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時候是退出的最佳時機？究竟採取什麼樣的次序「撤退」？這取決於各國的國情。一些資源型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和挪威，已經採取了加息措施收緊貨幣政策。這主要是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比預期的更加迅速，通貨膨脹開始抬頭。估計像新西蘭、加拿大這樣的資源型國家，在未來半年內實行加息政策的可能性更大。隨後，一些信貸增長速度太快、已經出現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的新興市場國家可能也會選擇退出。但是歐美各國「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時刻似乎還沒有到來。儘管美國和歐元區已經出現了反彈，但強勁的經濟復甦仍然杳無音信。首先，迄今為止，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去槓桿化進程尚未結束，很多金融機構仍然存在大量的虧損，一旦出現加息，將會導致金融機構現有資產的質量急劇惡化。其次，高失業率成為困擾各國的首要問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預計，在2010年年底前，美國失業率將維持在9%以上。如果就業形勢沒有實質性的改善，各國政府在退出刺激政策時必然顧慮重重。
但是，中國並不應該因此放鬆警惕。無論歐美國家退出過早還是過晚，都會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而中國很可能是颱風的登陸點。目前，發達國家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的流動性蠢蠢欲動、蓄勢待發。如果中國加息太早，則大量套利資本會滾滾流入，推高股市和樓市，帶來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但是，如果我們退出過晚，國內的流動性沒有及時收回，國內市場上的過剩資本同樣會流入資本市場，國外資本也會聞風而動，流入中國。而且，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假定西方國家一定能成功地撤退。要警惕西方國家在退出經濟刺激政策時出現失敗或失控。從過去20多年的經驗來看，大部分新興市場爆發金融危機，都發生在美國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出現急劇調整的時候。對此，我們要做好充分的預案。
我們能夠做的，首先是建立阻擋外部衝擊的防火牆。一是可考慮加強資本管制，防止投機資本大進大出。當前還不是暢談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時候，而是要未雨綢繆，把籬笆牆上能補的漏洞都補好。加強資本管制，不僅是要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制，還要加強對資本流出的管制。這是因為，從國際經驗來看，在放鬆資本流出的初期，往往會有更多的資本流入，因為投資資本考慮到撤退的合法通道已經打開，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流入！二是可考慮增加匯率的靈活性，以換取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國際資本無孔不入的情況下，一國往往會面臨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兩難選擇。像香港這樣的小型開放經濟體，可以通過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幣盯住美元，但其貨幣政策會不斷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如果中國認為國內的經濟穩定要比匯率穩定更加重要，就應該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讓匯率波動起來，變成一道緩衝外部衝擊的防波堤。
我們不應坐等發達國家退出之後才開始考慮中國的退出策略。中國的國情和發達國家並不一樣，我們的退出策略也應和歐美國家不同。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也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但我們的財政政策最需要擔心的問題不是財政赤字，而是財政投資的低效。如果世界經濟處於較長時期的低迷，中國要作好準備，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財政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要退出的是盲目新建、擴建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退出的資金應投向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因此，我國財政政策退出的基本策略是結構上的調整。寬鬆的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預期。在通貨膨脹壓力並沒有正式顯現之前，我們的貨幣政策退出，應贏在提前出牌，精準點控。比如應採取措施遏制樓市的過快上漲，防範信貸擴張中出現的不良貸款，適度降低信貸增長的速度等。
全球經濟調整的西方修辭術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之間的經濟政策協調日益頻繁。從8國集團峰會，到20國集團峰會，各種宏論不絕於耳。大致說來，西方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政策首先是救市，即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在火線上搶救出了問題的金融機構；到了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西方國家的政策重點轉入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目的是保增長，緩解經濟衰退帶來的痛苦；如今，在繼續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同時，西方國家開始熱衷談論全球經濟調整。一方面，西方國家認為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是糾正這種失衡，美國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東亞國家要增加消費，減少儲蓄。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不可迴避的全球問題，各國要聯合起來，應對氣候變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也要積極加入西方倡導的減排計劃之中。
這些觀點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在觀察全球經濟協調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聽其言。如果僅僅聽信口頭和紙面上的話，我們可能就會被西方的修辭術迷惑。
第一，全球經濟遇到的最要害的問題，在各國的經濟協調中仍然付諸闕如。就業始終是一國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目標。從近期的情況來看，世界各國的失業問題日益嚴峻。美國的失業率已經超過了9.5%的警戒線。預計未來美國的失業率將在9％∼11%的區間內居高不下。這是奧巴馬上台之後遇到的「9·11」。美國現在遇到的失業問題，是無法僅僅通過刺激經濟增長解決的。在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產業結構將發生較大的變化，很多就業機會將一去不返，比如房地產行業的建築工人，鋼鐵、汽車行業的產業工人都將面臨大規模失業。為本國居民提供就業機會，是各國遇到的最大的挑戰。但是，在目前各國出台的經濟刺激方案和增長方式轉型計劃中，對創造就業均無良策。而且，一旦西方國家的失業率上升，可以預料的是，貿易保護主義將迅速抬頭。這將對全球經濟復甦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會損害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怎樣避免這樣的問題？如果出了這樣的問題，該怎麼懲罰始作俑者？我們很想知道，但西方國家一直是顧左右而言他。
