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師長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來摟她。我母親覺得這個軍人摟得她非常舒服，遠比劉先生摟得對勁。她說，等一下，差一點兒忘了。她拿出一疊白手帕，一共七塊，每塊角落上都繡了個「L」，五個「L」是黑色的，另外兩個一綠一紅。我母親身上還保存了一些鄉下女孩的示愛方式，比如繡個帕子、襪墊什麼的。她偶然路過一家正在倒閉的鋪子，看見這些便宜得等於白撿的細紗手帕，便買回來繡上了劉先生姓氏的頭一個字母。
李師長說：「這是什麼？」
我母親說：「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頭的？」
李師長說：「要這麼多，一輩子也夠用了。」
我母親說：「這五塊有黑字的，是從禮拜一用到禮拜五，綠的是禮拜六，紅的是禮拜日，以後你忙昏頭也曉得日子。」
我母親和我父親講話的調子，就是從那天晚上定下來的。後來當然有些變本加厲，嬌嗔少了，教訓越來越多，漸漸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結結實實的訓導。我父親直到某一天，發現教訓自己的不再是那個嬌嗔可愛的少女，而是個兩鬢斑白的黃臉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農村妻子實際上有多溫柔。
李師長就是在這天正式開始做我父親的。當然他在這天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親。我想他一定是這時讓我母親懷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斷定我媽這天還是不是處女，在我見到劉先生後，我分析我母親第一次跟我父親做愛時很可能是黃花閨女身。我父親在我長大後不止一次跟我談起他和母親的關係：他痛苦地想弄懂，那個溫順的小美人兒怎麼就給一個黃臉婆偷偷掉了包。他說：「你知道我當時為了她，掉腦袋都願意啊！」
李師長抱著掉腦袋的甘願將我母親擱在卷掉了褥墊的床上。棕繃上鋪了那件軍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著眼睛，似乎都在問對方：這樣做你以後會怎麼看我？會小看我嗎？……李師長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隻漂亮的手槍擱在我母親頭旁邊。那意思是，你要有半點被強迫的感覺，你就開槍，我是不夠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槍被擱在離他手幾寸的地方，似乎還有另一個解釋：這時候闖進個人來，讓他們生死攸關的好事猝然中斷，他抓起槍便斃了他。我父親差點斃掉那個人，就是現在躺在各種橡皮管子交織的網中的劉先生。
劉先生並沒有接到魏小姐的電話，因而他按預先跟我母親約定的時間來接她。他自己的車已經三文不值二文地賣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輛白色雪芙萊，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裝，扎個黑領結。他把這次旅行當蜜月來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後再舉行婚禮。他坐在雪芙萊寬闊舒適的後座上，手上戴著雪似的手套。他的這雙手將要將一位玉人攙下樓，扶入車內。他以白日夢的眼神望著車窗外的豫園路，梧桐落葉鋪得馬路柔軟起來。蕭蕭秋葉已提前做了劉先生懷鄉夢裡的景物，街上的人們都處在一種亢奮的心情中，他們對一個新政權又畏懼又新鮮。劉先生的出國讓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被孤立。
白色雪芙萊拐進了弄堂。劉先生聽見司機自己在跟自己嘟噥：「怎麼可以這樣停車？這樣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劉先生這才發現那輛解放軍吉普再次攻佔了這條細小的弄堂。他感到喉嚨口發緊，連司機問他「是不是這條弄堂」他都答不上來。
我看著劉先生病床邊的心臟監測儀。屏幕上的曲線不緊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動。那一聲聲「嘀、嘀」的搏動，也是不緊不慢，卻讓我感到那顆心臟的孤單。這份孤單從四十多年前就開始了，當然是在一陣癲狂的胡蹦亂跳之後。四十多年前，同樣的這顆心臟緊緊堵住劉先生的喉口，他立刻感到空氣也不夠用了，並且，一股鋒利的甜腥氣從封塞的喉管冒上來，充滿他的口腔。他覺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導致的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樣下了車，他見自己正向司機交代一句什麼。但是究竟是一句什麼話，他自己都沒聽見。他只是看見司機的鴨舌帽上下動了動，表示領受了他的交代。他這時看見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在菁妹決心跟他遠走高飛時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這裡，這把鑰匙是一個重大象徵。他看見自己的手狠狠一擰。鑰匙便鬆動了裡面的鎖。他突然覺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地白，白得他不再認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鑰匙，自己熟門熟路地將它揣回西裝口袋。鑰匙卻錯過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鑰匙，上面一個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邊，拖了一根絲穗。
