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政策還有很大的影響，它在20世紀中期發展起來，其成長速度使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增長都相形見絀。經濟增長使德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0年以來增長了5.2倍，而社會福利資金卻增長了9.3倍（以同等的貨幣價值計算）。20世紀70年代，社會福利資金大約佔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3%，在今天佔了32%，每位德國公民平均每年的社會保險費用是9000歐元。
大部分人長時間以來已經習慣了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社會保險費用不可以減少，只能增多。有影響力的政黨和各種機構搶佔社會福利資金，並把促使它不斷發展作為基本目標，許多人對此充滿感激，因為政黨和各種機構通常只專注於社會福利資金的發展。如果這一資金有降低的危險，人們馬上會強烈抗議，包括小學生、退休人員、失業者、獨立受教育者乃至所有的人。社會福利是一根軸心，西方工業國家的福利政策都圍繞著它轉，資金也全都用在了這裡。例如，在德國，超過2/3的公共財政支出用於社會福利項目，而其他方面都排在了次要的位置：教育、藝術、基礎設施、內外安全等。最晚在20世紀70年代，政府行為的核心變成了提供社會福利資金。當西方工業國家既健全又強大的時候，這些資金可以有很多。但如果情況發生改變，那麼西方國家就要為社會福利的現狀擔憂了。
社會福利政策的基礎是經濟增長。如果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在大眾中將爆發恐慌。人們會執行很多應急計劃，以使政府在經濟問題面前不會退縮，比如退休金、為報廢汽車提供補貼、對企業的援助絕不會降低……所有政策都變得更好，但社會福利資金必須縮減。如果這一縮減完全不能避免，政治家就會變成玩「魔術」的人，試著小心翼翼地掩飾他們對社會福利的縮減。如果人們可以更冷靜地討論增長，社會福利的巨大需求就不會給政策帶來如此巨大的壓力，比如在德國，社會福利資金每年都超過7500億歐元。
達到這樣的數字很費力，更何況它還在年年升高。國家處於一種困難之中，因為它從大多數公民身上得不到很多錢，而少數付錢較多的人也變得越來越不情願，再去激怒他們是危險的，因為這些人不僅在資助很多職位，本身也在提供很多職位。如果他們沒有了付出的興趣，就會與歷史上的情況一樣，不僅他們自身的財富會消失，其餘所有人的財富也會跟著消失——無論多少。這就是說，其實國家現在隨時都有跌入深淵的危險。政府要麼將社會福利受益人的怒氣攬到自己身上，要麼忍下資金提供人的怒氣，或者退休人員要求更多的退休金，拿薪水的人要求得到更多的淨收入。
到目前為止，國家總是通過經濟增長來解決這些困境，也只有增長能使社會福利這一機制繼續進行。但這也意味著，如果沒有增長，人們就要從根本上重新討論社會福利的問題。人們害怕的不是在社會福利反對者面前有失敗的危險，首先，幾乎就沒有什麼反對者；其次，很少的一部分反對者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決心來嚴肅地對社會福利政策提出質疑。人們害怕的是他們出生和發展的生活環境發生改變，因為這一環境維持著他們的存在，所以人們排斥這個問題，做得好像非要堅持社會福利政策不可，這其實是在倒退，是一種消極的態度。
未來國家也將是社會福利性質的，如果想要長久維持，就必須具有社會福利性質。正因為如此，國家必須將這一「物質福利」的寬闊河流進行大面積的築堤攔蓄。如果物質財富減少，這就是為了整個社會，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可能通過公共財政的結構變化維持目前的社會福利資金，在德國和很多西方工業國家中，目前已經將2/3的公共財政用於社會福利。加上對之前債務的利息支付，社會福利資金已經佔了將近3/4的公共資金。為了社會福利的預算還能繼續提高，人們已經將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費用規劃得很少，所以不能進一步減少。如果物質財富停止增長，這種「築堤攔蓄」就是為了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社會福利資金將隨著財富增長的停止而降低，這主要是因為人口上的變動：老齡人口的比例變大，患病和需要照顧的人數也很可能增長。這部分人希望在物質方面也可以像目前一些人那樣得到援助，但如果不去苛求年輕人付出更多，這是無法實現的。但如此的苛求在一個顧及公平和穩定的社會中必須避免，否則社會將分裂，所以這種「築堤攔蓄」勢在必行。
