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電話上的談話，有五十來個小時了。」我說。我盡量不讓他感覺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擺得平平的，絕不要他認為我有看熱鬧的意思：看他跟FBI火並的熱鬧。他若真跟FBI火並，大概也沒多大看頭。
「不像話！」他說。
我不知他指什麼，我說：「嗯？」
「他們逾越了權限。」他說，「你有權力拒絕。」
「是嗎？」我有沒有權力拒絕你呢？
「當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著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摻和到我們的權限範圍來了，我早就對他們說：『喂，等等，你們在幹什麼？！你們掙誰的錢？難道全美國納稅人付給你們的工資你們就這麼胡糟蹋？』傑夫瑞·達莫爾那樣的大案有的是，美國平均每十七分鐘就有一個孩子失蹤，他們拿著納稅人的錢，把六十多個小時瞎耽誤在你這樣的人身上……你為什麼不拒絕他們？！他們就是美國政府透支的原因！你為什麼不對他們說：『見你的鬼去——你們有什麼權力審訊我？！』」
他真的向著我似的。
「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會很不高興。因為安德烈·戴維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應該在外交這行裡有很大作為，他應該會晉陞很快，他應該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問他一再用「應該」這個推斷式語態，是什麼意思，他卻沒回答我，只匆匆地瞥了我一眼，小聲地歎息了一下。我想問是否由於我和安德烈的這場「正式羅曼史」，安德烈本該有份的良好仕途，現在都靠不住了。
「聽說你們過了個盛大的聖誕？」
我說的確很盛大。我想這人在例行的詢問中突然****這句沒頭沒腦的話是怎麼回事，我問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說他們管著兩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問題，怎麼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維斯的母親是俄裔。」
「哦。
「你們的聖誕過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書過得比我更好。每個人過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勞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勞她的駕、求她陪伴去買訂婚鑽戒這樁事，我就及時爆發一陣大笑，或大聲胡謅一句對某人某物的恭維，或瞎編一段對我父母的問候，總之立刻掐斷勞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親都有那種烈性大笑，一觸即發，任何一個人的笑都會觸發她們的。老祖母一條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聲聲叫我「甜品」。她指著從禮品盒裡取出的一隻小陶罐對我說它多麼珍貴，裡面的蜂蜜是一群隱士釀的：因為隱士們心靈潔淨，又隱居在深山老林，他們釀的蜂蜜滋味異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樣打著響鼻地嗅了兩下。勞拉正巧又把話題扯到了鑽戒上，阿書偏偏要人來瘋，跳著腳非要「瞻仰」一番。
我急中生智地將那罐隱士蜂蜜一把摟進懷裡，再學著美國女人接受禮物時的眉飛色舞、長噓短歎、受寵若驚：「哦，太棒了！從來沒聞過這麼香的蜂蜜！」老祖母急著搶白我：「這個盛蜜的陶罐也是隱士們自己燒的！每個罐子都不重樣，每件都是藝術品！」我說：「真的？！」老祖母說：「我搜集了不少這樣的陶罐，從來沒見過重複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電影中的女演員——每當她們見到崇拜的偶像時的樣於。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親贈的。我立刻起身給了母親一個重大擁抱，說：「謝謝！……這麼甜蜜的禮物！」阿書這時賣弄了一句「莎士比亞」：「把甜蜜的給甜美的。」我突然發現安德烈的母親和父親交換了一個古怪的眼神，同時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
我這才看見已到我身邊的老頭——安德烈的繼祖父。老頭兒伸出佈滿老年斑的手，從我手裡奪過那罐蜂蜜。他有一雙渾濁的童稚眼睛，還有兩歲左右的孩子對所有權的認真神態。他說：「這是送給我的。」我剛剛完成感謝的擁抱，姿勢尚未收攏。他又說：「你沒看卡片上受禮者的名字嗎？」他微微一笑，完全是個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虧或受冷落時的克己微笑。他說：「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臉紅了，也知道在此刻臉紅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來越紅的臉一點辦法也沒有。沒有一個人出來打圓場，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個人都困頓在一個僵局裡，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著繼祖父兩手捧著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兩件禮物，另一件是個計步器，給得過偏癱的老人練習走路用的。我剛才險些讓他可憐的禮物又損失一半。
