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屋子外牆要每隔多久重新粉刷一次？那些頻繁將房屋按最新樣式粉刷的人非常辛苦，因為他們還要去偏遠的國家旅遊，只是為了體驗古老、原始和真實的魅力；幾十億噸正在變質的食品放在西方人的冰箱和冷藏櫃裡——一定要有所準備！人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訪客突然到來；而基督教聖誕節的採購季，簡直就是一場非基督式的物質大戰。就算禮物大山比以前低了半米，人們又能有什麼損失？
人類應該按照自己認為對的方式去生活，比如粉刷房子、填充冰箱、購買聖誕禮物等。如果物質財富在未來沒有增長，甚至可能減少，人們不應該感到吃驚，更不應該去抱怨——這些在過去已經被程式化。今後經濟可能增長，可能停滯，也可能衰退，國內生產總值數值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但大眾的物質富裕水平只可能朝著一個方向發展——下降。很多人感覺不到這一點，因為目前還有大量緩衝，當然這種下降也不會發生在所有人身上，但面對富裕水平下降時必須勇敢地邁出大步。
再分配
如果西方人沒能做到先知先覺，只是認識到並且承認物質財富增多的牌已經出完，從現在開始要勇敢前進，這至少還是比較輕鬆的，但那些傳統的「聖盃」護衛者比如聯合會、工會以及很多政治家卻很難做到這一點。他們習慣了被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的河流舒服地托著，從沒想過當河流的水消失時會發生什麼。他們完全相信水流的力量：它總是會流動的。一旦不流了，必須來幫助我們！
這也是目前很多人的格言。政黨與社會各方面一起採取措施，試著使大多數人習慣的狀態至少再維持一段時間。但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人們也只是打算進行再分配，就是使富人的富有程度看上去更合乎邏輯。如果分配更公平或者更平等了，那麼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一切便可以像目前這樣繼續進行了。當然，很多人都愛聽這個。政黨許諾他們的選民，要從富人身上拿出錢來給窮人，並高興地看著自己的支持率升高。但人們最後還是會失望，因為即使富人不再像之前那樣富有，但在人們的觀念中富人仍然存在。
當然還是有富人的，那些童話般一夜暴富的故事，是一些媒體賴以生存的養分，並給大眾插上了想像的翅膀。在阿布扎比、卡塔爾或新加坡，隨處可以目睹這樣的富人。如果觀察得仔細，人們就會發現那些引人注目的內容永遠相同：幾十個百萬富翁都在展示，物質財富增多可以通過哪些特殊的途徑，可以漸漸發展成什麼樣的奇異景象。
這種奇異景象很直觀地表明了，21世紀初的財富增加變成了一種循環反彈式的財富。它剛剛還在直線上升，如2007年媒體所報道的，「百萬富翁的數量呈跳躍式增長」，下一刻就直線跌落，如2008年媒體的報道，「百萬富翁的數量減少了14.9%」。但在2009年這一數字又上升了，股票和地產價格又在上漲，但人們不需要千里眼就能清楚地認識到，又一個氣球快要吹爆了，而財富爆炸要比吹脹的氣球爆炸猛烈得多。
儘管人們沒有理由因富人的困境將他們放到社會援助名單的最前列，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富有的人將一種物質腐蝕傳播開來，而自身也沒能倖免，他們的財富變得越來越虛假不實。憑著完全一樣的企業股份或不動產，他們今天是百萬富翁，明天可能是所謂的中級百萬富翁，後天也許就成了超級富翁——然後沒過多久就破產。發跡和落魄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而越是緊密，富有的泡沫就越大，人們也就能更加輕率地將泡沫製造出來。
但富人群體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他們擁有的財產到底有多少價值？如果按照人們眼中「富有」的定義，富人即除了自身使用的住房、家用器具和長期消費品之外，至少有100萬美元或70萬歐元財產的人。在全世界範圍內，這樣的富人在2008年有860萬，其中半數以上分佈在美國、日本和德國，另外將近一半的人則在中國、英國和法國。在這些富人中，大概有8萬人（約占總數的1%）至少擁有3000萬美元或2000萬歐元，他們被視為「超級富有」或「極度富有」的人。所有富人的總財產在2008年是328億美元（合230億歐元），其中有214億美元（合148億歐元）在富人手中，有114億美元（合79億歐元）在極度富有的人手中。富人平均擁有價值約250萬美元的財富（合175萬歐元），極度富有的人則平均擁有1.47億美元的財富（合1.01億歐元）。
