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樣，從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著自己想開，對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個中學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報上找我的「理想職業」。雖然我的開支不大，但物價飛漲，還是入不敷出。商人們開始大發戰爭財，囤積糧食，囤積棉紗棉布，什麼都囤。到處看見搶購東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學校外面有一個米店，夜裡人們讓小凳小椅子石頭磚頭替他們排隊，天不亮這些凳子椅子磚頭全變成了人，有的磚石或凳子在夜裡給做了手腳，次序在大大地變更了，這就是一場流血惡鬥的起因。學校教員常常在上課前毫無斯文地搶米，進了教室再為人師表。某天幾個教員誤課，因為他們搶購回來的大米摻沙子摻得不像話，他們找米店老闆換米或者退錢，結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傷了。
我這天突然出現在父親的書桌邊。他去圖書館的時間我已經掐得很準：每星期五上午，他總是去圖書館恢復一下單身漢的清靜日子。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復成一個學者和憂患意識很重的知識分子，讀一個星期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報》，再瀏覽一下《泰晤士報》和《讀賣新聞》。他得找到自己在這個創傷纍纍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個禮拜重新找一次，因為每個禮拜都可能有新的戰爭版圖。
我到這裡來找他很好，他不是那個大嗓門兒的、大而化之的歸國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厭世的真實自己。
我前面講過，我們父女都有別人不認識的一個方面，這個方面只有父女面對時才活過來。一旦我和父親以我們血緣中特有的面目出現，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沒有比那種理解、原諒、接受更徹底了。冒犯還沒出現，就已經被原諒了，不管我一生還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這個時候看著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這樣向我轉過臉的。
父親說：你瘦了，妹妹。
這是兩三個月來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上次見他還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號。我大概在八月三號或四號（我記不清具體哪一天）神出鬼沒地回到家，給他送了一塊「凱斯林」的蛋糕和祝壽語。
還好。我說。我每頓飯都是胡亂在小攤上吃碗陽春麵或小餛飩，所以站在父親眼前的，就是攤販們剋扣斤兩的後果。
父親說假如冷的話，他會從家裡給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來。然後他問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著父親。他鬍子拉碴，不修邊幅，這一天他恢復成了中年光棍。他追問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飯？
我們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從醫院出逃後，凱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個惡毒的小後媽，說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鬧，把父親和她也牽連進去。在我為父親道賀生日那天晚上，小後媽的嘴臉可是夠瞧的。她說要麼我就遵守與日本人的諾言馬上離境，要麼就跟家裡一刀兩斷。家成她的了。
父親又問我到底住在什麼地方。我說是個很差的地方。他說，好啊，連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訴他，對我的行蹤知道得少些是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會來找上門。我知道父親肯定會一次次往那個地址跑。那就真讓凱瑟琳說中了，我在連累他們。
父親把桌面上的報紙夾子合上。紙張滋啦啦作響，跟凝固的寂靜發生刺耳的磨擦。他拿下一摞《華爾街報》，「滋啦啦」地一張張翻閱。我敢肯定，他心裡「滋啦啦」翻得更亂。
他翻著翻著，問我是否還要等著跟彼得一塊兒去美國。我沉默。明擺著的事情何必問呢？
他想說什麼，覺得自己不必多嘴，接著更起勁地翻弄報紙。周圍都是報架子，我和他的空間是報紙隔出來的，冬天的上海在這個散發油墨味的小空間裡更陰冷潮濕。
擔保書不好辦呢。他慢慢地說。
我不說話，但我接收了這個重要信息。我和父親之間常常會長時間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個人的沉默裡容不下另一個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陣，我站起身，抱緊胳膊。那帶油墨氣味的陰冷在我身上到處鑽。
我說：那我走了。
他小聲說：我馬上要去內地了。這句話是他突然決定要告訴我的。是作為一個央求說出來的。意思是，爸爸我要遠離你了，你還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塊兒吃頓飯什麼的。
我當然不能拒絕父親。我問他所有的閱讀結束沒有，沒有的話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來，去前台取了套鞋和傘。我父親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門常常帶雨傘和套鞋。這都說明他隨時做好了遷移的準備，或者他有一種莫名的危機感。父親告訴我，因為決定去內地，他已經賣掉了車子。
冬天六點的上海更像深夜，因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滿活力。六點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碼頭上卸了一天的貨，脾氣大得嚇死人。另外就是各種辦公樓裡走出來的小職員、小公務員，誰的事都不想礙，巴巴結結做完一天，趕回家吃幾口泡飯，好讓明天一模一樣的日子重複。時髦男女此時還不會出門，他們要等到海關大鐘敲了八下以後，連加班加點的職員也從馬路上消失了，整個貧窮衰敗的上海都消失了，他們才出來。
我和父親來到美國總會樓下。守門人板著臉看了父親的會員證和我的護照，總算笑了一笑。
