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時代、鍍金時代和黑鐵時代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最可哀歎的事情之一就是，那個全球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世界經濟將會進入長期的低迷，等待風浪過後繼續出海的人們在海邊會等到望眼欲穿。或許，只有爆發一次新的技術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經濟，但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未來的主導產業將是什麼。如果我們能夠趕上新興產業的快車，就能搶佔經濟增長的制高點。但在這次洗牌的過程中，手氣不好、行動遲鈍的選手將被無情地淘汰出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長達近2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時期。然而，在這段時期的頭10年和後10年，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增長質量有著顯著的差異。如果說1991∼2000年是全球經濟的「黃金時代」，那麼2001年以來則是全球經濟的「鍍金時代」。
經濟增長靠什麼？無非靠更多的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20世紀90年代，資本、勞動力以及科技進步這三種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同時對生產力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首先，前蘇聯、東歐國家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對外開放，全球化覆蓋的人口數量急劇提高。其次，信息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迅猛發展，並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方式、產業佈局、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生產方式的變革實現了生產鏈條的無限細分、隨意組合，國際貿易實現了從產業間、產品間貿易到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的轉變，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大大增加。最後，信息技術革命帶動了美國股票市場的繁榮，而股票市場的繁榮又促進了對技術創新的投資。在這段時期裡，全球各主要股指漲幅均在100％以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IT行業，推動了信息技術的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礎設施建設。更為幸運的是，由於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富餘勞動力，「工資價格螺旋」的通脹傳導機制被阻斷。儘管資產價格急劇上漲，各國央行大量增發貨幣，但通貨膨脹卻始終沒有出現。快速的信貸擴張和高增長、低通脹共同構成了一個「黃金時代」。
進入21世紀之後，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經濟增長的質量逐漸下降。首先，技術進步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信息技術帶動的科技革命到2002年基本告一段落。2001年以後，美國研發投入的GDP占比一路下滑，新的科技革命遲遲沒有出現。發達國家在這段時期已經習慣於通過離岸生產和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而非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競爭力。其次，全球範圍內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比如，中國於2004年起，職工平均實際工資水平開始上揚。連中國這樣勞動力充裕的國家，也一度出現了「民工荒」。最後，資產價格泡沫日益氾濫，並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2002年之後，美國通過連續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消費，尤其是住房消費，導致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在2002∼2005年間出現了異常火暴的局面，但2007年之後，次貸違約率的提高最終刺破了泡沫，並使得美國經濟陷入了一次空前的危機。
當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停滯之後，我們遇到的將是混亂和悲觀的「黑鐵時代」。失業率居高不下將會成為困擾全球各國的難題。這次危機之後，高失業率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有些部門的就業機會將像渡渡鳥一樣從此絕種。伴隨著高失業率到來的將是愈演愈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儘管金融危機的地震已經過去，但是，金融市場上仍然會餘震不斷。蟄伏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大量過剩資本隨時有可能決堤而出，能源、初級商品價格可能在國際游資的追逐之下，出現巨大的泡沫。
對於中國來說，這意味著發展戰略必須調整。在過去20多年裡，有兩個火車頭拉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一個是全球化，另外一個是城市化。如今，全球經濟將會進入長久的低迷。美國居民將會被迫提高儲蓄率，縮減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中國的出口進入了一個漫長而漆黑的隧道。全球化的列車晚點了。很多坐車的人等不到下一班車到站，紛紛要求退票換車。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城市化的列車超員了。從全球化列車上下來的乘客爭先恐後要擠上城市化的列車。2009年，中國的房地產業幾乎在一夜之間，從冬天邁入夏天，房價不停地上漲，地價不斷創出新高。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對助長房地產業的「繁榮」負有直接的責任，但是，上車的人多，車上的座位少，也是導致房地產業異常火暴的另一個原因。在擠車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黃牛黨」，他們的真實意圖不是為了坐車，而是為了炒作車票。先占座，占好座，再倒賣車票。這些投機者看準的，就是想上城市化列車的人會越來越多。
冷眼旁觀，城市化列車已經超載了，這輛車出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沒有擠上車的人或許會覺得遺憾，其實，沒有什麼好遺憾的。我們沒有上車，但是會更安全。
大國自穩
談論中國崛起的聲音越來越多。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的GDP規模什麼時候會超過美國呢？2020年？2030年？2050年？答案或有不同，但這似乎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或許，用不了一兩代人，我們就能看到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但是，這樣的判斷是非常有誤導性的。與其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不如說是美國的世紀。在未來至少50年的時間之內，美國在全球的勢力都是很難撼動的。2008年，美國的GDP總規模為14萬億美元，超過了緊隨其後的日本、中國、德國和法國的總和。美國地廣人多，資源豐富。比如說，儘管美國進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但實際上，美國石油產量大約為沙特阿拉伯的85%，其天然氣產量僅次於俄羅斯。美國建立了橫行全球的龐大海軍，凡是有海洋的地方，就有美國的勢力。這支海軍不僅保證了沒有國家能夠入侵美國，而且還控制了全球貿易體系。還有經常被人們忽視的一點是，美國提供了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市場，這成為美國和其他國家討價還價時候的巨大優勢。當年簽訂《廣場協議》廣場協議：1985年9月，美、法、英、德、日五國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下協議，迫使日元升值。——編者注的時候，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幅度比美國原本希望的幅度還要大！其原因就是日本擔心如果升值的幅度達不到美國的要求，美國就會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