這是太多了還是太少了？860萬人擁有328億美元，這些人當中最窮的人在2008年時也至少擁有100萬美元。他們的總財產相當於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即所謂G7（七國集團）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如果將這一財產平均分配給全世界每一個人，每個地球公民大約一次性就能得到4800美元，將近3400歐元。對於印度那些每天晚上拿著2美元回家的臨時工，或者對於非洲那些年收入1200美元的小農來說，這就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但對於西方人來說，這筆錢改變不了什麼，他們關心的是提高「對汽車報廢的補貼」或內容更豐富的假期。
但所有這些再分配的設想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富人的很大一部分財產根本不會被分配，無論如何都不會真實地被分配。這些財產由辦公室、酒店、車間、機器組成，或者說，它主要由工作職位組成，無論是自有資金還是外來資金。因此，人們認為「可以拿出富人的很多財富來分給窮人」的想法是錯的。富人的財產會繼續作為生產性資本存在，一個較為平等或完全平等的財富分配只是紙上談兵，絕大多數人理想中的共同財產實際上都包含在這一資本中。所以除了再分配之外，人們只剩下一種選擇，那就是去走一條經濟互助國家及其國有企業和類似機構所走的路，但歷史已經證明這條路走不通。生產資本的公有化非但沒有將社會的富裕水平提高，反而大大降低了。
富人的財富實際上只能在很小的範圍內進行再分配，為了維持物質富裕水平而採取人們理想中的分配方式還會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使生產效率下降，那還有什麼辦法？再分配不是隨時可以出的百搭牌，這是人們理智的結論。如果增長達到了上限，物質財富不再增多甚至還有所減少，那麼西方人通過再分配的方式就只能解決這些問題中很小的一部分。
到時候將會出現令人頭痛的問題，因為如果人們意識到了經濟在整體上不能再帶來物質財富的增多，那應該如何用金錢來回報付出？同時，人們應該怎樣避免實際人口在較貧困情況下減少？當然，只有在收入和財產的剪刀差不再增大時，人們才能避免經濟較貧困的情況。近代很多西方工業國家都發生過這一情況。例如在2000年，德國經濟實力最好的1/10人口的可支配淨收入僅僅是經濟實力最薄弱的1/10人口的3.4倍，而今天這一比例是4︰1。還是這個問題：這個差距是太大了還是太小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德國4︰1的差距處於中間位置。美國和葡萄牙國內的貧富差距大約是6︰1，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間大約是3︰1。德國4︰1的貧富差距看上去不是太懸殊，何況在德國，單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2600歐元左右，這包括所有福利、租金和資本收入；兩口之家每月可支配收入達到3900歐元，已經能進入德國國內經濟實力最強的1/10人口中，即所謂「富人」的行列。
比起經濟實力最強和最弱的1/10人口之間的差距，更大的差距在這1/10經濟實力最強的人口之間，這裡不是3︰1、4︰1、5︰1或6︰1，而是50︰1、100︰1甚至更多，而月收入2600歐元的人和月收入13萬歐元或26萬歐元的人同屬於富人行列，因此人們得出結論：在德國和其他很多國家中，有99%的人的收入和財產大體上相同，而將近1%的人擁有的收入和財產遠遠超出其餘所有人。儘管在這1%的人當中不是所有人都是普遍意義上的「富有」，但要是想找富人，在這1%中最容易找到。
