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樓頂，往四周的街道上看，發現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沒誰像是跟蹤者。幹這勾當的人你能認得出，任何時代，什麼年代都有，主子給點錢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數人是一打就怕，進一趟審訊室出來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為事後一想，不是都過來了嗎？也不過如此。還有就是，我心裡一直以來模糊不定的敵意在此之後變得十分具體。那個少佐，他平直單調的面孔就是上百萬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體，有聲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輩子的不快活不順心全清算在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貓貓，對於我，就有幹大事的意味。民族對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較量到底，把輸贏玩兒到底，這個念頭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時覺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當成抗日。
我從此成了這樣一個人，突然出現在某人面前，某人家裡，或某個場所。我會突然出現在彼得面前，對他說：我想念你了，所以來看看你。我也會突然出現在我父親的客廳（我身上有鑰匙），祝福他生日快樂，問美國的大伯是否有信來，是否替彼得辦妥了經濟擔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現在D女士的公寓門口，對她說：晚上好，我專門來謝謝你對我的幫助。從她的模樣我看出她沒有馬上認出我來。
離開匯中飯店不久，我按照報上的廣告找了個工作。當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學需要英文代課教員，因為原先的教員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這個學校在江灣，提供教員半間宿舍，另外半間歸一個菲律賓女教師。我安置下來後，給彼得的診所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員。她去叫人，卻叫來了唐納德先生。老愛爾蘭人一聽就聽出我的嗓音，給了我幾句忠告：政治都是很醜惡的，像我這樣一個教授之女別放著太平日子不過，讓政治利用。我滿口答應，說他教訓得好，但能否請他把彼得·寇恩叫來聽電話。唐納德說，這就是美國至今不涉足這場戰爭的原因；美國有腦筋的人都反對美國介入這場戰爭。
我說：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和彼得說話。
他說：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兒戲的抗日活動中去。雖然我和這小伙子共處才幾天，我已經看出他是個好小伙子，純正、聰明，不值得在你們的胡鬧中斷送前程。
這老愛爾蘭人在為猶太好小伙子當家，中斷他和一個中國女子的密切關係。美國的人等分明，猶太人屬於下三等，上大學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類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庫勒」之類（前幾個形式是較有代表性的猶太姓氏，後幾個為英國、北歐、德國姓氏）。否則排猶的名牌大學就不會錄取他們，成績優秀，會馬球、網球加鋼琴、小提琴也沒用。儘管如此，猶太人等級還是在中國人之上。唐納德也許忘了，愛爾蘭人在英格蘭人的眼裡，相當於白皮膚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廚子。
我掛下電話。假如搭電車從我學校到診所要一個小時。這時離他下班還有半小時。來不及了。有個辦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難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線，便叫了一部黃包車。七月底的上海，一場暴雨使虹口的許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蘇州河支流，孩子們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進行水上狂歡，死貓死狗死老鼠在濕漉漉的陽光裡漸漸肥胖。每個下水道入口，一圈圈烏黑的漣漪翻上來，城市吞下太多污穢，此刻上吐下瀉。黃包車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學前面那個郵差，把脫下的鞋夾在腋下，蹚進沒膝的污水。郵差把自行車泊在街口，扛著大郵包，挨門送信。曾經的小東京現在讓難民變成了小柏林、小維也納、麵包店、咖啡館、香腸鋪，一個小極了的煙紙店，居然改成了「維也納」理髮店。我跨進用磚和木頭搭起的「水壩」，發現理髮店的水剛剛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發芽的樣子。理髮師告訴我住大宿舍的難民全搬了，因為倉庫地勢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問他是否知道兩百多號難民搬去了哪裡，他說無非是另一個大倉庫。謝謝上帝，他因為理發手藝沒有落魄到跟幾百人做室友。我說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個庫房了。正好上門送信的郵差用洋涇濱英文說：那麼問問我呀！沒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這個郵差的爸爸就是郵差，比一張虹口地圖還好用。不一會兒就給了我另外幾個庫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絹擦乾腳，穿上皮涼鞋。這時有個人站在十字路口，看著越南交通警耍指揮棒。其他行人亂哄哄地過了馬路，他一人還在等。
