，這麼龐大的美元資產如果能夠重起爐灶，在中國進行投資保值交易，那麼，將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產業結構的轉型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中國經濟的規模不斷做大，與中國貿易和投資往來的國家或地區也越來越多。而且，隨著中國越來越強大以及人民幣的不斷堅挺，這些夥伴國家的經濟主體越來越願意持有人民幣和用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來進行保值。因此，中國政府在這些地區發行人民幣債券，對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後，等時機成熟（主要是外向型產業結構轉型成功之時），再讓人民幣匯率完全走向市場化，讓人民幣成為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並借此機會，真正完成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所有義務和環境建設。那時，中國的經濟命運就真正掌握在了我們自己的手中。
事到如今，美國政府能力挽狂瀾嗎？
當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突然遇到「外創」，造成失血過多，危及生命的時候，當市場不知真情，以為別國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現象遲早也將會發生在自己本國金融體系內，而造成了恐慌性的「防衛」舉動的時候；一國政府為了防止金融體系因突發性失血過多而造成死亡的危險，毫不遲疑地修復傷口，及時輸血，提升市場的信心，這對盡早恢復健康的金融體系的功能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金融體系自我造血的功能已完全喪失，那麼，靠外部輸血來維持脆弱生命的代價，就自然無法想像，也令人無法接受。
2008年與美國經濟及金融關係密切的國家，幾乎都和美國一樣，其政府都採取了上述對付流動性危機的應急措施。尤其是2008年9月，美國政府啟動了大蕭條以來最為龐大的金融體系救助方案：首先，它動用了500億美元的資金，為防止貨幣市場基金可能出現的贖回風潮進行信用擔保，因為事實上，自雷曼兄弟公司進入破產程序開始，投資者就已經從貨幣市場基金中贖回了890億美元！其次，限制對799只金融股的做空行為，以保證市場健康運轉所需要的流動性。再次，美國政府又拿出5000億~8000億美元，效仿1989年解決美國儲蓄信貸協會因房地產市場蕭條而造成信用危機的做法，成立救助信託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為了與1990年的RTC機構加以區別，美國學者稱此次的RTC為「RTC2」），接管美國主要金融機構的壞賬資產，以盡快恢復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防範大眾「擠兌」風潮的大面積擴散。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資產價格向其內在價值的回歸，政府再慢慢消化這些從間接金融體系中剝離出來的不良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