他們的財富從哪裡來呢？一些人是因為幸運地繼承了遺產，這不需要別人的太多幫助就可以實現。這種財富像是買彩票中了大獎，面臨著道德上的譴責：不勞而獲的幸運必須與他人分享。還有很多人認為自己不僅幸運，更是通過技巧、遠見卓識、智慧以及辛勤工作獲得了高收入和大量財富。他們認為其財富代表著卓越的成績，這樣想無可厚非，但獎勵其實是沒有上限的，很多人高估了自己的創造價值，有時甚至過分高估。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的付出與獲得的收入不相符，有些人甚至在明顯失誤時還毫不猶豫地撈取極高的酬金。
我們這裡所說的正是專注於增長和財富增多的社會最明顯的弱點。這個社會對付出只能給予物質和金錢上的獎勵，卻沒有表達出高於個人的尊重，其激勵和獎勵體系受到很多限制，從根本上來說極為原始。以前在科學、藝術和其他領域，優異的成績通過簡單的獎勵體現出對上帝的更大尊敬，而今天所有的獎勵只體現在物質上。沒有物質獎勵，人們付出的意願也會減弱，這當中潛在的危險會逐漸明朗。繼陷入增長的陷阱之後，專注於增長和財富增多的社會現在有掉入貧困陷阱的危險，這是人們自己設置的貧困陷阱。
道德問題
隨著對金錢和財富的不斷追求，西方社會的所有生活都處在薄冰之上，必須不斷對金融週期和經濟週期進行人為干預，以便保住一些社會功能，但一種衰敗正在漸漸逼近。這從大的方面來說指的是危機此起彼伏，在小的方面指的則是一些社會現象，比如高管薪酬。人們認為薪酬必須提高、再提高，否則一切都會停滯不前——多麼大膽的假設啊。
德國就有這種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的後5年中，一名DAX公司董事的薪水是普通僱員的14倍，但20年之後變成了52倍。也就是說，其年薪從1987年的44.6萬歐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333萬歐元。即使考慮到這期間貨幣貶值將近一半，那也意味著DAX董事的購買力在20年中提高了將近4倍。而國內生產總值在這段時間內僅提高了40%，所以這名董事以及處在類似職位的人可以切下一塊比1987年時大3倍的肉。國內生產總值的分配趨勢正在朝著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
人們認為高管應獲得高薪的第一個理由是：這是國際慣例。這是全球確立的高管薪酬，為了確保贏得並留住最有能力的人，公司必須支付這麼多錢。誰不這樣做，誰就招攬不到人才。這聽上去很有威脅性，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另闢蹊徑，選取了一條長時間以來荒誕不經的路：一個人工作一年得到的薪金，等於一個擁有兩萬名員工的大企業所有職工的薪金——7.02億美元。如果這種制度都沒能贏得足夠多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那麼普通人只能在邊上做註腳了。如果當初沒有這樣運作，那麼今天西方工業國家的金融、經濟以及社會狀況或許會好一些。
人們為高管薪酬辯護的第二個理由也不是無懈可擊的，即這種薪金受各種法律規定、附加條款、國際慣例或合同自由權的保護，但這些歸根結底都要服從於倫理道德的基本標準。在德國的法律中有簡明扼要的規定：「違反了良好道德的法律行為是無效的。」這一條款其實對利息、租金、經紀人薪水和工作薪酬都適用。「比例適當」對所有法律來說是一切合同自由權的主題，這樣的規定合情合理。如果比例適當的要求沒有得到維護，不僅個人，整個社會都會受到危害。如果社會不再要求人們遵守倫理道德，並接受各種無節制的行為，社會就是在自我放棄。
人們只能以具體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為基礎，對比例適當、道德良好以及道德上可被認可的行為進行判定，而且具體標準各不相同。如果今後在西方工業國家中，社會的荒謬和扭曲不能再通過物質財富增多的軟膏來緩和，並且被毫不掩飾地暴露出來，就更需要人們對這些行為和道德問題作出判定。到那時人們就會質疑各種事務是否協調，或者社會結構中的存在是否合理，人們本來就有很好的感覺去判斷。
比如，一個人白手起家成立了公司，並在幾十年後以很好的價錢賣出了企業，而他獲得的收益以前是不能在社會上公開討論的，儘管很多人可能會感到生氣，也許還會感到失望。又比如，一位總經理在一段時間內大體上成功經營了一家公司，這一工作很有挑戰性，所以必須給予這位經理合適的報酬——在20年前人均收入的15倍是合適的，但這裡仍存在社會慣例，那時人們也不能詢問經理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