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如果「事後」的通脹率過高，為了減少負利率的影響，迫不得已的小幅利率增加有時也是需要的。儘管「事後」加息能夠消除或緩解通脹所帶來的「負利率」問題，但是，它不能做到在「事前」徹底根除通脹預期上升的趨勢。於是，很容易出現「貓捉老鼠」、你追我跑的無序局面——即這一輪加息會引發下一輪進一步的加息，因為既有的通脹（預期）在加息的週期中可能會形成新的更強烈的通脹（預期），於是，剛剛緩解的負利率問題，沒過多久又會產生新的更為嚴重的負利率現象。事實上，和我們狀況相反的日本也是如此。為了要產生通脹預期，恢復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價值，日本政府堅持採取不變的零利率政策，結果非但沒能通過利率的價格效應帶來本國流動性的增加（也就不可能出現所期待的明顯的價格回升現象），相反，卻向全世界輸出了大量的流動性，由此嚴重損害了本國貨幣的國際地位。總之，通過名義利率的變化來調整實際利率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有時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當然，數量調整可能會由於對市場干預的力度過大而造成金融資源配置的進一步扭曲。但是，我們已經注意到，國家在積極引導貨幣流動性的同時，要充分兼顧自身的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比如讓條件成熟、發展前景良好的企業進入資本市場進行融資，以接受不斷完善的資本市場對公司成長所產生的有益的治理效應。同時，政府也要鼓勵本國的金融機構積極走出去，在更多的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資本運作，提高自身的效益和國際競爭力。
但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中，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機制還很不成熟，於是，就很難保證宏觀調控政策都能及時準確地把握市場的動向，引導市場克服機制不完全和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等資源配置上的障礙。比如在鼓勵機構投資者隊伍不斷壯大、銀行多元化經營的同時，還會屢屢出現基金暗設「老鼠倉」、銀行資金違規入市等鑽制度「漏洞」、侵害消費者和投資者利益的惡劣行為。所以，只有在一個健全的、社會經濟體利益兼容的制度體系中，宏觀調控政策才能更好地、更科學地誘導資金流向實際收益回報高、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部門。因此，在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面對流動性過剩所造成的資產價格波動的局面，政府不急於推出股指期貨和港股直通車等金融新產品的戰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制度體系的完善，不僅包括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而且也應該創造更多、更好地保證公平競爭的「遊戲道具」和「遊戲環境」。比如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不光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和嚴格的監管機制而已，還要不斷發展資本市場以提供更多可供風險偏好不同、風險控制能力有差異的消費者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工具。當然，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進入健康的資本市場，還需要政府消滅破壞健康市場形成的各種力量。這當中更為複雜的是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雲變化也會威脅到本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有時這還要考驗中國政府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影響力。
二、工資體系和勞動生產率的協調發展是合理價格機制形成的關鍵所在。
中國人民銀行在2007年11月8日發佈的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說，在內外部經濟繼續較快增長、國際收支順差及經濟結構性矛盾持續累積的背景下，糧食價格、能源價格和勞動力成本上行壓力增大已成為現階段我國通貨膨脹風險擴大的三個主要因素。雖然糧食價格、能源價格的攀升存在一些季度性和外部性的因素，但是，這三個因素背後的深層次原因還是中國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中存在很多可以優化調整的空間。
其中最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現象是：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和企業沒有將利潤和工人的工資水平有效地掛起鉤來，而生產率止步不前的部門和企業，卻因為規模、地域、社會保障制度和企業所有制形態的差異，不斷向上提高工資水平。這樣在宏觀上就讓我們看到了2007年下半年中國物價水平的上漲中有不小部分是由工資上漲所推動的，但是，很多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又表明，這些工資上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明顯的改善。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勞動生產率不高而工資上漲的企業，也和勞動生產率高而工資水平偏低的企業一樣，獲得了較好的利潤。這就進一步引發了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二是這樣的高利潤現象是否可持續？三是今後該如何調整？
第一，某些行業依然缺乏競爭。在2007年下半年緊縮型的宏觀調控政策和資本市場價格動盪的格局下，生產率高、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因為融資渠道的約束而不能夠參與到某些行業中，從而弱化了這些行業的競爭，使某些低生產率的企業能夠享有高位的壟斷價格。而且，當寬裕的資金集中在金融市場，並以個人信貸的方式流向消費者，就更加容易助長這類企業獲得較高的壟斷利潤。
第二，企業的社會成本偏低。由於我國勞動保障體系的不健全，環境監督的力度還有待加強，很多生產資源沒有進入市場化渠道而價格偏低，這類企業在國內外同行業的競爭中就具有了明顯的成本優勢，即使勞動力成本上升也不會對它們的利潤產生實質性的威脅。
第三，某些勞動生產率低、主營業務績效差的企業，充分利用了新《會計法》提供的利潤生成空間，趁目前金融市場繁榮之際，擴大持有金融類企業和機構的股份，以資產收益來粉飾主營業務的虧損，從而在表面上看有良好的利潤表現。於是，這類企業也能做到超過自己生產率水平地來改善員工的工資條件。很顯然，如果這類企業只借助於資本收益而不及時調整自己的主營業務，那麼，必然會在某個時刻暴露自己業績差的真面目。
