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際也很不妙。」我乾巴巴地哈哈笑了幾聲。
「你的竹籃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個新竹籃。不，找八個。告訴你，一個你這樣的小可憐兒，在這個年紀，應該不難同時往八個竹籃裡放雞蛋。再過兩年，你就只能保持四個竹籃了。到了四十歲，一個女人只能守住一個竹籃。過了四十歲的女人，就難找到好的、新的竹籃了。你還嫩著呢，別擔心，用不著小臉蠟黃。」
「謝謝你。」
「不用謝。」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兒嗎？我會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為我不會讓你來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見。」
「答應我，別再讓我看見你這樣灰心喪氣。」
我答應了米莉。掛下電話，我打了安德烈辦公室的電話，卻沒有人，留言機上是個陌生、蒼老的聲音，說若是找戴維斯先生，很遺憾，他已不在此辦公室了，請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準備赴任贊比亞，正在走向副大使單間辦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給阿書打電話，接電話的再次是米莉。我馬上說：「對不起，撥錯號了。」
我在機場候機廳走投無路地踱了一陣步，這才給安德烈家裡打電話。電話留言機上仍是他尋開心的聲音：如果你是我的親戚，請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請按「2」；如果你想推銷東西，請立刻掛上電話……我留了言，請他盡快到機場來。我撒謊說我只能待幾個小時，是來華盛頓辦趟急事餘下的一小截空閒。
晚上六點，我見他迎著我走過來。他穿一條牛仔褲，一件紅格子襯衫，臉有些虛腫，還蓄著鬍子。看上去他從芝加哥走了之後，就從此留起鬍子來。他著裝和形象的突變，讓我感到他瞞了我什麼。
他哈哈笑著擁抱了我，說：「你這樣盯著我看，讓我誤認為自己挺漂亮。」
我說：「你是挺漂亮，你挺適合留鬍子。」
「鬍子嘛，為了暖和。」
「夠暖和了——已經五月底了。」我帶著一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來辦什麼急事？」他問我。
「面試一份工作。」我隨口胡謅。
「好極了！祝賀你！」他將我夾在胳肢窩下，使勁一勒。一個人在雨裡呆了一整天，突然走進一個帶大壁爐的敞亮房間，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內心與外形，對於我，永遠是窗明几淨、暖和乾爽的屋，帶有一個明媚的壁爐。之前無論我多麼心灰意冷，一旦進入這屋，便渾身炸起細小活力的火星。
「那個理查·福茨，讓我代他祝賀你。」我說。
「去他的祝賀！」安德烈說，突然又想到什麼，他問：「這王八蛋怎麼還跟你有聯繫？」
「上禮拜四我做完測謊試驗，他送我……」
「什麼？上禮拜四，你做了測謊？」
「他的樣子像要扇我。」
我說：「啊！怎麼了？……」
「誰讓你做的？！」
「不是說，對於你的新職位，這次測謊很重要？那個國務院安全部的傢伙也說……」
「他們統統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這些人耍起特務流氓來，你就跟他們豎豎中指，然後告訴他們：『美國法律精神是，我是無辜的，直到你證實我有罪。』為什麼你要配合他們？！你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愚蠢！……」
他丟開我，大步朝前徑直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讓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間，從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個謎就開始存在。
我追上他，問：「到底發生什麼了？」
他意識到自己的俄羅斯脾氣，站下來，嘟囔著向我道歉。他說：「他們的惡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然後他看一眼表說：「你的飛機馬上要起飛了？」
我說：「嗯。」
「改個航班。」
「不行，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種機票。」
「那就讓它作廢，我給你另外買張機票。」
我跟著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話都極少，我奇怪他沒飲一滴酒，我卻為自己倒了一杯紅葡萄酒，說：「你不要來一杯？」
他笑笑說：「我前兩天忽然意識到，好酒不該給壞心情去糟蹋。」
「你現在是壞心情？」
「我說的是前兩天，」他見我還想打聽，就說，「等我心情徹底好轉，你再跟我打聽。」
我記得我暈沉沉地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了。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驚訝他那麼高大的人怎麼會有那麼細微的動靜——他在我睡著時，輕得跟魂似的，從不驚擾我的睡眠。他在床頭櫃上放了半杯水和幾粒維生素，一堆硬幣，一把去室內游泳場的鑰匙。他總是擔心我出門忘帶硬幣，乘公共汽車或地鐵或打發乞丐，都會犯難。他也總是逼迫我吃維他命，卻並不用語言強迫，而是把它們擱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維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會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視我的男人了。之後我去淋浴，洗頭髮。我發現安德烈這個舒適的窩可真有腐蝕力。等我從淋浴室裡出來，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貧窮生活的氣力。我照常站上電子體重器，看自己這「命一條」還剩多少斤兩。
當我裹著潔白鬆軟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邊喝咖啡時，我像未來的戴維斯副大使夫人那樣閒閒地翻看著報紙。報紙下有一些拆開的賬單和信。一封信的字跡相當眼熟，我從它的雋永、略微的神經質上判斷出來，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趕緊展開它。
信不長，相當客氣，大致內容是說他與我只存在濃厚的好感，而他真正愛的，是一個畫畫的女孩。他為自己那天的行為道了歉。
所有的溫暖、閒適，一下全消失了。我覺得什麼東西戲弄了我。我無法確定，被戲弄的感覺是不是被「好感」這個詞刺激出來的。我飲完最後一口黑咖啡時，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覺總算給命名了。如此將就、蹩腳的命名。
我已記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兒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麼。我只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在不斷地熨燙衣服。躲藏在熨衣服這樁事後面，我可以好好發呆，或許，可以頂放肆地胡思亂想。
