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把母親端來的茶放在我旁邊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幾，或許是他們房東連同房子一塊出租的。我在緊張的問答中顧不上打量房間佈置，再說一個女子眼珠亂轉，賊溜溜地打量別人的家不太像樣。所以我抬一次眼睛，盡量觀察一個局部：窗簾——蕾絲邊，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純淨。（彼得告訴我，他母親說，不能把白色的東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東西的。）窗下的長沙發，薑黃色地子帶咖啡色方格，非常舊卻非常乾淨。這房裡的每件紡織物似乎都跟窗簾一樣，動不動就給寇恩夫人放在水裡泡過，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問時，看見她坐的單只沙發是一色的，淺咖啡色，扶手上有個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煙打瞌睡燒的。雖然都是舊傢俱，但色彩搭配得極其協調，處處留著女主人煞費心機，辛苦而饒有興趣建設的痕跡。寇恩夫人背後的牆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蓋了一塊白色檯布，擺了一個小座鐘。他們一家住在難民大宿舍時，皮箱和其他難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過蓋了一層油毛氈，取出來時，箱子裡外都是綠霉。
趁寇恩先生又問了我一句話：你父親的肺病是幾期？我把臉轉向他，目光把他虛掉，去看他背後的酒杯櫥，上面擺著彼得弟弟的照片。大衛死前沒照相片，這張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歲騎術隊證件上的。彼得告訴過我，大衛留在奧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馬、狗、鴿子……
我眼皮一垂，看見酒櫥的一隻「老虎腳爪」殘廢了，墊了一塊木頭，漆得顏色盡量和酒櫥原體靠近。這只酒櫥大概是從一個英國人家買的。許多英國人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把家當三文不值二文地擱在馬路上拍賣。現在這只酒櫥殘了一隻腳站在這屋裡，也是君臨天下。我估計它的腳是從陽台上往下吊時碰斷的，因為又窄又曲折的樓梯根本不容它上來。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問全回答了，但是我無法判斷自己是不是話太多，因為我思想不集中的時候往往是有用沒用的話都說。我腦子裡的畫面是寇恩夫人指揮著由寇恩父子組成的人體吊車，把逃亡的英國人的舊傢俱和這個酒櫥搖搖欲墜地吊上三樓，而我嘴裡匯報著我父親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紹下到了雲南，在西南聯大謀了一份職，又是如何跟其他五個教授合住一個破廟，染上了其中一個人的肺病。我談到國民黨如何不是東西，派人監視教授和學生們的言論，像我父親這樣言論過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國民黨的貪污、腐敗令我父親作嘔。他每天配給的兩餐粗米飯常常被他省給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獵、捉魚，所以還沒有像其他教授那樣處於飢餓邊緣。我大概從我父親又扯到了他信中談及的貨幣貶值，多少次國民黨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親的挖苦，強制控制糧、油、棉價格使民眾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鑽空子的機會越來越大，因此囤糧和囤油的無恥之徒從中國腹背又插一刀，說到這裡，我突然沒話了。
你一定常常經歷這種時刻，一個人在誇誇其談中已經丟掉了所有聽眾，他一閉嘴就發現死寂的大門立刻緊閉，把他關在門外，他似乎再也無指望去敲開這門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處在這樣的時刻。誰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時間誰也無法打破。
這時我聽見彼得的妹妹在和一個中國人說話。兩個人都將就著對方的語言，說著馬桶不通的事。
然後寇恩小姐進來，對母親說了句德語。不用懂她的德語，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個中國人。你更懂她對中國人的不屑和厭煩。寇恩夫人用德語回答了一句什麼，寇恩小姐不情願地走到酒櫥邊，拉開一個抽屜，從裡面拿出幾枚零錢，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話是：那麼就給他點錢好了！
事情大概是這樣：房東按照合同來修馬桶，發現扳手被扳斷，便說這是損壞器械，應該由房客付買配件的錢。彼得的妹妹在外面力爭了一陣，爭執不下，求援於母親。寇恩夫人便輕輕一翹下巴頦：拿錢給他，不就是兩個錢嗎？她心力交瘁，淡泊地笑著，瞧不起對方也瞧不起自己，這場爭執誰也不怪，只怪貧賤。
寇恩先生還在和彼得交談。他們是那種絕不在不懂德語的人面前講德語的人。他們不能容忍那樣沒教養的行為。他們的教養提醒了寇恩夫人，她對我笑了一下，請我務必原諒她說了德語。寇恩先生問彼得到了美國沒有工作怎麼辦。彼得說可以先用帶去的錢生活一階段，然後從最低的工作做起，他做好了心理準備去工廠上工，聽說美國的工人掙得不錯。
寇恩先生轉過頭來問我：May，他說的可行嗎？
我心想，彼得把美國調查得比我還清楚。但我表面上裝得跟他一樣胸有成竹，有板有眼：可行的，美國工人有工會保障收入。
寇恩先生說：以後彼得還要靠你多關照，May。
我說當然會關照彼得。
他們以為我是誰？人口走私販嗎？彼得在我出現在他家之前，到底把我說成了誰？假如我沒有一再提出要見他的父母和妹妹，我對於這個家庭是什麼？是千千萬萬幫助了猶太難民的中國人？就像從中國員工那裡摳出口糧工錢，聘用猶太難民的菲利浦？