「過節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來的人說。他已將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確累人。」
「你指填表格還是過節？」
我笑笑說：「都累，活著就累。」
「沒錯。」他笑起來。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這話不該你說。該我這個歲數，這個職業的人說。你正在做我們美國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說累，不大合適。你看，你們定在六個月之後舉行婚禮。婚禮之後，你才真正開始體味什麼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麼乏味。我發現自己又朝那張名片上看了一眼，這回看得不那麼馬虎了，看見了他的名字，他叫約翰。芸芸眾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約翰。
「你抽煙嗎？」
「不抽。」
「喝酒嗎？」
「不喜歡喝，不過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說『是』或『否』。」
「這些也要填到表格裡？」
「這些是必要提問，如果你吸大麻，國務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過嗎？『是』還是『否』？」
「否。」
「有沒有欠賬——欠信用卡公司，電話公司的賬？」
「也算正式提問？」
「是的。」
「如果我欠賬，能說明什麼問題呢？」我做出純粹與我無關的好奇模樣。
約翰停下了填寫：「你欠誰的賬？」不等我及時回答，他馬上接著說：「我調查過一個案子，一個外交官的妻子瞞著丈夫到處借錢，買首飾，買衣服。什麼都買，這非常危險。」
「哦。」
「想不想知道它為什麼危險？」
「想知道。」
「如果一個人經濟上陷入危機，他很可能會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個敵國情報機構瞭解了你的經濟危機，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點，就會用錢來引誘你出賣你自己國家的情報。」他停頓了一下，等待這個陰險的邏輯在我的身心瀰漫：「你是否欠賬？」
「啊？！」
「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錢——額數很大的錢？我們希望我們的外交官員都有清白的信用記錄，也希望他們的配偶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信用上的問題。信用對美國國家的官員極其重要。你無法想像有多重要，沒有信用記錄，你這個人等於不存在。」
「我就沒有信用記錄。」跟我這麼個不存在的人，你費什麼事。
「你沒有信用記錄？」我打賭，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氣，「可是，為什麼呢？」
「你看，好幾家信用卡公司動員我申請他們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請他們都回答我：非常遺憾，我們無法查到您的信用記錄。」
「當然！換了我，我也會給你同樣的回答。」
「但並不是我主動想要他們的信用卡，是他們找上門來，甜言蜜語硬拉我進他們的信用公司。」
「拉一個客戶，他們得一筆佣金……」
「可我費半天勁，填完表格，他們馬上說：對你這樣沒有信用記錄的人，我們只能表示遺憾。」
「所以你必須建立信用記錄。」
「沒錯——這得先貸款，然後按期償還。」
「對，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還款，這樣信用記錄就建立起來了嘛！」
「為了證實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錢；可你跟任何人借錢，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的信用。你看，沒有信用記錄你不能貸款，可不貸款你又沒法建立信用記錄。典型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你讀過《第二十二條軍規》？」
「啊。」
「你對這本書有什麼看法？」他整個人顯得有了點精神。
「讀了十好幾年了，當時只記得讀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麼？」
「除了懂的那一點，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會兒，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還是她對我的態度不地道？他很快決定，我兩方面都不夠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沒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賬？」他提起筆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項欄目。
「我壓根沒信用卡。」
「就是說，你不打算借錢？」
「沒人肯借錢給我。」我看護劉先生掙的千把塊錢，在勞拉的積極幫助下，買了一件「TSE」的開士米羊絨衫，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琉璃糖罐（是碎裂後用膠黏合的，但是真正的古董），一副「GUCCI」太陽鏡，分別送給安德烈的三位長輩。一千塊到此時還剩一百來塊，勞拉很頭痛地思考了一陣——這麼小的數目在她看來是太難花了，實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禮物還沒著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說她想到了絕對妙的禮物——華盛頓「菲力甫畫廊」的會員證。這樣高品格的禮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後這一百塊被她花得豐富多彩，雅俗兼顧，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貧如洗。