我相信中國的經濟實力將會越來越強大。但是，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從基因上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因素。中國的大戰略不是挑戰美國的權威，做新的霸主，而是如何保持中國的穩定，繼續推動中國自身的發展。中國人的希望很簡單，無非是自己過上小康生活，最好世界上能出現大同社會。
但這樣低調而務實的目標，實現起來也有很大的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30年裡保持了9%以上的速度。但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遠保持高速增長，中國也不例外。一旦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潛在的風險就會被釋放出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2000多年來遇到的最大挑戰，主要是內部的不穩定。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在《統一與分裂》一書中談道，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時間幾乎同樣多。固然，在現在的政治體制下，發生歷史上的軍閥割據的可能性已經幾乎沒有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在過去20多年的對外開放過程中，東西部的差異已經越來越大。東部的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但西部的貧困仍然觸目驚心。
東部的發展一方面靠來自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另一方面也靠來自西部的勞動力，甚至西部的資本也被吸乾，轉移到了東部。東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2）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財政體制的建設，但遺留下的問題也很多。地方的財源越來越枯竭，地方財政最多不過是吃飯財政，要想建設和發展，就得另外想辦法，要麼從銀行借錢，要麼靠賣地圈錢。這使得地方政府變得越來越像斂財的機器。（3）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省區規模過大，行政層級過多。美國有51個州，俄羅斯有80多個聯邦主體，包括加盟共和國、州和直轄市等。中國卻只有30多個省級行政區劃。中國的很多省，從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來看，都不亞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
假設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而地區間的差異擴大，各地政府將更為激烈地爭奪資源。東部地區將越來越向國際市場靠攏，而西部地區則會日益依賴中央的輸血。各地將競相實施保護主義，以保護本地的利益。考慮到省、區的規模如此之大，如果地方政府實施保護主義，能夠獲得的收益也會相當可觀，這無形中鼓勵了各地之間畫地為牢。地方政府捲入經濟活動程度越深，與中央宏觀政策之間越可能出現衝突，地方就會有更大的積極性遊說甚至要挾宏觀政策的制定。過去20多年裡，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各地政府之間的「錦標賽」競爭，這種競爭發揮了地方的自主性，提供了各種政策實驗和制度創新的機會，也極大地改善了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的發展。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未來20年內，導致中國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將是這種越來越無序和低效的地方競爭。
未雨綢繆。為了消除未來不穩定的隱患，首先，需要調整中國的發展戰略。我們不能再繼續鼓勵出口、鼓勵吸引外資、鼓勵東部地區搭乘全球化的快車，而把負擔沉重的西部地區拋棄在站台上了。為了追求更為平衡的發展戰略，我們必須打通貫穿中國東西的交通體系，改革交通運輸的管理體制，使得物流和人流能夠暢通，大幅度地降低西部地區發展經濟遇到的交易成本瓶頸。我們還要切實提高西部人民的收入水平，把東部的企業家和資金吸引到廣闊的西部市場。其次，財政體制改革已經到了攻堅戰的時期，而且，這樣的改革不應再僅僅是單兵突進，而必須是全面推動。釐清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使得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用於提供和改善公共服務，而非千方百計地招商引資，賣地買房。最後，行政區劃改革早就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省級行政區劃必須增加數量、縮小規模。2000多年前，賈誼在《治安策》中就提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如果省級行政區劃的規模縮小，地方官員的行為模式將會有很大的改變，各地經濟競爭的是哪裡最開放，最守規則，因為地方的規模越小，保護主義的收益就越小。從國際上看，最為開放的國家幾乎都是小國。
大國崛起固然值得期待，但那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非主觀努力的方向。在當前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下，崛起事小，穩定事大。
新興大國爭的是第二名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新興大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日隆。在金融危機之前，新興大國的崛起就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在發達國家召開8國集團峰會的時候，邀請新興大國出席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包括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在內的20國峰會風頭甚至壓過了傳統的8國峰會。2008年11月底的華盛頓峰會、2009年年初的倫敦峰會以及2009年9月的匹茲堡峰會，都引領著全球國際經濟調整的步伐。
新興大國的崛起，一方面是因為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增長表現明顯好於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的經濟地位受到了挑戰，在某些問題上，它們不得不考慮和接受來自新興大國的意願。同時，為了增加其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讓新興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它們也會誘使新興大國加入到「遊戲」當中。
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興大國，看來是意氣風發，到了該大展宏圖的時候了。新興大國的崛起，勢必要求對舊有的國際政治經濟利益格局進行調整，因此，它們會更多地提出改革甚至革命的呼聲。從表面上看，攻守之勢異矣，美國作為舊的霸主將逐漸衰落，新興大國作為未來的霸主將日益興起，未來的角逐將爆發在新舊霸主之間。
但是，這種判斷很可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