後來彼得告訴我，他們的家規很嚴，屬於最保守的猶太家庭，不主張兒女和外國人通婚。我頂了他一句：「尤其是中國人。」當然是在腦子裡頂他的，但我敢說，假如我真說出口他會默認。即便他們在踏上中國國土之前對中國人沒概念，住了兩年也不一樣了。中國人的苦難之深重讓他們膽戰心驚，這不是一世一代的貧窮苦難，這貧窮苦難一看就知道是幾千年的累積。而我就是他們之一，是那個往牆根一蹲就吃東西，或打盹，或解手，或死去的龐大人口的一分子。
彼得的妹妹再次走進來。這次她用英語說：該是去某某家做薩巴士的時候了。
彼得立刻跟我說：我們一塊兒去吧？
我說不行，我晚上有約會。
彼得叫我把那約會取消。他說假如我不想和他父母一同去他們的朋友家參加薩巴士，他可以在晚祈禱後和我去溜冰。
他是夠敏感的，明白自己得盡快補救這次不太成功的會見。不成功誰都怪不著，每人都盡力而為了。或許除了敏感的彼得，其他寇恩家成員都會認為成功極了，不是偶然還有哈哈大笑嗎？前銀行家寇恩先生的哈哈大笑特別討人喜歡。
我說好吧，那就去溜冰。
他們家裡的人要梳妝更衣，我知道他們在急切地等著我迴避。但我的長統絲襪馬上會把我窘死。西裝裙剛過膝蓋，只要我從椅子上站起，長統襪立刻會讓我成為他們記憶中最狼狽的中國人。
我急匆匆地用上海話告訴彼得，我正面臨的危機。
彼得禮貌而溫雅，請我再說一遍。
我指指大腿，又說一遍，一臉氣急敗壞。
指大腿的動作和氣急敗壞的表情都十分不雅。彼得臉漲得通紅，問我需要不需要他妹妹來解決我的麻煩。他不想讓他父母看出我與他之間的關係親近到了可以講女性的麻煩。我沒辦法，只好用一隻手拎著又緊又窄的裙子裡面的襪筒，希望自己能保持個完整的形象從椅子走到門口。
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來，我知道他們在想：怎麼？連握手告別的禮節也免了？
彼得也覺得我不給他爭氣，那麼潦草就告了別。
這時我已走到了門口，一手提著長筒襪（在別人看是毫無必要地提著裙子），給寇恩夫婦和寇恩小姐深深鞠了一躬。
看看他們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行為被歸結為「她是中國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沒提這次會見的任何細節。
告訴你，我年輕的時候可是個玩主。什麼東西都愛玩，玩玩就會，一會就扔。溜冰也是。我喜歡的不是溜冰這項運動，而是穿著短裙、緊身褲，戴小帽子，踩著庸俗不堪的音樂瞎晃悠。彼得溜冰也溜得相當好，我說過這人幹什麼都不把自己當龍套。
溜冰場在大世界裡面，夜裡十點多了，還是喝彩、口哨、歡呼、尖叫……誰也聽不見自己說話，但每個人還在不停地說。上海就這麼可怕，什麼時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樂，沒有明天似的。空虛無聊的人不得不享樂，他們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發了財心情好的必須在這裡飛旋，破了產要跳樓的更需要在此橫衝直撞。像彼得這樣滿心嚮往的人，一步一馳都離大洋彼岸更近似的。我和他手牽手，熱風擦著面頰而過。我原來心裡的窩囊和疑問都不再煩擾我。享樂是惡性傳染病，溜冰場上有不少猶太人，已經被傳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樂子都得賺到手。
我跟彼得熱得一頭一鼻子汗，紅臉蛋對紅臉蛋，在溜冰場邊上喝蘇打水，狂喜的臉如同面具一樣罩在我們臉上。面具後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滯了。在進入溜冰場之前，那些思路傳導著一個賊亮的念頭：如何把傑克布的護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覺地逃往澳門，再設法登上運糖的、運干海產的、運布匹絲綢草編、運南洋木器、運籐器竹器的船隻，向葡萄牙遠航。彼得像這冰場上的其他猶太難民一樣，讓速度把軀體帶到前面，而把思維拉在後面，腦子於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鐘都是朝梅辛格的「終極解決方案」進發的一步。還有一周就是猶太新年，「終極解決方案」正在完善。而這些都不影響那個穿蘋果綠裙裝的猶太少女，她開心得那麼徹底，笑容那麼耀眼，仰臉大笑時把槽牙都露出來了。日本人一旦徹底出賣上海的猶太難民，對於整個猶太種族，集中營和屠宰場便跨越國界跨越大洋，連成了一片。而那個穿紅襯衣的猶太小伙子在這一刻玩忘了，跟那個中國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攤……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點，渾身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皮夾子才回家，彼得要趕回去睡兩小時覺，起來還要去船運公司的辦公室去上班。
每次瘋玩之後我的心情會很差，自暴自棄後的自我厭惡，自己噁心自己。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感覺。彼得不能送我回家，還是照例往我手裡塞幾張鈔票。貨幣貶值，我也貶值，同樣幾張鈔票一個月前和一個月後買到的食品從斤兩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馬上乘車，便獨自沿著馬路往前走。婆娑的樹影濃黑，莫測得很。我這樣一個蓄謀害別人的怕誰害？
我的心情越來越壞。自我厭惡到了極點。我真是無救。尤其跟彼得這樣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錢往我手裡一塞，毫不愧悔地又去開始他一天十四小時的辛勤工作，而讓我有漫長的一整天來自我厭惡。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條，每個行為完成一任務，每個任務離預達的目的地更進一步。可我玩完了什麼都完了。他把幾張鈔票塞在我手裡，我跟那個紅襯衣猶太小伙子的中國舞女有什麼不同？
我終於叫了一輛黃包車是因為我想省鞋。皮鞋成了那時最昂貴的東西。因為只有鞋很難去將就穿舊貨。我走路為了省車錢，坐車又為了省皮鞋，就這樣一個寒酸女人玩起來也是不要命的。
到了家快五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