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其實很容易理解，主要還是因為人們緊抓著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不放。人們並不是到處都需要制約的界限，即過去200年中在家庭與工作地點、業餘時間與工作時間、私人生活與工作之間所形成的界限。比如，流水線裝配工人和公交司機這類工作的地點和時間是固定的，其私人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限不太可能變得模糊，但很多人如果仔細分析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是可以做到使界限模糊的，而且這部分人要比目前已經在這樣做的人多很多。現在，許多政治家、管理人員、企業家、自由職業者、科學家和藝術家喜歡談論16小時的工作日和由7天組成的工作周。他們這裡所指的往往是一種平行的生活，由工作、社交、家庭、休閒、體育活動、娛樂等內容交織在一起，因此這是一種充實的生活。他們為自己消除了界限，並有所收穫，提高了非物質層面的富裕水平，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願再回到之前的生活方式。所以，將職業工作時間和非職業工作時間盡可能交疊，應該是個人和社會的目標，二者都要努力使這種過渡比目前更為順利地進行。
這樣可能會降低生產力和個人收入，也可能增加人們的創造力和動力，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樣一定會提高生活質量、生活樂趣以及非物質層面的富裕水平。正如工業化之前的歷史時期、其他文化和接近自然的民族的例子，人類並不是具有兩面性格的生物，不是由工業社會塑造成的那種一半受工作壓迫、一半追求享樂的人，但這種雙重性格卻影響了西方社會的幾代人：煩躁地工作幾周，然後歡快地度假，最符合這種類型的情況就是精神分裂症。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就已經對人類的這種自我矛盾作了提醒。作為生產者，人們必須是禁慾的、知足的、精打細算的，而作為消費者，人們則必須是享樂的、放縱的、無節制的。這種兩面的分裂性格在未來需要融合到一起，人類才可以變得完整。
僱主聯合會和工會，企業家和全體職工，還有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在這裡會起到關鍵的作用。所有相關的人不必陷入關於工資標準和工作時間的徒勞爭吵之中，他們在今後應該重點討論的問題是：除了物質需要之外，怎樣對人們在工作生活中的非物質需要進行滿足？這不僅涉及額外的自動咖啡機或休息時間，還要將人類作為勤勞工作並需要空閒、有創造性但也會模仿、有歡樂也有痛苦的生物來進行更全面的理解。在過去幾十年中，科學界已經獲得了大量有關人類能力和心理狀態的認識。更值得關注的是，人類將怎樣繼續生活？像工業化早期那樣，人們每天趕著去工作地點，這導致早晚高峰交通擁堵，但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對社會整體富裕水平的貢獻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
對此，人們首先要將農業、工業和商業服務業的結構改變，才能消除在職業工作時間和非職業工作時間之間已經失效的界限。因為在農業、手工業、小企業以及與人近距離接觸的商業服務業中，擁有更多的人力資源也意味著處於工業和工業加工嚴格分工之下的人在減少。未來許多職業工作者能以促進富裕水平提高的方式，很容易地滿足生活的各種要求。
平等的新形式
在人類對平等的要求和現實的不平等之間作好協調，是社會不能放棄同時又很艱巨的任務。首先，那些特別強調平等的社會要完成這一任務，比如西方工業國家，因為在這些社會中，平等的理想與現實中的不平等存在著激烈的衝突。平等體現在上帝面前、大量選票箱面前和法律面前，而尊嚴、人權和市民自由在21世紀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原則上也要對所有人都平等，但實際上在人們面前的卻是一個處處不平等的世界。
這種不平等部分由人類本身造成，部分由社會造成。人們本身年老或年輕，健康或患病，有才華或沒才華，富有或貧窮，受過教育或沒受過教育，內涵豐富或內涵欠缺，這些不平等可以積極或消極地擴大，也可以變得中性化：比如有些人有才華、受過教育並且內涵豐富，有些人未受過教育而且年老患病，還有些人未受過教育卻有才華。最終，少數人比大多數人擁有更多的知識和能力，可以更成功地追求目標，而大多數人在日益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只能費力地去尋找頭緒，有時候甚至無法找到。