因此，在政治上，政府必須讓人們作好思想準備，已經習慣的社會福利政策今後不會再繼續。即使這麼做是困難、傷害感情的，政府也必須毫無歧義地告知人們。在這上面兜圈子對誰都沒好處，只會激起民憤。為什麼不坦率地承認，由於最近的退休改革或者由於退休年齡改為67歲，導致養老收入降低？這是政策上的決定，而且本身也是正確的，那就應該這樣告知人們。同樣，政府在談論其他社會福利資金的縮減時也應該很坦誠，包括醫療保險、護理保險以及失業保險。人們應該感覺到了這些縮減，許多人也開始理解，不這樣做是不行的。
有些人察覺到所謂社會福利縮減的陰險策略，其實是對現實的錯誤判斷，這一策略並不是陰險的。沒有一位政治家在理智的時候會為社會福利作出擔保，政策只是在為社會福利漸漸衰敗和持續的實質損失作記錄。所有社會福利擁有政治影響力的領域都顯示出了這種衰敗和損失，連最激進的擁護者對此都無能為力。因此，有關社會福利的討論幾乎都成了毫無結果的拳擊表演，所有的參與者都知道，無論誰去承擔政治上的責任，通過政府提供福利、保證人們富足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有人都必須開始節約。20年之後，政府的社會福利資金最多能保證人們的生存，而不再是人們所習慣的生活標準。
傳統社會福利政策將發生的另一個深刻變化是依賴性職業不再對社保資金起主要作用。受實際資源緊缺的影響，職業收入降低，僱員數量下降，並且依賴性職業大多變成了兼職，這時工作不能再肩負起社保費用的重擔。許多西方工業國家目前還在部分地執行這一制度，但在這些國家（比如德國），社會保障越來越多地通過稅收來資助。
今後幾十年中，在養老、患病、護理以及政府其他救濟措施等基本供給方面，稅收資助會成為一種常態。每個人都應該得到這些基本的社會保障，而且每個人都得通過納稅對這種福利救濟作出貢獻，這包括在各個國家或國家聯盟生活的所有人。這種重要的關聯對於稅收來說，就是將國民經濟的創造價值作為整體表現在消費中，通過繳納消費稅，人們可以得到社會保障所需要的主要資金。
集體主義的發展
當國家的經濟效率降低時，如果人們整體上不能變得貧困，個人和社會就必須承擔起更多責任。這種轉變需要一些時間，並非輕而易舉就能成功。因為多年以來，個人和社會已經習慣由國家來承擔其社會保障義務，他們認為通過很高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稅收可以免去個人責任和公益行為。
許多人相信他們所相信的事情，做他們打算要做的事情，甚至讓別人來完成他們打算要做的事情，反正國家會承擔一切後果。單親家庭的孩子、被拋棄的老人、丟棄的寵物、蓄意毀掉的健康，政府對這些都採取了措施。政府給人們提供了許多便利，這些又對每個人都有利，所以誰還會去懷疑社會福利的合理性呢？這不正是西方人引以為豪的福利成就嗎？當然是，但同時個人和社會的公益潛力可能根本沒有被開發，或者短暫開發後又被埋沒。因為社會福利政策不僅是樂於助人的父親或親切友好的母親，也是位嚴格的監護人，有時甚至是暴君，不讓被監護人獨立。
人們現在就有獨立的機會，因為監護人的力量變弱了。個人和社會很快就將察覺到這並不是什麼損失，而是一種贏利。政府的規定這一「緊身胸衣」變得寬鬆，今後人們還能動用各種能力和力量使這些規定作廢。人們可以互相取得諒解，家庭聯合團體可以承擔更多的經濟和社會功能，城市鄉鎮可以對其居民加大援助力度。幾代人以來，人與人之間的連帶責任以及社會的連帶責任一直被政府的社會福利資金所掩蓋，現在這些又可以浮出水面了。
這是人們的美夢？也許是吧，但在物質財富減少和政府效率降低的情況下，它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很大，人們也許還會有更好的感受。他們不再是被監護人，可以將約翰·肯尼迪得到普遍贊同的格言最終在生活中得以貫徹：「不要問你的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可以為你的國家做什麼。」人們不要總去乞討國家的補貼，狂歡節協會、服裝聯合會或方言協會都可以用自己的資金來實現目標，也許還能為經濟困難的人提供一種或多種支持。