我想不出劉先生當時的臉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烏黑的樓梯扶手，馬上破壞了那上面均細的一層絲絨般的灰垢。劉先生平時上這樓梯非常小心，不讓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這會兒他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級級台階。當他走到兩段樓梯之間的空地時，一個粗大嗓門在他身後響起：「你是幹什麼的？！」
他回頭，見發出這樣不斯文聲音的人站在樓梯底部，門外亮著的天色與他穿軍裝、系綁腿、端衝鋒鎗的身影構成了一張底片。
劉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麼。
但那端槍的身影使他意識到他或許講了句冒犯的話。他還意識到這軍人是個衛兵，他的衝鋒鎗朝一個侵入他警衛範圍的人發射是正當和理所當然的。
衛兵十分敵意地說：「問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來。」
「我是來……」
「下來！」
他發現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頭樓梯上的腳。
「我叫你下來！」
他發現自己已經乖乖地邁開下降的步子。
衛兵說：「這是你隨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亂了，因為突然出來了這麼一個最新的優越階層。這個年輕的士兵一身土布軍裝，語言裡充滿大蔥氣味（這氣味被三教九流的上海人統認為是臭），他敢對著一個西裝革履的紳士驕成這樣。
劉先生感到尊卑、貴賤、優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兩個牌局之間，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對衛兵說：「那麼，勞您駕去請殷小姐出來。」
「沒有允許，任何人不能打擾首長。」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點的飛機……」
「這我不知道。」
「我是來接她的。」
衛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人物的那個看法。
劉先生想，他在這支軍隊眼裡，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著心臟監測儀屏幕上的曲線，讀著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顆小布爾喬亞心臟的記錄。我想劉先生當時一定以他風雅的高姿態平衡內心的狼狽和屈辱，走到了門外弄堂，故做輕鬆地告訴雪芙萊的司機再等一刻鐘。他做出不與衛兵一般見識的模樣，掏出煙盒，點了根煙。衛兵的雙眼和他的槍口一齊黑洞洞地瞄著他。一刻鐘過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間的小窗，窗簾淡藍色，灑著細碎的白花，窗簾和窗簾後的女人相配至極。
劉先生在第二個一刻鐘後啞著嗓音對司機說：「走吧。」他意識到兩隻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們摘下來，扔在車內的地上。他想，心碎並不是那樣疼痛，而是一種遲鈍和麻木。
他的遲鈍和麻木直到他碰到一個女學生才開始消退。他在到達美國的第二年開始私授一些中國的詩、詞和曲。我想他屬於那種人，在中國熱愛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熱愛中國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親的一筆字就更覺得中國可愛，愛得他有時會潸然淚下。他私授中國藝術課是為瞭解悶，而他不多的幾個成年學生，也是為瞭解悶。女學生跟他從認識到結婚一共兩個月。他所有的戀愛給了我母親，剩餘的，就給了這女學生。
我記得母親總是會有那麼幾天異常寧靜祥和，雙手捧著一杯從熱到冷的茶，坐在籐沙發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張聖誕卡片之後。魏小姐曾經替劉先生和我母親做通信的中轉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親戚，如此漫長曲折的郵路，他們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這趟郵路的我母親，就又變成了溫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斷定，只有經歷過慘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麗的。
我見劉先生張開嘴，像是要呼喊卻突然忘記自己是在夢境裡。是那種剝奪人聲音的夢境。他啞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著淡藍窗簾時憋回去的。他永遠也不可能知道那窗簾後發生的事情：李師長正在攻佔我年輕的母親，他一隻手伸向手槍，打開了槍保險。他和我母親在聽見劉先生和衛兵對話時同時勒住了激情，他們剛被熔鑄的形狀「絲」的一下冷卻在了那裡。我母親不懂那「卡嗒」一聲是槍的保險栓被打開了，它腹內的子彈任何一瞬間都會失禁。她發現自己的手攥在李師長的小臂上。在那以後的不少天，李師長的小臂上都留著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親在意識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後，說我父親用手槍霸佔了她。那是她不講道理的時刻。我認為我母親真正不計代價愛的惟一男人，就是我父親。那是她惟一一次把自己交給荷爾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體做犧牲奉獻出去時，心靈完全出竅了，而不是在一旁側目而視，算計成本和盈利。