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當中國的結構調整還沒有到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還處在財富原始積累階段的時候，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資源配置上的「大調整」，很可能會讓市場價值快速變化的金融產業集中過多的流動性，而變化較慢的實體經濟，尤其是非金融業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空心化」現象。而且，筆者認為在中國這種可能性更大。因為人們積累財富的願望要比已經完成原始財富積累的發達國家更加強烈。當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出現虛假繁榮的時候，社會集體的「羊群效應」會非常明顯，這類市場的風險形成規模和速度就會因此不斷放大。當然，我們與發達國家不一樣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我們有非常廣大的農村和內地的發展空間，理論上吸收流動性的能力完全存在，但是不管怎麼說，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只會是幫倒忙，而不會是所謂的能夠倒逼中國經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助推器」！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是，在充分意識到當前外壓的嚴峻性不斷升溫的情況下（但不能妥協升值），一方面應該敦促歐美國家加快其技術創新、打造新一輪經濟增長方式的步伐（通過購買它們的技術產品給予資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積極推進自己的制度改革和金融發展，尤其是包括：培育人才的教育制度、研發制度，給予所有企業一個公平而又有更大競爭與發展空間的市場准入制度和產權制度，加快建設能夠充分吸收流動性，並能為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資金提供優質服務的金融體系建設和收益合理分配以及風險管理的金融制度，並盡快做到為創新類企業的充分發展提供它們所需要的投融資環境和專利保護制度。在此基礎上，更要完善收入的分配製度和市場的誠信制度——讓這種建立在制度改革和科學發展基礎上的結構調整盡快地產生經濟效益，並將其和大眾的收入增長、社會保障條件的改善和多元化的、健康的消費服務方式的確立等緊密聯繫起來，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模式。到那時，即使我們還達不到歐美國家能夠承受外部衝擊的財富基礎以及良好的公共服務環境，不過人民幣市場化的推進就不會再產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它的市場化機制還能做到為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錦上添花。
兩房「退市」再揭中國「軟肋」
2010年6月16日，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發表聲明，要求將其監管的美國兩大抵押貸款巨頭房利美與房地美（以下簡稱「兩房」）的股票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理由是兩家公司的股價長期表現不佳。對此消息，歐美市場並沒有產生強烈的反響，因為他們可能早就知道「兩房」十分糟糕的財務狀況，退市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只是讓美國部分議員十分氣憤的是：這樣糟糕的金融機構居然還讓它苟延殘喘，繼續吞噬美國納稅人寶貴的錢財！與之相反，「兩房」退市的消息卻引起了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強烈的「震撼」：畢竟這關係到中國老百姓通過自己多年付出的血汗努力才掙得的數千億美元資產生死未卜的命運。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兩房」會不會像雷曼兄弟公司那樣完全倒下？因為從最近筆者在閱讀的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寫的《峭壁邊緣》一書中，也能充分感受到「兩房」給自己和國家所造成的巨大麻煩。從它們深陷次貸危機所背負的無底債中，從目前根本看不到美國能夠通過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來帶動和重整美國金融市場及其價格復甦的任何徵兆的這一事實中，「兩房」給美國政府帶來的麻煩會越來越大，給中國經濟投下的陰影也會越來越強烈。這次「退市」事件就是這種「厄運」的一個具體表現。可以這樣說，即使「兩房」暫時沒出現嚴重的「價值打折」現象，但是，它們的退市會使得我們所購買的「兩房」債券，完全失去能為我們創造財富所需要的「流動性」！
其次，「兩房」若真的繼續這樣厄運纏身、業績糟糕地表現下去的話（資產通縮的具體表象），那麼，我們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事實上，筆者很擔心如果美國經濟還是像現在這樣半死不活地繼續下去，那麼，除了「兩房」不得不走向賤賣的命運之外，更多在泡沫經濟狀態下繁榮一時的美國的大金融機構都會陸陸續續出現資產負債表更加惡化的狀況，從而使得與這些機構發行的證券資產密切相關的中國外匯儲備（存量資產）就會變得更加缺乏流動性，而我們所知道的美元的財富價值也僅僅是無法實現的賬面價值。
