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怎麼會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僱用難民會成為他慘淡經營的徵兆，客人們會看破它。老闆讓所有考生吃完麵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讓我回去等他的電話。我在霞飛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訴了他，彈鋼琴這碗飯對於我來說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歲的前律師）都對那巨大無形的麵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後兩秒鐘，不甘地陸續站起來。忍了半天不去抓渾身的癢，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幾下。他們幾百人住一個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蟲在夜間從一具肉體逛到另一具肉體上去嘗鮮。
好吧，我對年輕的瘦子說。
你是指當教練這事嗎？他問道。他的英語相當倫敦味。
我回答說不是的，我是指「A角」。這個鋼琴手的A角理所當然該是他的。但我暫時急需這位置。如果他願意，我可以再幫著找幾個比我還沒音樂天分的學生。因為他們學不出來，所以他可以永遠教下去，永遠有收入。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會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張口就這麼玩世不恭。但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是個不會正經八百的人。
我說：怎麼樣？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過你要做好捶胸頓足的打算。他們比我還沒指望。
他說：那你呢？
我說：我你就放棄吧。我豈止是小指頭的毛病？
他說：我是問，那麼好的掙錢機會，你為什麼不去？
他朝我側轉臉，鋼琴上的蠟燭映在他眉弓下兩泓深深的潭水裡。
我突然感到了我們肌膚的接觸。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擠著我，我貼著你。奇怪的是，只有心裡突然有了什麼，肌膚廝磨才發生意義。所以一切都是心靈作怪。我馬上向旁邊移了一點。沒有用，他的體溫和氣息與我的仍在交融。一陣燥熱來了。我的避讓反而使我們更敏感。
也許我在美國生活的那十二年（雖然成長在洗衣坊的後院），讓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過的中餐一樣容易接受。也許是從小讓我母親的戒尺抽著學芭蕾，弄出了個優雅的假象。也許很簡單，我就是那種讓男人們認為很好上手的女人。後來彼得·寇恩說：你一進來，我就被你的優雅美麗征服了。陳詞濫調，是不是？不過那時候我們都看慣了好萊塢的浪漫故事，對類似浪漫的陳詞濫調充滿期待。別出心裁的浪漫語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邊彈奏，一邊告訴年輕的瘦子（要到一個多小時之後，我才會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選擇這個餐館，因為這一帶的書店和圖書館都是我父親常來的。我墮落到做餐館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顯然沒聽懂，這是什麼樣的父女關係。
我要我父親看到他女兒自食其力的場面。這可是經典場面，多有戲劇性？
不用告訴你了，我當晚就被半法國老闆留下來，彈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幾個陳詞濫調。現在，年輕的瘦子開始打聽我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小姐？
你呢？我問他。
現在他不用給我翻譜了。那些調調太熟，自己找到路，從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鍵上。我希望他緊挨著我坐在同一個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結束這一晚的工作。
他說他叫什麼、姓什麼。就是我已經告訴你們的那個常見的猶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訴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諧音。五月的女兒，所以就叫五月。我們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圖省事。但我在家裡叫「妹妹」，因為我伯父、姑姑們的孩子都年長於我，我是所有晚輩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歡這個名字。彼得說。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樣對號。我懷疑彼得是表面消極、被動，實際上頗有攻擊力的小伙子。他馬上問我，結束工作後能不能一塊兒出去走走。去哪裡走走？你說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橋宵禁之前，過到橋那邊就成。一點鐘宵禁嗎？嗯，所以還會有不少時間。來了上海我哪裡都沒去過，這個招聘廣告還是我在一張猶太人的免費報紙上看來的……你看，我賣琴藝不妨礙我和彼得閒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說。