在西方社會裡，人們自願的公益義務雖然不少，但都是偶然的、不穩定的而且變數很多。人們很難將這些義務歸類整理並使其持續，這樣不僅總是會變成與政府職能部門的競爭，比如「今後一定會完成這個任務！」還要與很普遍的看法作鬥爭：「政府對所有事情都承擔第一責任，市民頂多給予支持。」社會福利政策給人們留下的就是這樣的印象，要使人們拋開這一印象十分不容易。在獲取政府幫助之前，大多數人很不習慣先求助於他人、家庭、朋友、熟人和鄰居等。對很多人來說，個人直接向政府呼籲已經成了理所應當的事情，而越過中間的社會機構是更加簡便的方式。但這樣一來，他們也放棄了社會的保護，將自己獨立出來直面政府。他們認為政府是萬能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它的冰冷，看不見它的表情，這就給了人們一種孤兒的感覺。
於是人們對「安全保險」的渴望便更加強烈，這體現在家庭中、朋友圈裡以及團結的幾代人之間。每種穩定的關係都被大眾視為很重要的內容，但人們卻經常不願成功地維護這種穩定，所以有大量伴侶關係、婚姻和家庭關係到最後破裂——人們可能覺得社會福利政策會為他們收拾殘局。不少人飽嘗這種不穩定之苦，他們無法擁有固定的關係，而另一些人則在堅守這種所謂的自由，因為可以隨時取消對另一方的義務。經濟富裕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共同作用使人們對節儉、公益和人性的考慮顯得多餘。
這種情況在未來一定要改變！越來越緊缺的金融資金和有限的節約可能會使很多人靠得更近，並靜下心來思考「什麼是必需的」這一問題。在物質財富上出現的空洞，可以通過人與人之間更穩定的關係這一非物質財富來填補。
由此，家庭將會佔據中心位置，因為只有家庭才有足夠的靈活性，它能以必要的速度來適應社會面臨的變革。政府系統在變革時期將失去行動力，還可能會失敗，而家庭聯合團體正好顯示了其特別的優勢。儘管人們沒有理由認定西方工業國家即將在下個時代面臨20世紀上半葉的災難，然而家庭或多或少成了倖存者唯一的避難所。但很多人都認為，在物質財富減少、社會福利政策效力降低時，社會將更明顯地起到主導作用，而家庭又會主導社會的方向，所以政府不能再控制的內容將由家庭接手。
由此，福利國家最突出的家庭類型（即小型家庭和超小型家庭）將再次在較大的團體組織中聯合到一起，儘管其成員之間並非親屬，但要一起承擔社會公益責任。如果社會公共財政力量減弱，那人們最少要承擔一部分資金的支付，例如目前由稅收資助的學童日托所、幼托所或幼兒園的資金，同樣還有其他公共設施所需要的資金，像音樂學校、外國人語言培訓班等等。
人們還是會對經濟上效率更高的人有更多的要求，如果社會要保持穩定，這些人的義務就將成為集體的支柱。德國憲法中有關約束財產的要求將有更普遍、更明確的意義，誰在經濟上有能力，除了納稅和捐稅之外，誰就還要為集體的物質富裕水平作出貢獻。人們的義務不再只是政府行為的補充或一些額外手段，而是集體富裕生活的前提。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交流將逐漸取代政府作為中介的社會保障手段。
這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意味著什麼呢？目前這種關係大多是敵對的，上邊的人與下邊的人被社會福利政策的鐵夾子綁到了一起，相應地形成各種團體。一些人打算保護追隨者不受貪婪的影響，另一些人卻強調了這種貪婪，所以人們為此花費了很多力氣。其實對人類和社會保障更有益的是，將社會福利政策的緊身衣放鬆，激勵那些較為富裕的人自願捐贈，而且要比目前強制性的捐贈給出更多。但那些較富裕的人憑什麼自願這樣做呢？
現代的幸福研究為此提供了可行的解釋。人們已經認識到，如果生活是充實的，那就會感到幸福；如果人們朝著目標努力，那就可以過上充實的生活，而且這些目標要與個性發展、與人和人之間關係的維繫以及與對社會富裕水平作出的貢獻相聯繫，即要與價值相聯繫，而不是與金錢、美貌或流行趨勢相聯繫。現代的幸福研究由此得出的結論與古代人所得出的結論一致：給予比索取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