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包括：第一，歐洲經濟如果下滑，將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儘管對「歐豬五國」的出口僅佔五國出口總額的3.5%，但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7%。中金公司的分析指出，2008年我國出口的下滑速度大大快於貿易夥伴的經濟下滑速度，正是因為國外進口商難以獲得貿易融資，因此，一旦金融市場又出現動盪，對我國的出口打擊較大。第二，美元升值使得國際原材料價格大幅下滑，有利於降低我國的進口成本，抑制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第三，歐元走弱使得人民幣伴隨美元升值，短期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可能會暫時趨緩。據中金公司2010年5月11日發佈的報告，「人民幣在最近一個月對歐元升值7.6%，對英鎊升值3.1%，對其他新興市場貨幣也明顯升值」。
我國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可採取的對策包括：
首先，應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視為一個長期問題，密切跟蹤其發展態勢，並準備相關的預案。在當前階段，鑒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尚未塵埃落定，我國不宜參與和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救助歐盟的合作，也不宜購買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從目前的形勢判斷，歐洲主權債務將會繼續惡化，未來可能會出現針對歐洲債務危機的國際談判，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為應對拉美債務危機出台的佈雷迪計劃，我國應提前研究，準備預案。
其次，在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應提高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的靈活性和應變性，並加快結構性改革。從增加政策靈活性的角度來看，如果世界經濟形勢較為穩定，應繼續堅持緊縮政策，如果出現較大的外部風險，也可考慮推遲加息、升值政策；從增加政策應變性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增加新的投資項目儲備，尤其是在環境保護、國土整治、教育衛生等方面的項目，同時可以加速資源價格改革，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以便更好地調整產業結構，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最後，應該吸取歐洲貨幣合作的教訓，在推動東亞經濟合作的過程中，避免陷入歐洲式的陷阱。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可以看出，歐洲的貨幣合作儘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其內在的缺陷仍然較多。比如缺乏相應的預警機制、貨幣政策統一但財政政策分立、缺乏退出機制、成員國差異較大等。歐洲主權債務爆發之後，甚至有很多關於歐元即將破產的言論。我們認為，無論是希臘或德國，退出歐元區的成本均太高，歐盟分崩離析的可能性很小。不過，這次危機也提醒我們，在推動亞洲經濟合作的時候，應對借鑒歐洲的經驗採取更為審慎的態度，不宜過早加入機制化的貨幣合作。
下一個主權債務危機在哪裡？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金融機構如同多米諾骨牌，一張接著一張倒掉。但是，從2009年年底的迪拜危機開始，到至今陰霾未散的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似乎預示著國家違約的風險已經超過了金融機構。如今，人們一般認為，政府的信譽比企業要高，因為企業可能會破產，但國家是很難破產的，國家有能力動員各種資源，用於償還債務。但是，如果是企業或個人違約，債權人可以將之訴諸法庭，國家違約之後，有什麼機制能迫使國家履行償債義務呢？在古代歷史上，政府違約的例子舉不勝舉。即使到了近代和現代，也仍然有大量的政府違約事件。伯仁斯坦（Borensztein）和帕尼茲（Panizza）在200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到：1824∼2004年，拉丁美洲國家有126次政府違約，非洲國家有63次違約，亞洲國家的違約率最低。
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錢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在第三世界網絡的刊物《第三世界復興》（ThirdWorldResurgence）2010年2月的封面文章中指出，發展中國家政府違約，往往爆發在信貸急劇膨脹之後。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爆發債務危機，就起源於向外國銀行的大量借款。外國銀行突然增加對拉美國家的貸款，是由於20世紀70年代石油衝擊之後，巨額資金流入國際銀行。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一是借款規模過大，二是突然遇到了外部衝擊。在經歷了這樣的痛苦之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借外債甚為警覺。中國在對外開放之後選擇以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要的利用外資的方式，也是因為吸取了拉丁美洲的教訓。
