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阿花卻一聲不響地獨自去了醫院，做了引產手術，她感到五個月的胎兒停止了游動，被那昏暗溫暖的一泓水淹沒，沖刷到冷冰冰的彼岸去了。她奇長的睫毛飛張著，朝向白色的天花板。她沒有繼續去想那個胎兒，她在一片白色的天花板上看見了十歲的自己。十歲的她在一聲槍響後雀躍起來：「爸爸！狐狸中彈了！……」她正要跳出灌木叢，向金紅色獵物跑去，父親一把抱住她。父親高大的軀體在她面前矮下來，她覺得父親的雙膝跪下了。父親兩隻大手捧住她冰冷的小臉蛋，說：「蘇珊娜，你得永遠記住，爸爸非常愛你。爸爸只有你一個人可以愛，爸爸永遠都想守在你身邊。好了，去撿那隻狐狸吧！撿回來給你做一個漂亮的大衣領子！父親的手輕柔地一送，她便被撒向雪原。
雪原的那一邊是樹林，在白雪和藍天之間如同碳素鉛筆的潦草塗抹。十歲的女孩正彎腰去欣賞火一樣的狐狸，一聲槍響從身後傳來，與她的臉頰間，只是個極窄的錯過。她向父親喊起來：「爸爸，別開槍啦，狐狸已經死啦！……」然而第二槍、第三槍接著響起，子彈從她的髮梢、她的肩膀擦過。她本能地趴在雪地上。同時喊道：「爸爸，別打了，再打就打著我了！……」父親卻持續勾動扳機。她順著後坡滾下去，滾成一個大雪球。她邊滾邊哭喊：「爸爸，是我呀！你怎麼了？！爸爸，別向我開槍啊！……」子彈卻越發密集，在她前後左右濺起雪塵。她像幼狐一樣竄入樹林，被子彈震落的雪，大片大片砸在她頭上。她不再出聲，判斷這是個噩夢還是真實。等到一切都歸於寂靜，太陽移到天空中央時，她聽見沉悶的一聲槍響。
十四年後，她微笑地否定著里昂為她和海青的孩子取的一系列名字。她溫存地搖著頭，說：「不好，不好，里昂你可真不如你看上去那麼聰明。」
我說：「就叫海藍吧。是男是女都可以叫海藍。」
王阿花說：「已經知道是女孩了。」
我想，上回那個胎兒呢？是男還是女？我看王阿花食指摁住餐刀，把肉和骨頭分離。她有很好的家教，餐桌上的姿態高雅，跟米莉差不多。她把多廉價的東西都吃得秀氣、從容、豪華，如同穿袒胸露背的盛裝，有黑領結紳士陪同一樣，但她從來也不對我們風捲殘雲的吃相提意見。里昂是變色龍，在高雅的環境和人群裡，他便是頭頭是道的多禮，跟我和海青這樣來自中國內地的人混，他比我們更無產階級，所有的社交教條都丟光。
海青說：「叫海花。我已經決定了，你們都少廢話。」
里昂說：「你少廢話，「花」是我的版權。」
海青說：「誰也沒說不是你的版權。」他將臉轉向我：「這小子就是自私歹毒，別的毛病一律沒有。不過你得承認，王阿花這名字還是不錯的。」
王阿花隱隱作痛了一下，跟里昂對視一眼。她躺在醫院想自己的童年，對抱著一大束鮮花進來的護士說：「請他滾，拿著他的花一道滾。」然後她繼續去望天花板上的那片雪原。十歲的她走到原野那一邊，看見父親沒了，取代他的是一具沒了頭臉的屍體。她躺在產床上追悔：對父親的愛和恨，結局是找來個跟父親相仿的里昂——相仿的純潔、相仿的絕對。她對著雪原一樣的天花板鄙夷地笑笑：父親和里昂都以為他們的人生宣言十分首創，其實他們不過是在效仿。有一大串人可以供他們去效仿，這一大串人都擺出同一個烈士姿態，讀著同一句潛台詞，這句潛台詞源於帕切克·亨利１的著名句子：「給我自由，要不就給我滅亡。」這些自我法西斯自以為高貴於人類其他成員，他們其實不過是些自我中心、自我膨脹到極點的一幫自戀分子。他們的存在對他們自身和其他人都是危險的，因為他們選擇的自由中是不包括你的，而他們選擇的毀滅必將包括你。他們認為他們那高於一切的理想連他們自己都能眼也不眨地為之獻身，何況你——你這盲目的、缺乏理想因而低賤於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危險還在於他們富有激情，擁有才華，因而極富魅力。他們是對抽像的人類有意義，而對具體的個人是禍害的一群人。
我從王阿花的手裡接過啤酒。我說：「謝謝。」她說：「別客氣。」我感覺到我們之間真正的答對不在這玻璃餐桌上，她其實在對我說：「我什麼底都向你交待了，以後看你的了。」
我側過臉去看里昂，他正聽海青說話。他在聽這種隨隨便便的話時也會精神專注到這種程度：像是在對付一陣莫名的劇痛。
海青說他可以把他現在偶爾做的那份工讓給里昂。
里昂說：「你管它叫工作？」他說完便笑起來。
我問海青是不是做畫框，海青的木匠活不錯，給一些畫廊做過畫框。
王阿花向我解釋了那份工作：某個醫科大學和醫藥公司需要人去做試驗。有時他們配製出一種安眠藥，或者抗過敏藥，他們就花頗高的價錢僱人去用那些藥，提供足夠的臨床實驗結果。在被實驗期間，實驗者和實驗對像必須緊密相處，一旦有不測出現，實驗者必須馬上採取措施。類似的實驗還有酒精、大麻、煙草等等。海青有一次去實驗煙草對人食慾的影響，另一次，是大麻對人性慾的影響。王阿花說：「千奇百怪的實驗多了，你想都想不到。」
海青接過話說：「錢付得特好！整天什麼也不用干，我干一回就能維持兩個月的生活。」
里昂對我說：「你別信他，把人變成實驗白老鼠，你想付什麼價你才夠本？付什麼價也不夠本。」
我問海青：「那他們讓不讓你出門？」
里昂說：「你想省得租房子是不是？」
海青說：「你別問他們，自個兒溜出去，誰知道？」