再者，美國政府對「兩房」的未來命運有何政策上的應對措施？如果繼續挽救「兩房」，就會打亂「退市」的計劃。流動性過剩和事後全民稅收負擔的加重以及國際資本流出的風險會埋下通脹爆發、經濟進一步衰退的雙重風險。如果美國政府最後決定拋棄這個「扶不起的阿斗」，會不會產生第二次由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這一危機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還是來自於美國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嚴重的傳染效應；當然，也可能來自國際債主因捍衛自己所剩下的外匯資產價值而不得不選擇「離場」的行為。不過，這種被迫離場對中國而言代價可能是巨大的，因為我們是美元國債的「大莊家」，每搬遷一批美元資產「離場」，就會因為美國國債價格的迅速下跌而無法賣出或是得到我們自己所期待的好收益；同時，這種刺痛美國雙赤字的軟肋的舉動，也會讓美中關係顯得越來越緊張。
可以這樣說，今天中國外匯儲備的流動性和收益性，因為美國金融體系健康狀況的惡化而出現的每次令人擔憂的狀況，也在某種意義上，觸及到了中國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所表現出來的一個令人心痛的「軟肋」。這也再次喚起了我們對加快增長方式轉變（重視「增量」）的渴望，對外匯儲備管理多元化（消化「存量」）的追求以及對人民幣國際化（全面覆蓋）的嚮往。
不管怎樣，「兩房」走到今天這種地步，也給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帶來很多值得反思的教訓：
第一，當市場處於繁榮階段的時候，對未來市場的盲目樂觀使「兩房」完全忘記了泡沫經濟可能形成巨大風險這一金融常識，從而導致業務擴張過度、系統性風險不斷膨脹的局面。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經濟的增長支柱還主要來自於財政支出、產業政策扶持和寬鬆的貨幣政策等方面，而不是像危機前那樣，由市場自發的投資和消費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的增長勢頭。那麼，面對這種靠政府「輸血型」的救市行為所構成的高增長勢頭和房地產市場價格膨脹的局面，我們更加不能盲目樂觀，更應該在打造能夠盡早形成「造血型」的市場經濟全面復甦的環境方面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改革的行動。
第二，當金融機構受到政府過多保護的時候，它會對風險控制的意識產生麻痺的狀態，增加追求高收益而不顧高風險的項目投資。這種道德風險會綁架政府、綁架納稅人，從而會進一步動搖社會穩定的基礎。今天中國地方政府和銀行之間之所以能夠密切配合，放大信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互相之間都認為對方有一個強大靠山來承擔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所以，今後一旦地方債問題得不到有效管理，那麼，所帶來的不良資產也一定會像「兩房」一樣後患無窮。
第三，「兩房」在資產泡沫的時候「成功」地推進了資產證券化的進程，分散了它們隱藏的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在這中間，美國金融機構是得益者，它們既爭取了政府的保護，同時，也讓外國投資者給它們提供了幾乎沒有成本的「流動性保險」。那麼，今天中國實體經濟的收益在讓全世界分享的同時，卻無法讓這些中國經濟增長的「受益者」公平地去負擔他們應該承擔的那部分金融風險和管理成本。中美金融管理能力的巨大差距讓我們感受到了金融變革的緊迫性！
筆者認為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是：首先，應該繼續利用各種國際交流的機會敦促歐美政府去扶持有利於未來經濟增長的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只有經濟增長的新亮點真正出現，資本市場的價值體系才會迅速修復，政府危機處理和退市的成本才會大大降低，中國才能從這樣的市場環境中重新佈局中國外匯儲備的結構。否則，現在我們「瞎折騰」，結果會適得其反，得不償失。
其次，應該支持建立全球統一監管模式的構想，讓歐美金融體系運作的機制不斷透明。這對我們及早管理外匯資產的市場風險至關重要，也可以讓我們轉換和優化外匯資產結構的成本大大降低。同時，這也能為我們自己國內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最後，應該控制好中國金融市場的泡沫現象，不要過快地形成美國市場的資金流向中國市場的格局，因為美國市場流動性的下降對我們優化存量外匯資產結構十分不利，而且，未來美國資金逆流的格局又會反過來對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產生巨大的負面衝擊。
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升值節奏把握不好、資本市場急於開放都會對中國海外的存量資產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如果泡沫再被海外投機者率先擠破，那麼中國海內外資產的損失會讓我們通過辛勤努力積累的寶貴財富在頃刻間付諸東流。由此造成的金融動盪和經濟衰退會更加惡化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