第二，主要發達國家選擇的主導產業可能會存在失誤。西方國家之所以關注氣候變化，除了對全球氣候問題本身的關注之外，另外一個用意是想借助氣候變化調整經濟結構，通過發展新能源，發展環保產業，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全球經濟的真正復甦，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技術革命，因此，各國均在尋找新技術的突破點，並希望能夠在未來搶佔經濟增長的制高點。但是，目前的這種選擇是否能成功，仍然不得而知。新能源在GDP中所佔規模相當有限，在可以預想的未來，全球經濟可能仍然主要依靠化石燃料。新能源的發展將受到國際油價波動的極大影響，只有在油價持續保持高位的情況下，新能源才能穩定發展，但油價的走勢不是簡單的上升，而是劇烈的波動。油價下跌將對新能源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對新能源的投資也可能嚴重不足，過去的風險投資基本上是為IT行業量身定做的，對新能源的投資週期長、風險大，國際資本並未作好準備。總之，有可能出現技術突破、扮演主導角色的行業不一定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均有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技術突破，因此我們在選擇新的主導產業時應更加慎重。
第三，要注意「言外之意」，要警惕發達國家的「隱藏計劃」。發達國家在國際場合大談全球經濟調整，要求各國之間加強協調，他們也可能會以此為幌子，從各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的趕超。很多新的貿易壁壘有可能通過環境、氣候變化、食品安全等方式顯現，比如以國內立法的形式，對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進行限制。發達國家也可能借發展新興產業的契機，為其科技產品出口尋找市場。
最後，要觀其行，而不僅僅是聽其言。全球經濟調整的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哪個國家調整得最早，調整得最好，就有可能在未來國際經濟格局的競爭中保持長期的優勢。但是，短期的保增長目標可能會和長期的增長方式調整出現衝突。因為增長方式的調整可能帶來轉型的成本和代價，有可能使得經濟復甦更加緩慢。只有眼光長遠的政府才敢於在經濟相對低迷的時候頂住壓力，銳意改革。可惜，我們看到的是西方各國在短期內紛紛通過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對所謂的結構調整卻是三心二意。如果美國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鼓勵美國人增加消費，那麼，美國的消費率怎麼才能降低呢？發達國家採取的擴張性政策增加了大量的流動性，這些流動性可能會進入石油、初級產品市場，或流入新興市場，帶來新的泡沫，並延緩各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從各種跡象來看，新興市場面臨的風險非常類似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即東亞金融危機的前夜。西方國家的經濟刺激是否要以別國經濟為墊腳石呢？全球經濟調整是否就是要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呢？
調整經濟結構，是我們既定的目標。我們需要繼續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但也要警惕別人佔我們的路。
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倫敦。維多利亞皇家港口以北的EXCEL國際會展中心。這裡是20國集團倫敦峰會的會場。參會的領導人齊聚一堂，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來的都是政治家，每個政治家都明白，當下最大的政治莫過於抵抗金融危機、拯救世界經濟。
倫敦峰會的宣言言辭懇切，每段話的主語都是「我們」，極言團結合作、共襄盛舉之意。然而，20個演員同台亮相，唱的卻絕不是同一首歌。政治就是對利益的計算，國與國之間的合作，無非是在討價還價的談判之後找到一個均衡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說，他這次到20國集團峰會上是要聽大家說的。這樣的表白說明美國也清楚，他們在這次峰會上會處於守勢。誰讓美國是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呢？奧巴馬此行，本來是想號召大家一起實行經濟刺激政策，但應者寥寥。反而是在金融監管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上，歐洲咄咄逼人，美國步步防守。對美國來說，防守是最好的打法，不被人攻破防線就是勝利。令人佩服的是，從倫敦峰會的公告中，幾乎看不出美國在哪個議題上有明顯的讓步。更有可能的結果是，在之後的具體談判中，美國還會反守為攻。
歐洲早就對美國耿耿於懷，歐洲國家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是因為美國金融監管的籬笆牆沒有扎牢，才捅出這麼大的婁子，還把歐洲也拉下水。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爆發之後，德國就想推動對對沖基金的監管，但美國和英國一直充耳不聞。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德法對加強金融監管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從倫敦峰會的公告來看，可以說德法想要的東西基本上都要到了。歐洲想要的究竟是什麼呢？過去歐洲大陸的金融業被英美金融業壓得喘不過氣來，如今，借加強金融監管的契機，歐洲國家有了在局部戰場上收復失地的絕好機會。
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嚴厲譴責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她開出的治病藥方是什麼呢？建立一家歐洲的信用評級公司！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上，歐洲也是急先鋒。表面上看，如果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可能損失最大，因為歐洲的投票權會相對削弱，但從短期利益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最大的受益者是歐洲國家。當前金融危機中處境最狼狽的當屬中東歐國家。如果中東歐國家經濟崩潰，多米諾骨牌倒塌之後，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就是唇齒相依的歐洲國家。現在，大家掏錢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錢明處是借給中東歐國家，暗地裡補貼的卻是歐盟。
新興國家似乎受到了格外的禮遇。比如在晚宴排座次的時候，坐在東道主英國首相布朗左邊的是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右邊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奧巴馬則坐在布朗的斜對面，跟德國總理默克爾和韓國總統李明博坐在一起。20國集團儼然有取代8國集團的陣勢。相比20國集團倫敦峰會的風光，2009年7月在意大利的拉奎拉市召開的第35屆8國集團峰會就略顯冷清了。但實際上，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這次倫敦峰會上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