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唐納德的診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現。值班的是另一個醫生，一個上海人。他自我介紹姓文，文天祥的文。文醫生告訴我彼得家有急事，這個週末改成他值班。他問我他可以幫我什麼忙，我說謝謝了，他已經幫了我忙。這種對話很奇怪，無論我怎樣用上海話答對，文醫生就是不屈不撓地講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腦子裡記錄下的對話——
儂曉得彼得屋裡出了啥事體？
Ithinktheyaremoving。（我想他們在搬家。）
搬到啥地方？
彼得終於如願以償，攢出了那個頗可觀的數目，把全家從大宿舍裡搬出來了。
我一秒鐘也不想等待，想馬上見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幾條街。
這時一個中國男人扶著一個中國女人走進診所，東張西望，就是沒把我和文醫生望到眼裡。女人嘴裡喃喃地說，一定走錯門了，怎麼沒見那個洋醫生？
文醫生迎上去：MayIhelpyou？
男人馬上說：噢，沒走錯門。
文醫生不屈不撓的英文原來很有用。我想給彼得寫一張字條，但怕它先落到唐納德的粉紅的手裡，讓我的字跡和心跡失去貞操，也怕唐納德給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診所就往外白渡橋方向走。冬天偶爾有這麼幾個好天，可以稱它陽光明媚。遠處的船鳴嗚咽一般。
穿過外白渡橋，匯山路上停泊了幾輛舊汽車。看見衣著摩登樣的人，車主就上來拉生意。這種短途出租車的車主都是猶太難民，幾人合夥買下一輛破車，再偷梁換柱把它修理得返老還童，然後便和黃包車搶起生意來。他們對虹口每一家餐館、酒吧、咖啡館、小客棧——所有猶太難民經營的生意都瞭如指掌，他們介紹每個客人給餐館或客棧，都能從店主那裡得一份微小的抽頭，同時再從乘客手裡賺一筆車費。猶太人和中國人一樣，你把他們種在鋼筋水泥裡，他們都會生根發芽。
那個叫萊茵河咖啡館的店面漆了個新門面，做成了假歐式門面。裡面的顧客一看就是那種一杯咖啡坐一上午的人。他們跟老闆聊糧價，聊正在演出的業餘劇社。當然，聊的最多的，還是留在歐洲的親屬。每個人都留了一些親屬在身後，不知親屬們是否收到上海發去的收入證明了。笑話！不是嗎？納粹要看到他們在上海的收入才肯發護照，才肯給他們出境許可！好像不大放心他們，怕他們到上海溫飽無著落！好像他們到了上海流離失所會讓他們於心不忍！……
難民們把手上的報紙傳來傳去。只買得起一份《紐約時報》，傳到讀爛為止。他們都在等美國政府心軟，對他們敞開門扉，因此他們關切美國政治經濟金融……所有事物的動向。美國一定會心軟的，你們看，只有美國才有寬大的胸襟和氣魄，拿出錢給他們一天開兩頓飯。飯不是好飯，但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ま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國救助猶太難民基金會」已經開出了幾萬頓飯了！所以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美國將成為他們的最終寄居地。
我想像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會在人們提到美國時心跳異常嗎？肯定會的。對他來說，他和美國只有一張擔保書和一張船票的距離。彼得會不會提醒這些咖啡桌上的難友們，美國已經表現了它的冷酷？一九三七年羅斯福提出接受歐洲的猶太難民，被國會否了。有沒有必要讓這一張張蒼白瘦削的臉夢醒，告訴他們美國對猶太人只比對華人溫和那麼一丁點。美國人編排了多少有關猶太佬的笑話？猶太人求職求學，往往會改掉自己的猶太姓氏。彼得從我這裡聽了足夠的故事，足以告訴他們：歧視和迫害到處都有。迫害別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個猶太人和碎裂的幾千扇窗玻璃給人們帶來多大快感，簡直不能想像！正如一八六九年火燒唐人街、追殺華人給美國人帶來了快感。
我面前放著一小杯醇香的咖啡，從熱到冷。這麼好的東西沒一個人分享，我寧可不碰它。一個小時過去了，現在進來的人是吃午飯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濟餐去餵的人。
這裡能嘗到地道的歐洲甜食。深秋的爛蘋果和梨在猶太店主這裡可是好東西，做成蘋果排和梨排，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歸。人們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樣繞舌，都靜靜地吃著自己盤子裡的食物，靜靜地重歸故里。我的眼睛始終注視著門口，但那裡沒有出現彼得。
我朝侍應生招一下手。侍應生五十多歲，不會講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動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訴我，他曾擁有寵物商店，來上海前被迫處死了他所有的寵物。我在餐紙上寫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臉，我眼睛裡的詢問不要語言也看得懂。他看著名字，看了至少有半分鐘，然後不肯定地對我笑笑。我起身告辭這頓漫長的早餐，走到門口，他又從後面趕上來，指著門邊一塊黑板，上面貼滿各種小紙條。大多數是後到達上海的難民找先到的親戚朋友。有一條用英文、德文、希伯來文和意地緒文同時寫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這兒找不到我的話，就到天堂來找我吧。」時間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距離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著這張紙條，瞪著瞪著，眼淚瞪出來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見一張同樣的紙條，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許彼得的目光多次瀏覽在這些紙條上，想找到一張他一直在找的，終於找著了，上面是一個女性絹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見。」那是我的手跡。