我站在一棵懸鈴木樹後面，看他終於讓指揮棒給放行了，朝馬路這邊走來。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襯衫袖子擼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邁著步。在他以為沒人注意他的時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猶太面孔，一雙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陰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讓你覺得他什麼都吞嚥得下，什麼都忍慣了。在別人的國土上，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禍都是從口出的。難道我們不也聽著同樣的警言走過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現了。他上來抱住我。
他說：你這個壞丫頭，石膏都鎖不住！我急瘋了！你知道你多害人嗎？你父親的血壓一直降不下來！你去哪裡了？
現在的局面很滑稽，我是個神出鬼沒的獨行俠，他是苦等等碎了心的怨婦。
找個地方坐坐好嗎？我挽起彼得的手，同時掃視一眼身後。老愛爾蘭人讓我不要拖彼得下政治的髒水，我把這句話聽進去了。彼得不像我，拿美國護照，玩兒火玩兒得起，他是難民，德、意、日聯合之後，納粹可以借日本人延伸他們的惡毒意圖。
彼得也往我身後看看，低聲問我是否有人跟蹤我。我說這一會兒沒有，不過我從醫院出逃，不按鬼子的意圖滾出上海，一定徹底惹惱了他們。他說，那麼我的意思就是剛才有人跟著我。我說誰知道。他看著我的臉。
現在想一想，當時的我可能感覺自己非凡，做了佔領軍的敵人。
我們在一家咖啡廳坐下來。我點了一份香腸和芥末，他只點了一杯咖啡。他說他母親一定準備了他那份晚餐，假如他不吃的話她會失望。
他從來沒提到過要邀請我見見他的家人。
我此刻的沉默讓他慌了一下神，然後說：我在攢錢，想租一個像樣點的公寓，讓父母和弟弟、妹妹能住得好一點。現在住大宿舍的生活，沒體統，沒體面，我父母絕不會接待你這樣的客人。
我說：我父親想請你們全家去做客。其實我父親說過，別逼他見彼得的父母，不然真成了兒女親家了。他怕我心血來潮一過去，說不定又去找個中國人家的小子。
不知你是否知道：那個年代亞洲人和其他人種生的混血兒是最賤的人，不僅父母兩個種族都不認你，外族人更把你看成貓和狗雜交的怪物。
現在上海的房租漲得太高了。老愛爾蘭人給你的工資大概只夠租個亭子間。我說。
上海什麼漲得不高呢？他悲愁地笑笑。他指指周圍，這裡的點心都漲價了。這個咖啡店的老闆是從他親戚那裡貸款開的店。高利貸。
我拉住他的手。他的手沒有曾經那樣柔順消極，那種貴族式的不實際，現在他的手主動多了，反過來緊握住我的手，急急忙忙地轉動我母親留給我的老玉手鐲。我眼裡的笑意不善，他馬上捏痛我一下。
你心裡在說，高利貸最先是我們猶太人開始的，是不是？他下巴頦支在桌沿上，手改道了，到桌下來摸我不久前從污泥濁水裡拔起來的小腿。
我說：還有更可笑的。我照搬他的姿勢，手到桌下去找他的手。石膏背心只允許我手指尖觸碰到他的指尖。
他問：什麼？
我說：據說是猶太人建立了借貸傳統，所以把猶太人殺了就不必還貸款了。這才有兩千多年來的一場場大迫害。
他說：你還笑！他把手抽回來，坐直了，坐成一個悲憤的對立面。
我說：你知道美國人排華的時候列出什麼理由？中國人梳辮子、挑擔子、裹小腳，還吃一切烏七八糟的東西，包括海裡的蟲子——那時他們還不知道它叫蝦。還有一條重大的理由，中國人肯多工作少拿錢，變相地復辟了奴隸制。美國廢除奴隸制的代價是林肯的生命，迫害華人驅趕華人是保衛以林肯的生命換來的自由。
他說：今天我不想談這些。他把兩個拳頭揉進他的深眼窩。他給唐納德醫生奴役了一個禮拜，實在乏了。我們談些快樂點的事，好嗎？
我說：我父親已經給我伯父寫了信，兩個月之內，經濟擔保書就會辦好。
他說：他肯定會給我這素昧平生的人辦這麼重大的擔保嗎？
接下去我告訴了他一件好玩兒的事。舊金山移民局把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入境美國的中國男孩兒叫做「紙兒子」。因為一九○七年舊金山來了一場大地震，接著又來了一場大火，燒了許多房子，包括移民局大樓裡所有的檔案，所有中國人是否入籍的記錄全給抹了。當然，他們入境出境的記錄也都沒了。誰想有多少個兒子就有多少個兒子。他們跑到移民局填寫自己留在大陸有多少多少個兒子，然後用這些個胡亂填寫的「兒子」名額把中國遠親近鄰的孩子們接到美國。我爺爺自己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還不夠，又把他兄弟姊妹的兒子都變成了他的「紙兒子」。
我說：我們在移民局官員眼裡早就是反派。
彼得的臉好看了，笑起來，我的故事娛樂了他。
他說：妹妹，你知道嗎？我常常慶幸那天去莫裡埃餐館考試。
我說：我想說的是我伯伯他們不在乎多做一次移民官眼裡的反派。不就是一份經濟擔保嗎？他們有的是辦法。華人在美國的公民權缺項很多：不能上法庭作證之類。不過辦一張紙的擔保，是太小的一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