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高的民營企業由於市場主要在國外，產品附加價值和銷售價格的競爭空前激烈。而且，市場維護的成本也遠遠高於國內。再加之這類企業的優勢主要還是在勞動力低廉上，所以進口技術含量高、性價比好的生產設備和部件，控制勞動力成本上升，就成為它們確保高利潤的關鍵所在。在低生產率部門的工資條件還處於以往計劃經濟的水平時，民營企業的工資標準確實具有較大的吸引力。但是，當低生產率部門的工資條件因為上述的幾方面原因而出現大幅度上漲，再加上這類民營企業面臨出口退稅制度的廢除所帶來的利潤減少的挑戰以及首當其衝地開始承擔社會成本時，這類民營企業就不得不放棄工資調整的優勢。於是，這類民營企業就出現了不可避免的「民工荒」問題和員工上班炒股等「不務正業」的現象。
值得慶幸的是，人民幣匯率改革沒有給大多數出口類企業帶來實質性的麻煩，相反不少企業的利潤有增無減。這是因為進口成本在降低，而出口則由於價格和出口產品結構的競爭優勢，人民幣的小幅升值反而改善了單位商品的交易條件，使總的利潤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但是，由於匯率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場的健全化、要求社會環境改善的呼聲加大等因素，無論是哪一類企業，這種保持高利潤的經營方式都是不可持續的。為此，2007年下半年物價上漲的趨勢要引起我們格外的重視，原因有三點。
1.2007年下半年的物價上漲並不是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工資水平提高，從而誘發真實的需求所致，而是逐利性的擴大投資行為所帶來的能源成本上升、低生產率部門工資的剛性上漲趨勢、寬鬆的個人融資條件以及資產價格膨脹的財富效應所引發的。顯然，它必然會引發更為嚴重的通脹問題。
2.工資水平脫離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割斷了勞動力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內在激勵機制，從而也不利於產業結構向生產率高的行業調整。結果，缺乏經濟活力的產業結構不僅沒有讓老百姓的實際收入增加，反而因為物價上漲過快造成政府社會協調成本的大幅增加。
3.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脫節的狀況會影響到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資源投資的激勵機制，進而會造成人力資源大量流失的問題。
具體而言，如果高生產率的企業和部門提供不了高工資，優秀的人才就不會聚集到需要高級人才的地方。中國高生產率的企業因為沒有自己的研發能力而得不到更高的利潤，沒有高利潤就沒有動力去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水平來吸引優秀的人才，於是企業的經營模式就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永遠都處於加工貿易這一長不大的發展模式。
另一方面，優秀人才會聚國外企業或集中在收益回報率高的金融部門，這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有害無益。金融部門的高回報也沒有可持續的物質基礎。
因此，若想提高實體經濟部門的實際收益水平，首先就應該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社會勞動保障體系的完善來促使高生產率的企業、部門率先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水平，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斷吸引優秀人才聚集到高生產率的行業和企業中來，逐漸形成高附加價值產品自我生產的能力。通過逐步對高技術投入要素產品的進口替代，使這類高生產率企業的利潤空間不會受到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影響，從而保證它們的經營模式進入良性循環的狀態。
而低生產率的行業和企業若想打破剛性的工資體系和用人制度，則要及時調整適合自己企業生產能力的經營模式。比如增加勞動密集型生產的比例，通過購買高生產率的國內企業的技術含量高的設備和部件來保證自己產品的技術競爭力；同時也要把人力資本釋放給高生產率的行業和企業，自己則通過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吸引更多來自農村的閒置勞動力。
通過工資體系和勞動生產率改善的協調發展，不僅能讓一部分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實現產業結構的順利升級，對中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意義；同時也能通過低生產率行業人力資本的釋放，使這類企業能夠產生更大的僱傭效果，從而緩解目前個人和地區之間收入非常不平衡的問題，提高各個經濟主體抵禦暫時性物價上漲的能力，以保證各個家庭的生活質量和培養後代健康成長的能力不受到嚴重侵害。
同時，也要提高政府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尤其是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稅收體系的完善，從而讓每個人都能安心消費、合理儲蓄、理性投資，真正做到物價上漲是消費者實際購買力和生活質量提高的表現。而這也會進一步促進企業根據這一正確的價格信號進行擴大生產，為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三、抑制通脹預期的組合拳也應注意實施的技巧。
當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都開始向實體經濟轉移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具備了享有高附加價值所帶來的利潤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人力資源在實體經濟部門也能享有自己應得的高回報。這時通脹預期的形成就會和實體經濟的發展不斷緊密地結合起來，短時間的宏觀調控就會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否則，當參與實物投資所獲得的報酬比參與金融投資所獲得的投資回報低很多的時候，人們就會選擇金融投資而減少實物投資。但是，金融投資改變的是人們未來的購買力，而實物投資則是改變未來可用於消費的商品規模。前者存在推高未來商品價格的動力，後者則存在降低未來商品價格的能力。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比起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能保留更多用於未來的生產能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只要判斷儲蓄主要是流向金融資產還是流向實物生產部門，就能夠預測出未來通脹的變化趨勢。通脹預期一旦形成，就會促使大眾提前盲目消費或增加金融投資的比例，而實際上這類行為又會促使物價上漲的趨勢進一步加劇。
顯然，今天，當居民受股票收益膨脹的驅動，不斷開設證券投資的賬戶時；當實際的交易量為此創下歷史新高而再次刷新股價時；當企業的參股結構轉向和金融投資相關收益高的部門時，儲蓄向金融資產的集中現象就應引起注意，因為通脹預期上升的依據已經顯現。所以，有必要利用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手段，加快結構調整，以期抑制通脹預期形成的病毒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