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一定要使參與人民幣投融資活動的各個主體能夠得到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價值擴大的好處。否則，財富價值的創造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泡沫和危機，從而削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可持續發展所應發揮的國際競爭力（價值創造功能）。
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我們和東亞國家或地區有著很多金融合作的空間，比如，建立由東亞各國政府出資的外匯儲備所構成的亞洲共同基金，以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主要的流動性來源；開展美元離岸業務，形成和美元在岸市場良性競爭的格局，從而達到提高美元財富的管理效率。另外，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現階段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緊緊和實體經濟捆綁在一起，圍繞實現航運中心等實體經濟部門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人民幣結算和保險等業務，即做財富創造過程中的後台金融服務（所謂連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2.5版」金融服務）；而香港則應跳出原有的「2.5版」定位，把重心放在滿足企業和個人在財富創造過程後所產生的「風險和理財」需求上，即多開展期貨、期權交易等高端服務，努力向紐約、倫敦等高端金融服務市場領域靠近（「3.0版」金融服務業）。顯然，香港和上海之間，還談不上是芝加哥和紐約之間那種層次不同的分工，而是層級的差別。香港應給為製造業服務的上海金融業讓出發展的空間，而把自己的目標定位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努力發展財富創造和風險管理的高端金融服務上。
「大師」為什麼要講違背經濟學常識的話？
—談人民幣升值對誰有利
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之爭，如今不僅在中美決策層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對峙，而且，中美學者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儘管其中有很多有誠意的人士接受了對方國家的部分觀點，使得人們能夠在「自己人」那裡找到幾分「冷靜」，但很可惜的是也有一些著名的學者忘記了自己捍衛多年的學術真理。不知他們是出於怎樣的一種「愛國心」，利用自己的學術聲譽，在沒有充分展開學理論證的前提下，提出了比一些政客還要極端的開啟中美貿易戰和貨幣戰的建議。在這裡，筆者倒是想借用溫家寶總理在接見參加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境外代表時說的話：「世界上所有負責任的國家，所有有良知的企業家，都不要打貿易戰和貨幣戰。我們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加強合作。」為此，筆者想努力地站在那些「愛國」的美國學者和其他發達國家學者的立場上，分析一下他們極力主張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理由，並在此基礎上，也向他們提出一些完全出於誠意的建議。
筆者認為，他們希望人民幣升值的最大理由是以此來提升本國整體的物價水平，從而讓本國企業形成一個經營上的利潤空間。否則，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一個慢性的通縮環境中，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個人的資產負債表乃至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都會因為利潤的喪失、失業的增加和不良資產的形成而互相影響，從而導致本國的經濟狀況變得越來越糟糕。如果能夠讓人民幣大幅升值，那麼，即使大部分美國消費者還是偏好中國產品，也還會有一部分人去選擇那些美國廠商製造的產品。因為那樣一些美國企業就能夠承擔前期的勞動力成本而擠進市場銷售，美國的部分就業壓力就能夠得到釋放。更何況，美國還有可能把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出口到中國市場（事實上，經驗表明單靠匯率升值根本不能改變兩國間的貿易不平衡），或者倒逼自己的海外企業因為當地經營成本的上升而不得不回到本土生產，這又進一步大大緩解了美國本土的就業壓力。
上面的分析看似非常理直氣壯，但卻忘了當經濟全球化以後，還有什麼必要人為地去抬高價格而讓美國消費者增加生活的負擔呢？再說，中國的消費者靠人民幣升值去買那些美國人為地讓它變得便宜的東西，而到後來，由於中國老百姓人均收入有限，無法產生對自己本國價格提高的產品進行同樣的消費，那麼，中國企業的利潤少了，人們的工資收入下降了，中國老百姓對美國產品的消費還能夠持久嗎？當然，中國企業可以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賣給不在乎價格的富人階層，但是，這樣的人群是美國多還是中國多？另外，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的比較優勢屬於美國企業還是屬於中國企業？顯而易見，憑借創新能力和市場購買能力，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於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面向客戶的群體是高收入階層，他們對價格的反應是相對不敏感的。