我說：「我每禮拜有三天得去學校……」
里昂打斷我：「你想想，他們往你身體上用這藥用那藥，就是允許你去上課，你上得了嗎？就是上得了，你敢去嗎？萬一藥物反應不對勁，就是性命一條。」
海青說：「別理他。我常常溜出來。有回特逗，他們給我們用一種噴在鼻腔裡治頭痛的藥，裡面有毒品，不是大麻就是可卡因什麼的。我用完覺得特來勁，連流浪漢看著都特英俊，連那些醫學實習生看著都不那麼煩人了——平常你覺得他們怎麼這麼沒勁！我就想，這種狀態可太稀罕了，太利於搞創作了，我就溜了，結果剛一坐到地鐵座位上，就過去了。」
里昂看著我：「在美國，你別想掙好掙的錢。」
我還不死心，問：「一次實驗多長時間？」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幫不了我什麼大忙，不過或許掙的錢就夠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訴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藥實驗，到現在舌頭尖還殘存著麻木。因為那種麻醉藥是專為牙科洗牙，補牙，鍍牙表層琺琅用的，必須麻醉得非常徹底，而麻醉範圍又得縮到最小。
她說到這裡叫海青張嘴、吐舌：海青的舌頭上有塊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為他舌頭給麻醉到現在還沒醒的惡果：他吃東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說：「這你說不定能告他們。」
「什麼說不定？我告他們告定了。就是手裡沒錢，請不了好律師。」
「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不錯的律師。」
「就是上回你假造車禍請的那位？那個不行。」
「怎麼不行？他不贏官司不收錢。」
「那傢伙不行。先跟你合夥坑保險公司，再回來坑你。那種人屬於幹點小缺德小喪良的事還行，讓他拿下大案子，不靈。我這案子，我找過律師咨詢，弄好了就成百萬富翁！你想想，等於弄死了我半條舌頭！」
「半條舌頭你想敲一百萬出來？懂不懂美國法律？你這行當又不靠舌頭掙錢。你要是個廚子，或者飲食評論家，要不就是評估酒的專家，他們害得你丟了半條舌頭，你的專業水平就要受影響，說不定飯碗都砸了，那他們才管賠你。他們賠的是你後半生有可能掙到的工資、獎金，你有可能用工資、獎金餘下的錢買的股票。我上回一個腎才值五萬塊，你一條舌頭就想成百萬富翁？」
「那是啊——一個人只有一條舌頭，但腎倒有兩個。阿花，你看我還沒成百萬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臉綠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對我微笑一下，說：「都喝多了。」
我說：「沒錯。」
里昂突然回頭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這樣認為：他是酒膽撐著而把我的手擱在桌面上愛撫。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臉因為微醉而潮紅，目光也因為醉意而更加鋒利。不醉的里昂對自己鋒利的眼光有所顧忌，總是讓濃黑的睫毛半垂，壓去一些光芒。他現在不再為別人著想了，隨目光刺來刺去，冷光凜凜。不知為什麼，我剎那間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藹的雙眼，那種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這一瞬感到強烈的想念，隨著想念而來的，是對握在里昂手心裡的手感到困惑。我想，這是我的手嗎？不，不對，我在想，這樣一雌一雄兩隻手交握在一起，是什麼名堂呢？……也不對。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是誰主動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沒有想這個。我什麼都不敢想。里昂沒有給我機會、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我發現到美國來之後，我的絕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縱即逝。如同盛大酒會上的客人們，從你眼前一閃，首飾珠寶、藍眼紅唇、葡萄美酒夜光杯、雲想霓裳花想容，都隨即便消失了。人家從你面前閃過，你也從人家面前閃過，人家說：你好嗎？你回答：好極了，謝謝，你怎麼樣？來不及了，那人絕對不給你時間把話說到此處，你把一個問候做圓滿就有點死追硬趕、死乞白賴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隨一個話題、一個談話對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蹤一縷思維，一片想法一樣。