於是這種與生俱來的不平等便形成了：一方面，少數人能夠為自己——有時也為他人——創造就業的機會；另一方面，很多人做不到與這少部分人並駕齊驅。這可能是發達社會中後果最嚴重的不平等，一些人憑借想像力、機智、積極付出、組織協調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在重要職位上完成繁雜的任務，另一些人則希望並堅信其他人和國家可以為他們完成這些任務。
這大多數人對這少數人的呼籲可以說慷慨激昂：「不要丟下我們！你們想想辦法，使出全力去尋找解決途徑。這些任務對我們來說太過分，我們做不到。」為什麼全體職工和工會要為了工作職位而鬥爭？這並不是說他們打算從大部分人可憐的要求中促成職位的產生，而是讓其他人去做這些。假如要通過納稅來維持這種鬥爭，那人們肯定不會再繼續鬥爭。在一個社會中，少數人被大多數人所要求，他們要負責使大多數人實現就業，以便對個人和集體的創造價值作出有意義的貢獻。那麼，這樣的社會在價值分配不再增多或者下降時，又將如何實現人們的平等要求？這個問題對於未來是很重要的。
從目前存在的很多社會矛盾中可以看出，這一問題相當棘手。歷史上，社會矛盾總在不斷導致血腥的革命爆發。以前只有少數人可以獲得生產資料，而人們最想消除這種不平等。在工業化之前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在工業化之後則是礦藏和機器，或者簡單地說是資本，而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往往將其作為槓桿來剝削大多數人。人們的反抗可以使情況有所改善，但直到今天也沒有解決自身的實際困境。大多數人一直到今天都有依賴性，最早是奴隸，然後是農奴，以及今天在某種程度上有依賴性的僱員。不同歷史時期對依賴性的說法不同，但糟糕的是，結束這種依賴性會真正給他們帶來不幸：「被給予了自由」的奴隸、農奴以及職員。因此，之前社會主義的預言到今天還有震撼力：「不僅要消滅剝削，還要消滅大眾存在的依賴性。」這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在21世紀，人們將第一次真正有機會消除目前很多人對僱主的依賴性，至少是部分消除，由此人們可以創造自己的職業基礎。這裡主要是因為有四種發展趨勢：第一，直接與傳統生產資料——土地或類似資源——打交道的人變少了，實際的工業生產中需要越來越少的人力。目前在西方工業國家，生產過程中人力資源的比例平均不超過25%，預計未來還會變得更少；第二，人們的受教育水平和知識水平在過去幾十年中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成了公民的權利，人們告別依賴性的職業不會因缺乏常識和知識而失敗；第三，企業中最新的通信技術和形式允許一定的協調和聯網的可能性，而在以前，沒有人與人足夠的實際接觸和高昂的協調費用，工作是無法進行的；第四，與歷史時期的情況不同，人們幾乎不再努力去促進和保持對工作職位的依賴。國家和社會甚至已經作好了相反的準備，為更多僱員的獨立盡可能地鋪平道路。
但不能把這些解釋成人們是在試著從職位不夠的困境中發揚獨立的美德，因為這種趨勢在今後會越來越明顯。就像歷史上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失去了它們的經濟作用和社會認同一樣，目前依賴性職業也處於逐漸解體的狀態，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還會繼續存在，但到了21世紀末，西方社會就應該不再是僱主主導的社會了。
然而目前比例很低的統計數字說明，人們在這一發展方向上還要克服重重障礙。2007年，德國3820萬勞動者中只有230萬人為自己工作，僅180萬人有第二職業。這3820萬人中有5%是僱主，6%是其他獨立工作者，剩下的89%都是僱員。這些僱員中有70%的人宣稱穩定性對於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就業因素，但大多數人卻從沒有想過，為了這一穩定性承擔起責任或者至少作出一些實質性的貢獻，那是老闆或國家的事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提供職位並維繫職位的老闆們並非高不可攀，而是大家身邊普通的人——鄰居、體育迷或喜歡唱歌的兄弟。2007年，德國1/6的僱員最多有8位同事，40%的僱員不多於48位同事，超過一半的人不多於100位同事。大多數僱員工作在這些中小型企業裡，認識每個人或者說願意認識每個人。如果願意的話，他們還可以看到提供並維繫一個職位需要什麼，以及這一職位有多容易就消失了。