所以，靠人民幣升值來爭取企業的競爭能力實際上是「資源錯配」的表現。如今美國政府應該用精力和財力去扶持美國企業強化創新，打造一個全新的財富創造模式，缺少新的增長點會讓全球擺脫危機的時間變得更久、更艱苦。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否認，美國消費者在這次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泡沫中失去了他們不少的財富，對高附加價值產品的消費能力也在降低，因此，就要用人民幣升值來讓虛高購買力去替代人均收入3萬多美元的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這既不公平也十分荒唐。從現在開始，美國只有提高供給能力，讓世界借用其新技術去發展新一輪的經濟，才能從這種創造財富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與各國的商品及服務貿易的方式中，獲得更為可觀的收入增長，從而恢復目前被金融危機破壞得很嚴重的購買力。
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人均收入才剛剛過了30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正處於需要靠勤奮、靠節儉來打拼財富、積累財富、奠定自己幸福生涯的階段。再加上我們有鮮明的「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當然就會形成由這種經濟結構特徵所決定的貿易順差結構（即使出現貿易逆差，也是經濟週期調整過程中的暫時現象）。而通過人民幣升值或強行進行貿易制裁來限制中國目前這種財富積累型的發展方式，最終損害的不僅是中國人，還有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在生產自己擅長的產品然後進行自由國際貿易的這種比較優勢原理上的經濟往來，客觀上一定會產生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只要順逆差國家的雙方不出現信用違約或者把錢帶到棺材裡去的狀況，「失衡」是全人類共同分享財富的必然形式，也是資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表現。也就是說，只要任何國家保持一種長期均衡，那麼，世界經濟總體上就會變得越來越富有。因此，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不是因為「失衡」，而是因為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被一小撮人濫用，只有加強全球化的統一監管模式才是防範危機的唯一手段。
另外，筆者也想通過歷史的事實來告訴美國的經濟學大師，人民幣升值的結果只會是兩敗俱傷。這不僅簡單地理解為雙方發起貿易戰會帶來嚴重後果，更主要的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結果會像1985年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後那樣，進入一個資產泡沫的虛擬化經濟狀態，最終走向金融危機的深淵。這一結果無論是對美國經濟還是對世界經濟都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1985年，由於當時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企業不得不走向海外市場，形成了日本國內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在日元大幅升值的開始階段，日本本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就出現了明顯的下滑。為了「重整家園」，日本當時和我們現在一樣，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努力把製造業釋放出來的人群吸收到服務業中，但是這需要時間，因為製造業的人才無法勝任高端服務業的需要。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幫助轉型（存在通縮風險），努力想提供一個良好的經濟增長的環境，所以不得不推進寬鬆的貨幣政策以降低國內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提高出口企業的匯率的競爭力（打造「增長」，對沖「通縮」）。由於當時失業率已經開始上升，人們變得不敢消費了，即使消費也多半是消費被人為調低的進口產品。於是，財富漸漸外流，日本國內企業的利潤逐漸下滑。
因此寬鬆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雖然沒有引起明顯的通脹（因為人們已經開始減少消費了），但是，大眾卻出於預防未來支出的動機，把大量的資金放入了銀行和資產市場（這也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日元升值並沒有縮小日美貿易的不平衡程度）。同時，銀行在產業空洞化的環境下為了尋找新的贏利出路，也大量地將資金帶進了房貸市場和股市當中，造成了嚴重的資產泡沫。後來，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將自己的產業資本轉成金融資本，去追求泡沫環境下的高收益。值得一提的是，當初由於日本政府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日本金融國際化，人們誤以為房地產和股市價格膨脹是經濟基本面出現實質性好轉的前兆，誰都不認為這是泡沫，畢竟當時物價非常穩定。最終，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因為日元升值所帶來的資產泡沫陷入了金融危機的深淵。直到今天它也還沒有從危機的陰影中完全擺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