但在過去10年中，由於發達國家普遍實行低利率，國際金融市場上又充斥著大量資金。這些資金主要流向兩個地方：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貸款，以及對發達國家政府的貸款。正是這些變化，帶來了新的主權債務危機，而這次的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將爆發在發達國家，甚至是核心國家。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在2009年12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談道，到2007年，20國集團中主要的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80%，而這一比例比20國集團中主要的發展中大國要高一倍。到2014年，預計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將超過120%，為發展中大國的3倍。除此之外，遭受金融危機打擊較大的發達國家還存在著救助金融機構帶來的大量隱含債務，這會使發達國家的債務負擔更重。
下一個主權債務危機可能爆發在什麼地方？當前市場上最為擔憂的恐怕是英國。據說，國際金融市場上做空英鎊的資金已經是當年索羅斯投機英鎊時的八倍。除美國外，英國是各國政府中拿出最多資金救助金融機構的國家，這些救助可能會在將來轉化為財政成本。英國除了金融業，幾乎沒有其他支柱產業，但英國銀行體繫在危機中遭受了巨大損失，至今依然面臨諸多風險。人們擔心，一旦英國的數量寬鬆貨幣政策退出之後，英國銀行業可能再度陷入困境。英國銀行業對建築業和商業房地產部門存在巨大的風險敞口，進一步虧損的風險較大。英國銀行業還持有相當多的政府債券。
根據摩根大通的估計，2009年第二、三季度，英國四大銀行持有約700億英鎊（110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一旦政府債券的信用評級被調低，或市場上認為政府債務有違約風險，都將導致銀行資產質量將急劇惡化，銀行業將損失慘重。更為微妙的是，英國已決定在2010年5月6日舉行大選。布朗的執政能力近來備受質疑。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工黨的支持率已經跌至28%。預計下一屆英國政府很可能是多黨聯合執政的政府2010年5月11日，英國已成立以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的新政府。保守黨領導人卡梅倫任首相，自由民主黨領導人克萊格任副首相。——編者注，但這樣一個派系紛爭、缺乏權威的政府，如何才能拿出有效的政策，加強財政紀律性，實在令人懷疑。
如果英國爆發主權債務危機，那不啻又是一顆金融原子彈爆炸。但是，最值得我們擔心的主權債務危機是在美國。當前，美國的財政赤字創下了歷史紀錄，債務總額創下了歷史紀錄，對外國的負債也創下了歷史紀錄。美國在未來違約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穆迪評級機構已經警告，可能會調低美國的國債評級。一旦美國的國債評級被降低，結果就是國債價格下跌、收益率上升，這將動搖全球金融市場的基礎。就美國政府而言，美國國債收益率每上升一厘，政府利息總支出就增加超過1200億美元。
美國會不會賴賬不還呢？2008年，兩位著名經濟學家肯尼思·羅格夫和卡門·萊茵哈特寫了一篇很有影響的論文《這次不一樣了：過去800年來的金融危機》。在這篇論文中，他們談道，金融危機之後總是伴隨著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增加，主權債務風險將大大提高。但是，羅格夫在這篇文章中錯誤地把美國稱為「違約處女」，即從未出現違約的少數幾個國家。事實上，美國政府在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違約。比如，大蕭條期間，美國曾把黃金價格從一盎司20美元調至35美元，這就意味著美元貶值；1973年，尼克松突然宣佈美元和黃金脫鉤，也是一次昭然違約。
為了還債，美國無非有三種辦法，一是增加稅收，二是通貨膨脹，三是貨幣貶值。讓美國通過增加稅收的辦法償還債務，就像指望一個沒有節制、過度肥胖的傢伙通過艱苦的減肥，重新恢復苗條身材一樣，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如果靠通貨膨脹，會遇到兩個問題，一是美國國債和通貨膨脹掛鉤的部分大約有20%左右，因此通貨膨脹上去了，美國的債務負擔也會隨之上去。二是美國現在仍然遇到通貨緊縮的壓力，儘管伯南克像直升機撒錢一樣增加貨幣供給，但是信貸市場仍然緊縮，在這種背景下，想用通貨膨脹減少債務負擔，難度變得更大。那麼，最有可能的辦法就是貨幣貶值。這實際上是通過向外國債權人轉嫁負擔，達到減少債務壓力的目的。中國至少持有1.7萬億美元的美元資產，如果美元貶值30%，中國的損失將超過5000億美元。
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已經變成了放在美國的人質。拋售或是繼續持有美元資產，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美元貶值的風險。及早調整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可能是在不得已中必須要作的準備，調整中國的發展戰略，放棄盲目依靠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傳統政策，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幫倒忙的國際金融監管合作
在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金融監管合作越來越流行，但是，在很多時候，這一合作往往是在幫倒忙。從過去30多年的歷史來看，關於國際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儘管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是也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尤其是追求金融監管標準的統一化，可能會讓各個國家在同一時間犯同樣的錯誤。國際金融監管合作不能代替各國國內的金融監管。各國採取適宜本國國情的監管措施，要比制定更多的國際標準更為重要。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應該鼓勵各國金融監管的差異化，而非同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