在21世紀，繼續委託正在減少的少數人去承擔提供和保證就業機會以及組織職業工作的責任，並讓大多數僱員像目前這樣停留在尋找、懇求和依賴的狀態中，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這種角色分配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可能有其存在的道理，但21世紀的人們可以將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獨立工作和非獨立工作之間的界限模糊，甚至完全消除。僱員們必須知道，人人都是與自己和所有人一起來直接負責工作的組織以及職位的產生和維繫的。
這一點對很多人來說需要先去習慣。一直以來，他們將提供和維繫職位的事情交給了老闆和國家，並由此產生了依賴性。改變方向需要時間和精力，也需要豐富的想像力。警察、法官或快軌司機可以對勞務市場做些什麼呢？他們首先必須從傳統的概念中解放出來，同時從事兩三個職業不是不正常或者價值低廉的，這將是未來大多數人的情況。人們只有作好了思想準備，才能重視這種方式。如果可能的話，僱員可以一起從事以贏利為目的的獨立工作。比較典型的是人們可以在依賴和獨立這兩種環境中進行思考和行動。為什麼警察不能用幾個小時時間作為獨立職業者經營一個櫃檯？為什麼流水線裝配工人和每週工作25小時的鄰居不能一起提供有償的足底護理服務？
如果有人對此表示不贊同，那就應該去思考，其實這已經是事實了，儘管還處於半合法、不透明的狀態，或者還處在「黑工」和「鄰里幫助」的法律暗角。如果水管工的徒弟在週六按特價幫顧客修理水龍頭，也許還用了師傅的工具，這不太能為人接受，但如果他向師傅解釋，從早上8點到下午2點為其工作，之後自己做老闆，那就沒什麼奇怪的。儘管社會以充分的理由用質量、責任、納稅、保險等設立了各種制約，但毫無疑問的是，也一直有在其中通行的職業：領取國家薪水的樂團音樂家可以開設私人的音樂課程，作為公務員的大學教師可以開具有償的鑒定，職業記者能撰寫額外的專業演講稿，電視台的女主持人也可以去主持一場會議，給人帶來些新鮮感。
以上這些例子早就稀鬆平常了，只是局限在某些群體之內。這些人通常高於平均教育水平，非常贊成職業上的獨立自主，並在職業生活中擁有一種優勢。但這一群體的範圍是可以擴大的，依賴性地工作並成為獨立的企業家，這應該是21世紀勞務市場政策的榜樣。當然，不是要所有人都追隨這一榜樣，還要有人願意為他人工作。但那些可以獨立工作的人，應該克服恐懼並著手得到一種更全面的富裕水平體驗：減少依賴性，感受自己的能力和界限。由此，目前橫亙在僱主和僱員之間的阻隔會進一步失去意義，對社會產生影響的不再是現在人們精神分裂般的性格，而是多元化的個性。
當然，人們還需要對法律和社會框架進行改革，尤其是對社會保障體系。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符合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產生時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但21世紀西方工業國家的物質財富將減少，依賴性職業也會由於人們的積極性而被排斥，「職業」與「私人」、「依賴性職業」與「獨立職業」之間不會有明顯的區別，所以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將不再可行。如果人們不進行改革，那麼社會保障體系將在依賴性職業以及僱主—僱員傳統的二元關係中失去平衡。
另外，人們還要對社會權利和稅法進行徹底改革。例如，在德國，很多小型和微型企業的員工應該毫無障礙地形成法律團體或其他類似的組織形式，而在較大的企業中，同事之間的合作準則應該加強到足夠使用。一個全新的、從未嘗試過的社會權利結構就在眼前。相應地，稅法的構成不能使同時作為僱員和獨立職業者的人被看不透的法律著作所阻礙，人們一直期望的稅法簡化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
當物質財富在今後幾十年中停止增長甚至減少時，西方工業國家在20世紀所形成的社會福利政策將出現什麼情況？人們提出這個問題可能只是為了理論上的討論。目前在我們這個時代，雖然有史無前例的物質增長，但人類的生存基礎已被破壞，這個時代即將結束，而社會福利政策正是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社會福利政策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隨著時代而繁盛，現在也將隨著它而衰敗。但大多數人都還沒能理解這一點，所以這個「將出現什麼情況」的問題會使政治家、學者和大眾都非常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