「你知道怎樣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嗎？」國務院安全部的調查員說。
「不知道。」
「很簡單，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沒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遠不會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連汽車加油站這樣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遠甭想在美國建立個人信用檔案。」
「那可不。」
「沒有信用檔案可查，在美國就等於沒你這個人。」
「沒錯。」
「想想看，那不就等於我無從下手嗎？」
「嗯？」你要下什麼手？！
「你想想我們怎麼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資料呢？它壓根就沒存在過，你沒有借過錢，請問誰來證明你會準時還錢？不能弄清你是否會負責任地還清債務，將來你作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們怎麼能保證你會有個清白的個人信用記錄？而沒有清白的信用記錄，誰又能擔保你在經濟一旦陷入困境時能夠回絕一切叵測的經濟援助——我這裡講的所謂經濟援助，就是一切敵視美國的國家對你進行的收買。」
「您是說，像我這樣的窮留學生，想證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沒門兒的？」
「誰說沒門兒？你應該花些力氣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麼建立？」
「跟他們借錢。」
「不借錢就不清白？」
「不借錢怎麼能證實你借了錢會負責任、守規矩地還錢呢？」
我絕望地慢慢笑起來。這比《第二十二條軍規》更讓人絕望。這絕望更深奧、更廣茅。
「你說我們怎麼證實你的信用良好？無法證實。」他說。
「可不。」我說。
「不過我相信我幫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時前一樣不關痛癢的面孔。原來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嚴密。
他說：「我可以向你的房東打聽，你是否拖欠過房租。相信他們會給我一個美滿的回答。這樣，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審核了嗎？」
我的心成了一個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聲從谷底一圈圈升上來。
「我的房東是一對牧師夫婦。」我心想，我這時來這麼一句不著邊際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維斯告訴我的。」
「哦。」
「你還想告訴我什麼？」
「沒什麼。」
「你想告訴我，FBI跟他們打了交道，令他們非常反感？」
我看著他。原來你全是裝的——你假裝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這件事。
「我並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這件事，但我可以推斷，FBI一旦插手，該不該攪和的，他們都攪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斷定你的房東煩死了他們。」
「沒錯。FBI把我房東的尿都快煩出來了。」
他的臉頭一次出現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讀為驚愕：為我這樣素素淨淨、斯斯文文的人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驚得舌頭堵在了兩排被矯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齒之間。假如他的牙齒不那麼整齊潔白，他的面孔可能會多一點表情，多一點活力。
「你會什麼時候給我的房東打電話呢？」
他看著我，自認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長的樣子。「沒準我不打電話。換了我，FBI也會把我的尿給煩出來。」他慢條斯理，像是要跟我賽一賽，看誰把粗話講得更雅，誰能在講這類時尚髒話時更時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誤認為我跟一般美國人一樣，到了交換髒話的地步，就等於知心了。他以一種哥們兒的口氣說：「放心，你和戴維斯一點問題也沒有，FBI瞎摻和，我的上司會給他們顏色看的。」
我眼裡肯定浮現出狗一般的信賴目光，我拚命把這副目光留住，看著他不緊不慢地將攤散的紙張歸攏，在茶几上跺跺齊，塞進皮包。他要我看他多麼煩這份差使，屎都快給煩出來了。他這樣耐得住如此巨大的一份煩，純粹為了餬口。他還讓我看出，他多麼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煩夠。他動作的鬆垮和疲乏還讓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煩，好好的非鬧出這麼一場戀愛，害得多少人陪著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