追蹤下去，結果是你自己的迷失。這是此社會在****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須跟所有人在錯過中保持靜峙，在衝突中保持協調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訴我她最後一次參加盛大酒會的情形。六十多歲的米莉對已開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進白宮大門，走進人群，發現人們表面上看著談話對像其實目光遠遠穿過了談話對像不知在看著什麼。女人們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險地舉起，晃來晃去像她們手裡隨時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檳酒。米莉走啊走啊，怎麼也找不到一塊地方讓自己站定下來，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腳杯裡細碎起泡的香檳酒，岌岌可危，隨時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這時她得救一般地看見一個熟人，一個四十多歲、像米莉一樣闊的貴婦。米莉問她：「哈羅，你可好啊？」貴婦說：「見到你真好！你這一向怎樣？」米莉說：「還行，只是我母親上半年去世了。」貴婦說：「那就好，那就好，見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臉緋紅，但一看，原來貴婦不是針對她母親去世的事件，而是已進入了同下一個人的新一輪周旋。米莉從此後就不再去任何盛會了，她捐掉了所有夜禮服。
這時我聽見海青說：「里昂，說真的，你得幹點什麼活兒，不管那些活兒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處，你好歹得幹點什麼。看在我們都是男人的份上，我才這樣跟你推心置腹。」
這聲音有一種威懾。我去看海青的臉，他的臉比他的話要百倍的推心置腹。
里昂沒有說話，他在認真地把這些話聽進去，他在認真體味這話的嚴肅性。
王阿花臉上出現一點兒不安，她的膝蓋輕而狠地磕了一下海青的腿。
海青如同毫無察覺，更加中肯沉痛：「記住你怎麼失去了阿花。」
「閉嘴，海青。」王阿花悄聲說。
海青大概在來之前就打算豁出去了，他說：「除非你不打算去愛一個女人，不打算跟她。」
我感到里昂覆蓋在我手上的掌心正僵冷下去。
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緊的時候跟我疏遠了兩禮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識到讓他在我這個案子上瞎耽誤工夫不上算，所以把他緊急派遣出去，增援機場的「反恐怖活動」去了。
審訊我的又換成了大塊頭。他顯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臉蛋因感恩節的肥大火雞和聖誕節將再次出現的肥大火雞而更加紅亮。像他這樣正常健全的美國家庭，一隻節日火雞可以吃許多天：節日當天是主菜，雞胸脯和大腿外圍的白肉紅肉被消耗掉約百分之二十，餘下的雞胸和雞腿肉可以做成一個禮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餘下的不成形狀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雞肉沙拉，再餘下的空骨架和火雞頭顱、脖頸、翅膀熬出夠七至十天喝的湯，裡面不斷添進新鮮蔬菜。然後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雞大減價：冰凍貨架上堆滿肥碩龐大的火雞屍體，標價簽是金黃或橘紅色，上面寫著，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對面的大臉蛋不會放過三角五一磅的火雞，他將它照上一隻火雞的殯葬法再來一次，光烤好三明治再熬湯，完成另一個以人類消化系統為流水線的殯葬流程，使人、火雞、自然、宇宙形成一環扣一環的生態輪迴。
大臉蛋的呼吸在這間不足六平方米的審訊室裡顯得氣味濃重。沒有窗子，我懷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氣味，那是火雞罐頭的氣味。若是打開一盒火雞罐頭狗食，跟這氣味會比較接近。
「嗯，嗯，——這裡：你十八歲被指定為特別記者……」
「對不起，是特邀記者。」
「有什麼不同？」
「特邀記者是非本職記者。由於特殊需要，臨時或者偶然地充當記者。」你對中國行政編制的知識相當初級，我有閒工夫的話得從ABC給你補課。
「當時你是少尉軍銜？」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