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於現在對外依存度較高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而言，通過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來緩解通脹壓力的效果微乎其微，相反如果過度地依賴這種模式，則會抑制市場的活力，造成惡性循環。但是，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在完善稅基和稅收體系建設的同時，應該花大力氣，將不斷增長的財政收入用在能夠產生更多社會財富和縮小收入差距的教育、研發、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投資領域。同時，要活用稅收政策，通過減稅和增稅，建立一套健康的激勵機制，促進和激活企業及市場去發揮它們創造可持續價值的積極作用，此外，也能抑制擠出實業資本、破壞價值創造的金融資本的投機活動。否則，僅僅依靠過度依賴流動性過剩壓力下的緊縮型宏觀調控對策（貨幣政策），就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這不僅不能有效地抑制外部衝擊，反而有可能會降低當前全社會應對全球高通脹衝擊的承受能力。
當然，從理論上說，今天的我們可以動用利率政策、勞動（工資）政策或匯率政策來控制「過熱」的投資以催生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從而激活資產價格，讓它的繁榮去不斷放大財富效應，緩解通脹壓力。但是，這些做法是否能從根本上有效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激活中國經濟創造可持續價值的內生動力？這也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事前沒有制度上的完善和激勵機制變革的環境保證，那麼，立刻動用上述應對通脹的這些「猛藥」，很可能就會使當前中國經濟的運行機制，由於控制不了「超調」衝擊而產生經濟劇烈動盪的局面。
雖然，海外的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危機有時也是一種有效的改變經濟結構調整的手段，但畢竟從「事後」它可能帶來波及全社會的巨大災難這一負面效應上看，任何一個有責任的政府都不會去選擇，也不可能去選擇這種「硬著陸」的方式。
我們該如何應對金融大海嘯的影響？
從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中，我們確實可以找到以下幾個刺激內需的有效途徑，而我國政府也會在2009年朝著這些方向去努力！
第一，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增加市場的貨幣供給，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融資利率，以刺激其投資和消費，達到提高有效需求的效果。從2008年年底這一輪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多次降息和調低存款準備金率等）中就能看出政府的意圖。
第二，加大政府的支出，讓「看得見的手」去支撐經濟的發展，並在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中去修復被危機破壞的價格信號。一旦失靈的價格信號重新復甦，政府就應該盡快讓市場經濟那「看不見的手」重新發揮它最擅長的、也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效率改善」作用！雖然在修復階段，政府投資會佔用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造成市場利率提高的不利後果。但是，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投資對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是直接的。因為當前政府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的行為是有利於今後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所以，從理論上講，確實無可厚非。但是，大政府機制一旦定格化或長期化，它所帶來的市場效率低下也是不容忽視的。
第三，減稅。如果減稅是全面性的，那麼，它和降息一樣，會刺激投資和消費。而且，其效果要比降息好。所以，中國政府改革增值稅、購房交易稅等稅收政策，明顯有利於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復甦。
第四，穩固進出口增長有利於刺激經濟復甦。匯率調整和關稅下調，都是有利於出口增長的。我國政府也採取了相關措施，並且充分意識到當前中國產業的海外競爭力，及時上調了出口退稅率等。這也能看出中國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刺激有效需求的手段來保增長。
第五，樂觀預期會促進消費和投資。盧卡斯的理性預期理論告訴我們，人們是通過預期未來來決定今天的投資和消費計劃的，所以，我國政府接連不斷地出台利好政策，就是為了充分提振市場的信心，使自己的「輸血」救助盡快轉變為市場自發的「造血」機制，以強化市場復甦所需要的活力。