我父親對我做個鬼臉，問我相不相信他現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說我相信，因為我也常想吃份量很足的熱狗，上面堆滿亂七八糟的配料。
結果我們都點了熱狗。
我問我父親，去內地的事情怎麼和他小夫人談妥的。他說他本來早就要走，可凱瑟琳懷孕了。後來她承認是為了攔住他編出的謊言。倆人吵到離婚邊緣，凱瑟琳求饒了。我父親先去那邊安置下來，再設法把凱瑟琳接過去。
馬上就走嗎？我開始講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國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這樣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國，就和我一塊兒去內地。
我父親很少有這種時候，果斷獨裁，不容置疑。一旦這種時候出現，你最好小心點。
我說：給我一個星期時間，我給你答覆。
父親說：給你兩個星期。
我說：謝謝。
他說：但你最好別動歪腦筋，逃走什麼的。
我說：彼得怎麼辦？
他說：這跟你去美國並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給他，到美國以後正好催促你伯伯。總不會三個伯伯兩個姑母都不幫你忙。你是真要嫁給他？
我明白了。父親請求給彼得擔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絕。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納稅上都經不起推敲。擔保書要求納稅清楚，並對所有動產不動產要如實呈報。伯父們心想，我瘋了嗎？向美國政府露富？
還有原因。一定還有。大伯父大概對我根本不想認了。難道沒給鬼佬欺夠？還要請個鬼佬回家？美國的白鬼佬都不請他進門，何況是個連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猶太鬼佬！
這些我沒有向父親證實。證實了更刺痛自己。
我們離開美國總會時，海關大鐘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點燃了蠟燭，燭光四周，出現了低聲細語的客人。我和父親剛才談話聲調還是過響，因而我們走過一張張餐桌時，讓藍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劃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樓我們往黃浦江邊走。就是想走走。
一隊日本兵從我們身邊跑過去，哇哇地叫喊著「站住！渾蛋！……」我們不懂日語，但這兩句話從一九三七年年底之後，就是日語盲也聽懂了。
我父親朝他們跑的方向張望。我沒有心思去管別人的悲劇，心裡亂糟糟地想著如何度過離別彼得前的兩個星期。這一走可就是闊別。
父親用英語罵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知覺已經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順著他走去的方向張望，匯豐銀行對面，傳來人類在獵殺時從喉底和臟腑中發出的聲響。就是那種平時絕對發不出來的聲音。路燈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團長有拳腳的黑影。不久，一大團黑影上方出現了一把長軍刀，只在燈光裡划動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親已走到離那一團暴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燒身，叫了一聲：「Dad！」在此期間那把窄長軍刀又是幾個上下劈砍。
請問閣下們出什麼事了？父親用英文問道。他還算曉得厲害，沒有再往刀刃上湊。
一個騎馬的英國警察跑來，對父親打了個狠狠的手勢，要他少管閒事，同時飛快地說：可憐的傢伙偷錯了人，他不知道那艘遊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幾個錢！我父親說。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聽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廣東話為母語的人每個英文吐字都咬斷最後一點尾音，尤其在他惱怒的時候，這種口音更重。
英國警察不加評論。來租界服務的警衛人員都是在英國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傷害英國人的利益，他們不計較其他種族間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殺人放火，管不過來。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開，一面在地面上搓著鞋底板。剛剛蹚在血裡，總得把鞋底擦乾淨。我和父親都沒有再上前去。不用湊上前了。從我們站的地方就能看見地上那堆形骸一動不動，暗色的血從馬路牙子上傾瀉。一個小小的暗色瀑布，從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國騎警沒有下馬，從鞍子上向我們轉過身，聳聳肩。這是個多麼討厭的動作！中國人，死了。就這麼回事。或者：你們瞧，五分鐘前還惦著回家吃老婆做的飯呢。或者：又一個任人宰割的中國人，連叫都沒叫一聲。
我父親堅持要送我回家。剛才那一幕讓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國。他叫了兩輛黃包車，我的車走在前，他緊跟在後，突然想到有什麼要跟我說，就催他的車伕猛跑兩步，說完他的車又落到後面。有時候趕上來，清了清喉嚨，又不說了。在我的住處門口，我跳下車。他也從車上下來，站在車旁邊說：好好用你的兩個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內。
然後他坐回車座上，向車伕一抬下巴。車子掉轉頭。
我站在原地，看見他的頭頸縮在大衣領子裡，人給車子顛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渾身有點散架似的。大概他在為剛才險些衝上去勸阻日本兵而後怕。黃包車走遠了，他毫無察覺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許他越想越後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這就是父親一直到故去都說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輕人總以為他們的命結實得很，有的活呢，所以動不動就拿命去挑釁，正因為他們不成熟。
我的住處暴露了。必要的時候父親可以親自來捉拿我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