我心跳了，手指頭也開始亂。他那麼想把這個夜晚變成我們倆的，卻又那麼六神無主地看著我，要我把他對我的邀請變成我對他的邀請。不知怎麼，這一點特別打動我。走走有什麼不好？它是最沒有後果，最不需花費的溫馨時光。這是一片淪亡的國土，周圍全是亡國的人們，和這個清秀優美、祖上就沒有任何國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點點頭。
餐館在十一點就基本沒什麼客人了。到底是個新餐館，來這兒的人都是為了趕飯，不是圖享樂。名牌餐館到凌晨天濛濛亮，還會有新到達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總是會在那幾個餐館照上面。
就像現在一樣，你去上海的幾家名餐館名酒吧，常常看見的就是那幾幫人。
我們在十一點十分走出餐館。他兩手插在褲兜裡，微微縮著脖子。才當幾個月的難民，就有了難民的倉皇寒酸的姿態。可以想見我祖父他們走到舊金山金融街（註：舊金山的金融街和唐人街幾乎相連）的樣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對我講起他的家庭。
我們走在法國梧桐的影子裡。十二月初的樹葉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縮了，捲起邊，風從樹裡過去，發出紙張的聲響。我一邊聽一邊想像那個維也納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幾個合夥人創辦了一家私人銀行，做得勤勉之極，放在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就是個優秀企業家。經理太太和其他猶太妻子一樣，相夫教子，任勞任怨，理財方面無師自通。家裡沒有任何事情不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包括這次逃離奧地利。母親和父親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幹了起來，把房產出手，銀行兌現，向十多個國家申請移民簽證（不久是三十多個國家，一年後是五十多個國家），而要去的所有國家都拒絕了他們的移民申請。美國的領事對他們說，不服的話，歡迎他們半年後再次申請。
美國也是個排擠歧視猶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嗎？！彼得停下講述，朝我睜圓巨大的黑眼睛，討公道地攤著兩隻蒼白的巴掌。美國給猶太人的簽證定額並不因為納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猶太人住的豪華社區送洗乾淨的衣服，回來時腦瓜讓猶太男孩兒們開了瓢。同一個表哥，有一次和幾個唐人街的男孩兒開了一個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國是個好地方，各種人都能找著歧視的對象，形成一個歧視的大環鏈。
彼得接著往下講。
彼得的母親可沒閒著，在丈夫被五十多個國家的領事館拒簽之後，她找到了一個地址。中國總領事館的地址。不少猶太人開始傳遞這個地址，說是那裡可以簽發去中國上海的簽證。母親告訴全家，中國領事館裡有個何總領事，所有在總領事館門口大排長龍的猶太人都是等何先生開恩的。何先生一開恩可以讓全家到中國上海。上海？那是個什麼鬼地方？太遠了，彼得的父親反對。太遠？彼得的母親反問：離哪裡太遠？！母親這句話使全家苦笑了。對於從來沒國土的寄居者來說，哪裡算是太遠？！「farfromwhere？（離哪裡太遠？）」問這話的似乎不止母親。寄居者們幾千年來都會這樣苦笑著玩味這句詰問。
就像母親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樣，辦理去中國的簽證也是她的留一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水晶之夜」爆發了。父親的一個合作夥伴被打死了。父親並不曉得厲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響想跟一個在政界的熟人「談一談」。第二天一清早，父親就被堵在浴缸裡，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帶走了。彼得抱著他的內衣內褲、降壓藥片、安眠藥片、床邊書籍追了兩條街，不知怎麼一回事，負責逮人的男子一順手把彼得連同包裹一塊兒拎上了囚車。
母親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貝多芬廣場邊的中國領事館對於彼得母親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經來過兩次，每次都因為排隊的人太多而放棄。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領事館的大門上貼了納粹的封條，說是「此建築為猶太人產業，已被政府沒收」。而在不遠處的約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猶太人。彼得的母親在這裡聽說，納粹封了中國領事館之後，何先生自己花錢租了一間私人公寓，掛出了領事館牌子，繼續辦公，給猶太難民發放去上海的簽證。等候簽證的人攻城一樣，裡三層外三層圍著領事館的院牆。一片竊竊私語，說不知誰告發了何領事，何領事的上司派了調查員來，看看何領事到底一張簽證賣多少錢。人們開始對小公寓內大聲說話：我們可以做證啊，何先生一分錢的賄賂也沒收過；假如何先生可以賄賂，我們寧願讓他發財，也不願把帶不走的動產不動產留給納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