這是我的過錯，一去無蹤影。為了無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戀人爭風吃醋摔門而去，不給他打電話，不給他一點尋找的線索。整個事端是我製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時間，我又去了唐納德的診所。值班的是另一個中國醫生。消息更壞，彼得已經辭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聯絡方式嗎？好像沒有，走的時候他不愉快。和唐納德醫生鬧不愉快了？不知道。什麼時候鬧的？不知道。
我對面的，是一張不關痛癢的溫和面孔。這種面孔在上海中產階級中最普遍。上海各種租界，各執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誰也別惹。於是就在上海灘上進化出這樣的面孔來。
全是我的過錯。我從診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兩截木樁子，載著我向前走。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辭了職的彼得會怎麼付房錢？他終於讓全家走出了沒體統沒體面的大宿舍，可房錢怎麼辦？他怎麼吃得消上海的物價？他那雙總是在討主張的大黑眼睛現在看著什麼？向誰去討主張？……
星期二下午第三節課時，教室門口出現了一個人。教室內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陰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無法確定。他的形體是少年的，因此我以為他是某個班的學生。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見了。
在往辦公室去的樓梯上，他又跟上來。一個念頭電擊了我一下：壞了，跟蹤又續上了。
跟在後面的人輕聲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頭，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變了個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鏡，個頭也高了。想起他把我抬舉成非自覺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給日本憲兵，我不知拿什麼臉色接待他。
他說：上次的事體讓你吃苦頭，都是日本鬼子挑撥的！他說著，看了看身後身前，覺得還是改用英文比較安全：日本鬼子說你已經把我供出來了。
我想，這事扯下去更沒有崇高感。我笑笑，一陣乏味和乏力。
他父親在上海十六鋪有四代的關係，所以讓幫會的漢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憲兵也就順勢下台階。
我問他怎樣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說找誰也難不倒他。其實到處都有他們的人。小伙子看來沒讓日本憲兵打老實。他的同志們在一次基督教會組織的大合唱裡見到了我。我不屬於任何教會，但我有一幫學生是教會文娛活動積極分子，央求我給他們彈鋼琴伴奏。就是那次美僑學校冷餐會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裡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稱洋派的上海人圈子，稍微多拐個彎，大家都沾親帶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我實在看不出他笑瞇瞇地冒出來是什麼企圖。有幾個老師從樓上下來。這是下班時分，教師們包裹上圍巾大衣，露手指的手套捧著帶回家圈改的學生功課，另一隻手裡拎著半袋米。我領著溫世海下到一樓。
我說：你找我有什麼事？
他說：新年你有空嗎？我父親想請你用個便餐。還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脫口就會說「謝謝，不了」，他趕緊補一句：也請了寇恩先生。
我說：你怎麼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腳趾上的凍瘡一陣刺疼。
他說他們家和彼得從來沒斷過聯繫。他不久前還跟彼得談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見到我。所以我在這個學校代課的事，對誰也不是個秘密。
你看，我很沒用的，馬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請。少年抗日分子出賣我的事實，我馬上忽略不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