但是，對於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而言，2009年我們若想盡早擺脫危機的困擾，那麼只有處理好以下幾個更為重要、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才能有所「建樹」！
一是目前刺激消費的擴大內需方式是否能產生真正的「有效需求」，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企業投資支出是屬於投資型的內需，過多地依賴這種刺激投資領域的總需求的做法，在實體經濟已經陷入低迷的階段，反而會進一步導致更為嚴峻的產能過剩問題。
二是政府目前大力投入的基礎設施建立和加大政府採購行為，都主要側重於擴大投資型內需，而不是通過「改善民生」來刺激消費型內需的增長。所以，如何能夠盡快實施有利於解除大眾「後顧之憂」的公共投資，這對創造「有效需求」而言，效果可能會更加明顯。
三是關注中小企業的成長可能對促進社會和諧的意義更為明顯。因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小企業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並茁壯成長，至少它承擔起了中國勞動力市場不小的就業壓力。於是在目前危機當頭之時，如何幫助中小企業減負，就成為決定我國經濟上能否打出一個漂亮的翻身仗的關鍵因素。因此，無論是在降低稅負，還是在打開更多的融資渠道方面，政府都應該責無旁貸。
四是金融體系的健康化發展將直接影響刺激內需的效果。如果我國的銀行體系擔心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手裡又沒有足夠的工具來規避和緩解這種不確定性，那麼「惜貸」問題就會嚴重影響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國的金融市場充斥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信息不對稱問題，卻又無法加以有效監管，即使大小非解禁帶來了股權結構的脫胎換骨，但如果缺乏這種改變所能帶來的公司業績增長的內在機制，那麼股市就會對企業的這種「解套戰略」產生非常明顯的排斥行為。結果，政府刺激經濟的減稅效果就會因為股市投融資功能萎縮，造成大批有實力的企業融資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
五是我們也要重視「總供給」政策對「有效需求」的影響機制。比如歐美國家的成功經驗顯示，加強教育投資，鼓勵創新和創業，就有可能增加全社會就業和收入增長的機會。而這些就業人群的增加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會轉變成可持續的消費需求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可喜局面！
「疏」比「抑」好、「疏」比「抑」難！
2009年年中，中國的主要政策部門都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海內外展示一個新的政策動向：那就是政府主導的刺激經濟的方案要開始從「量」的追求轉變為「質」的追求。2008年年底，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是「量」的消失的「衝擊」：進出口迅速滑坡、投資額驟減、中小企業的倒閉在某些發達城市成為一時的「風潮」、銀行業出現嚴重的惜貸、股市和樓市嚴重委靡等。
在這種市場活力面臨崩潰的時候，中國政府依然衝到了經濟舞台的最前沿，用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調動起了金融資源最為集中的銀行業的「放貸」積極性，給中國股市和樓市也注入了信心和勇氣。於是，流失的「量」從2009年第一季度開始又回來了。在周邊國家「市場流動性」依然十分緊張、經濟基本面還相當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的信貸增長創出了奇跡，工業產值明顯回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反彈勢頭讓人難以相信。尤其是中國股市和樓市的飆升態勢，讓人簡直不能想像歐美股市還處於跌宕起伏的痛苦掙扎中。中國市場參與者（機構和散戶的大合唱）已經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而且這種熱情「引誘」著部分企業開始「不務正業」，拿著政府「扶持項目」的信貸資金，和海外熱錢一起加入到了追求由「流動性膨脹」所帶來的巨大的財富效應的行列中。
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學者、業界人士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者開始「質疑」這種單純的「量」的反彈，並指出了它的種種危害性，他們建議政府盡快調整在2008年經濟低迷狀態下所制定的「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今天中國經濟的回暖既不是因為消費者消費規模的增加和民營資本投資積極性的上升，也不是因為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得單位產品的附加價值增加，更不是因為歐美經濟的復甦又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出口市場。所以，政府也就無法「放棄」自己目前「輸血」的職責，把經濟交給一個還沒有形成健康「造血」機制的市場。為了盡快培育出一個健康而且充滿活力的市場，我們還是需要有足夠穩定的資金給予支持。