我母親自己一點也不明白這點，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劉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軍全面征服的一個細小局部，是師長大人的戰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麼渴望做戰利品。她的暗示使劉先生更是傷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餘年的通信中，婉轉地請求我母親的寬恕，怨他在兩個槍口一明一暗對著他時，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來歪曲一件事實，來使他們雙方都堅信，他們是被血淋淋拆散的當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當我走出洛杉磯海關時，劉先生含在眼裡的老淚是四十餘年積攢下來的。他做夢一樣地看著我母親如何將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劉先生自中美建交以後就每年回國一次，卻從來不和我母親見面。他和我母親都屬於閒情較多的人，對於這種人來說，製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種消閒。他們把死別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來享受，明明在一個人間，卻非弄得梁、祝那般墓裡墓外；明明是一對家常的老年男女，這樣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們青春永駐，翩翩躚躚化了蝶。
我看著欲喊不能的劉先生，心裡想：你真傻，看見衛兵的槍便真信我母親的謊言了，她在槍桿子下將自己的童貞繳了械。假如你見到我父親，你一定會大夢初覺：啊，這是多麼男人的一個男人，他這樣愛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設。
這時候劉先生的女兒走進來，神色是那種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種堅信自己所忙的樁樁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終記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著我時，我才能跟她說話。可一般認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卻在講著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電話上跟她情人講不堪入耳的話。她說：「這些中國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開化呢！你說是不是？！」
我說：「是是是。」我能說什麼？
她說：「我問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電話？』她說：『沒有哇！』你知道我有電話插撥，所以我沒辦法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現在突然趕回去，偷襲她。現在內地女人很鬼，買張很便宜的電話卡，先打電話給男方，然後那男人再把電話打回來，這樣他們放心大膽一聊可以聊兩三個小時！
我說：「劉先生剛才張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樣子。」
她說：「那個男人是跟著內地一個什麼貿易代表團來的，說是要在美國受訓六個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襲回到家，從後院悄悄進了門，還不知她一天到晚拿電話胡扯八道呢！後來我就在電話上裝了個小錄音機。晚上一聽，我的上帝，全是她軋姘頭的事！她英文很臭，軋姘頭的詞彙倒蠻全的！」
我說：「是不是叫醫生來看看？別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對勁。」
她說：「你說我怎麼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這種人？」
我見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搖頭又踱步又歎氣。她個頭比我高三四厘米，寬度也超過我不少。劉先生說我和她長得頗像，連尺碼都一樣，看來是他的主觀願望。她有個三個音節的英文名字，不是簡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條米色休閒褲，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開襟的，一顆紐扣也不扣，露出裡面同樣顏色和質地的吊帶背心。她沒戴任何珠寶，卻掛著所謂的抽像首飾。名設計家的這類首飾，往往比真珠寶還貴。她整個人看上去昂貴而樸素，有種知識分子氣質，裝束卻不是知識分子階層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選擇，我會一絲不苟地拷貝她的這身裝束。我也會像她一樣隨便、灑脫、自信，讓所有看著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麼一點點，她和我就會合而為一，現在這個樸素而昂貴裝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會像她這樣對護士高雅而和藹地輕聲說話，滿不在乎地請護士找最貴的守候人，似乎「開銷」這樣低級趣味的顧慮從來就沒有污染到她。她對護士說：「一定要請最有經驗的，不要移民的，那種英語都說不正確的人再認真都會誤事，我必須把我父親托給能完全信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