面對著四十多年前與我母親不辭而別的劉先生，我盡情地跑神。這個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斷腸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層層打開他情感的木乃伊，讓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講述，每講幾分鐘便進入一段美妙的癡呆，然後他會說：「菁妹，麻煩你給我一杯梧桐樹。」我便去為他倒一杯礦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會超過三次誤差，就猜中他真實的意圖。他有時會懷疑我是否在聽他講話，他便拉拉我的手，說：「我剛才說了什麼？」
我便回答他剛才說了什麼什麼。
他便知足地笑起來。我的獨立思考越來越不影響我跟別人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對白，這一點大概要歸功於FBI，也或許歸功於我從小的成長環境。口是心非讓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我不誠實，那也只好隨他們的便。對於我口頭一套，心裡一套的這個性格特色，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我不是存心的。當劉先生講著他三十歲的獨白，他也一點兒不認為他的那一重真實和現實的這一重真實有什麼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觀矛盾，於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說各的。
我對華盛頓最後傍晚的記憶，始終鮮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瘌的創面。我記得勞拉典雅的香水氣息，跟安德烈的科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樣好。直到現在，我一回想那個晚上，記憶便是嗅覺的。安德烈、我、勞拉，坐在一個吵鬧至極的爵士吧裡，聽著六人組成的爵士樂。六個人都像里昂一樣，陰沉沉地、文雅地憤怒。六個里昂各顧各地宣洩，他們的和諧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個蒼白慘淡的里昂，扭曲著、微妙地痛苦著，在原地流浪。我呼吸著勞拉和安德烈，聽著滿空間誰和誰也不搭茬的大聲交談，從中剔出六個里昂的旋律——那中間的自由，那樣一大筆自由，誰的一生能開銷得了？……
隨著酒意的上漲，我不再聽見人們自認為是對白的獨白。我只能聽見台上六隻孤狼的淒婉歌唱。他們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們的伴兒。看著六隻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獨是不可能偽仿的。不論他們的音樂或優或劣，他們的孤獨是貨真價實的，是一流的。
我發現安德烈走開了，去洗手間或電話亭。勞拉湊到我耳邊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聽出來，她在告訴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麼地方，躲起來流淚。」
我說：「流什麼淚？」
勞拉說：「音樂和酒讓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覺得這音樂裡充滿了『失去』？」
勞拉的才華是能夠總結許多太難總結的東西，她的總結又總是很令人開竅。
我對她的總結鄭重地點點頭。
勞拉又說：「……他是個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誰？」
「安德烈。」勞拉端著酒杯，裡面的冰塊在她輕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種顏色，「安德烈只有一兩天的萎頓——在那樣巨大的失去後。他那麼愛他的工作，儘管我嘲笑他的熱愛，他向上司辭了職之後，把自己關在家裡一整天，然後連夜開車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點兒發作。等我再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恢復常態，談笑風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復了常態。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辭了職？！」
「你不知道？！」
我盯著勞拉的暗紅唇膏。
「他為了不讓FBI對你測謊，當即寫了辭職狀。他把國務院的出入證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證剪成了四瓣，和他的辭職狀一塊兒交給了他的上司。這件事鬧得很大，國務院內部刊物全都報道了！還有兩位國會議員出來，說是要為安德烈的案子給國會寫信。」
我想那個謎終於揭曉了：安德烈冷靜地捏動剪子，將自己的輝煌生涯剪成碎片。他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將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擱在寫字檯上的我的照片，貼在牆上的我的詩作，以及我給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節卡片，一股腦倒進一隻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後他向辦公室裡的另外兩個同事說了一聲：「今天得早點兒走，去看牙醫。」借助美國大眾對於看牙醫的毫不質疑，他平平淡淡地離去了。他將那個盛著他辭職書和碎碎的身份證的大信封交給了收發員，說：「請立刻給頭兒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國務院雄偉的大樓，回過頭。他想，那年我二十四歲，走進這裡，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國家聯想到了一起。等他回過頭，背向那宏大的陰影走去時，他忘了他原本打算去哪裡。他手裡拎著一個黑色垃圾袋。華盛頓所有的流浪漢都有這樣一個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點半，美國失去了一個優秀的三十五歲的外交官。他走著走著，心裡說：原來失業是這個滋味——沒有胃口吃午飯，也沒有胃口吃晚飯，美酒和劣酒在此時失去了區別。
「他每天還是照常上班啊！」我瞪著勞拉說。
他從芝加哥回來，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一頁紙的翻譯費才十來塊錢，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時……我以為他去芝加哥，是專門告訴你他辭職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