比如，要想讓城鎮居民安心地把儲蓄轉變為消費，政府還是要引導資金去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要想讓廣大農村人口把強烈的消費願望轉變為消費能力，還得靠政府拿出資金，運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來扶持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並通過制度的建立和配套資金的扶持來保證農民在各個勞動場所中所應具備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當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利用合理的稅收機制來提高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從而扭轉中國的消費能力是由兩成人決定的尷尬局面。另外，若想讓中國企業今後在開放的市場中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而不至於把創造財富的國內市場拱手相讓給外國競爭者，就需要政府花好錢，培育出讓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也能賴以生存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場。
因此，目前問題的本質不是資金太多，而是資金的「錯配」！簡單地說，對於不該進入股市的信貸資金，現在就要加強監管和懲處。而對於真正能夠肩負起中國企業成長的資金，今後政府還應該繼續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讓它們進入股市。政府也應該不斷去完善市場的投資環境和交易制度，那種單純靠「捂盤」去人為地操縱市場供需關係以尋求巨大「套利」空間等投機行為將會越來越難以生存。
縱觀目前出台的央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督檢查指引》等7個監管文件以及國土資源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新一輪嚴查「地王」的行動，我們很容易看出，政府已經形成了在現階段「疏」（逼迫資金轉向健康發展的渠道和方式）比「抑」（通過收緊銀根來解決資產市場過度「繁榮」的問題）好的政策取向。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應當「退出」的不當資金和政府政策鼓勵「進場」的優質資金能夠抗衡的話，我想該政策對股市和樓市的影響會十分有限。但是，因為投資者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股市和樓市的「惡炒」問題會有所改善，從而帶來真正能夠給老百姓創造財富的實惠。當然，在今天中國資本市場還十分不完善的情況下，形成真正穩定的價值投資格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走。
不管怎麼說，今天「疏」比「抑」要好，但是，「疏」也比「抑」要難！抑制流動性，可以採取統一化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監管措施等，甚至還可以採取我們「擅長」的行政手段來完成因為市場還不夠完善所以無法做到的效果。「疏」是一種「結構性」調整的做法，是為了解決資金「錯配」而需要及時在這裡搭起「防火牆」、那裡拆除「高門檻」的技術活。當然，在「疏」的過程中如果不注意「度」，就會把推動企業發展的股市環境和保證金融體系以及老百姓良好生存環境的樓市環境給「砸塌」了，那就會激化出更加嚴重的社會和諧問題。有時，甚至光有技術也還不行，如果沒有制度和道德的約束，一部分人照樣會濫用自己的權力和技術能力，獲得個人巨大的尋租利益，最終不僅沒有解決因項目資金過度流入虛擬經濟而造成的泡沫問題，相反還會滋生出嚴重的腐敗問題，從而導致社會對政府政策措施的牴觸情緒，最終增加了政府為挽回這一被動局面所付出的政策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資金錯配問題，還得要處理好「誰來『監管』監管人」的問題。
總之，我們不希望看到政府這輪「流動性疏導」的組合拳乏力無果——企業主營業務依然績效暗淡，而股市和樓市卻繼續「紅火沖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希望看到具有定價能力的國外要素市場借中國經濟表面繁榮的題材，再次炒高原油和鐵礦石等工業生產所需的資源價格，導致輸入型通脹早早在中國再次上演。當然，也不排除是因為我們自身在過強的通脹預期「引誘」下，過度投資房地產所帶來的相關商品價格的瘋漲。到時，為了不讓通脹問題在中國「貧富分化」還很嚴重的環境中，引發出更為嚴重的「社會不和諧」問題，政府只有用強大的「抑」來取代不到位的「疏」，而這樣的「一刀切」的緊縮政策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和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都會造成「弊大於利」的深遠影響。為了避免這種「兩敗俱傷」的後果出現，整個社會都要對今後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形成高度的「共識」，只有「齊心協力」，胸懷大局，放眼未來，才有可能避免市場和政府之間無謂的「博弈」，才能真正達到社會上下「利益一體化」後所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