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從來沒走過這麼長的路。要不是她準備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給她打岔，光是走這段路的無趣，也會煩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會對自己說：算了算了。她這時找了塊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繡花手絹鋪上去，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著棉紗長筒襪，沒有城裡少奶奶的絲襪那樣薄，也是精紗細紡的。走了十多里地，母親感覺襪子從膝蓋褪到小腿，又從小腿褪到腳踝，絕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兩條長筒襪踩在腳心走過來的。若沒有零嘴分她的神，母親不可能受得住縮成兩團，硌得要命的長筒襪。
母親把長襪子從腳板下面一路拉上來，拉得平整光潤，她心裡一陣難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頭望著，手把鞋子提起，仔細倒盡裡面的沙土、草根。然後她從隨身挎來的藍色印花包袱裡，拿出一塊光洋。餘下的她還有九塊光洋，它們都去了之後她靠什麼吃飯，她是不去想的。我母親主意很大，九塊光洋之後的日子她肯定過得下去，並過得不差。
路的西頭來了輛汽車。車頂上綁著四五個皮箱，十多個鋪蓋卷。車子蓬頭垢面，四個輪子上肥厚一層泥土因而使它們看上去腫脹、笨拙。我母親朝它揮一下胳膊，汽車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彎腰，去拾那條墊在土包上的繡花手絹。我知道母親無論在多麼十萬火急的情況下，都不會腦子一熱丟失一條手絹或一個發卡。她問五十多歲的司機：「老師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師傅說：「是啊，你打票沒有？」母親鬆開五個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塊光洋：「老師傅，這個夠不夠我打票啊？」司機說：「這麼大的錢我到哪裡去給你找錢？你沒有零錢嗎？」母親搖頭笑笑。車上的人個個都在睡覺，這時有兩個人醒了，看見有人在錢上作了難，便立刻眼一閉，心想，等他倆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師傅說：「那就對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縣城去搭車吧！」
我母親說：「有多遠啊？」
老師傅說：「三十來里地。」
他這樣講的時候臉上那點兒不忍馬上被母親抓住。她說：「老師傅，你看太陽都偏西了，你捨得我一個人走三十來里地呀？」
老師傅看著這個俊秀的女孩，他是捨不得的。他說：「回頭到了南京，你補張票吧。」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到了南京，我買鼓樓的臭豆腐請你吃！」
老師傅笑得呵呵的。車就開上路了。他朝一個空座也沒有的車廂喊：「大家擠擠睡啦，給這位小妹妹騰點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誰也不肯醒。他便拿了個鉛桶，底朝天擱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個爛棉襖鋪到鉛桶底上。我母親坐了下來，把那塊光洋仔細塞回包袱。她知道搭這趟車她一文錢不必花了，老司機方才叫她補票的話，是講給全車人聽的，是向他們表白，對這個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無偏心眼兒的。
我母親並不多話，只是有問必答。
老司機問：「是在南京讀女子中學啊？」
我母親說：「是的。」
我曉得母親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闖蕩世界的時候，不講實話，我完全贊同。我母親真是個聰明過人的少女，她表現出的大方，沉著，讓人相信她慢說熟知南京，就連上海十里洋場都不在她話下。我認為她身上惟一的可疑之處就是那個鄉氣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機只覺得那小包袱有點塌這女孩的台。
老司機說：「你是來走親戚？」
「是的。」
老司機從頭一眼看見這女孩，心裡就在罵她的父母：這樣一個女孩，怎麼就捨得放她到鄉間村野來。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書達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淺藍布旗袍，黑布鞋，兩根辮子綰成兩個圈，城裡女學生要是不剪短髮，一般都梳這種辮子。
老司機說：「家住哪裡呀？」
我母親說：「鼓樓。」
她就知道一個鼓樓，一個夫子廟。夫子廟給日本人燒了，她是曉得的。所以對於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樓。
老司機說：「家裡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親心想，就因為老人們個個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這個家了。四代人三十來口，擠在一個姓氏下，困於一座大屋中。一頓飯要從上午八點做到中午十二點，每個人才有希望吃飽。一個老虎灶的煙囪要不斷冒煙，每個人才洗得上澡。我母親的一個姐姐嫁出去了，一個嫂嫂娶進來了。兩個不比她年長多少的女子就變得隔了代一樣老，接著就挺起了大肚皮，接著就當著一大家子敞開懷拽出長形的奶子，塞到小毛頭嘴裡。我母親覺得她們眨眼間變形的長形奶子是她頭一個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說變就變，變得那麼醜，連她們大敞著懷也無妨了。我母親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裡，看見她們的滿足：那種對自己的未來完全熟知的滿足。她們的未來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條小路，一共兩個彎，三個坎，四個台階，她們閉著眼都走不錯。這是令她們踏實的好事，令她們兩眼瞪著二尺遠的一處空白心裡一個心思也沒有；偶然有的個把心思，無非是一個成色好的玉鐲，一塊杭州綢料，一條南京來的雲片糕。等她們把孩子從胸前換到背後，她們便再次大起肚皮來。
我母親第二個不要的，就是她們的杭州綢緞小褂，她們的玉鐲，以及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相好。她們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親眼裡都毫無區別：梳著分頭，穿著長衫或短衫，聊天的時候總是每隔幾分鐘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們還是能讓女人們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頂多押車到縣城去賣賣茶葉或蠶繭或掛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親對應家大瓦屋中每樣東西都搖頭撇嘴，實在看不上。惟有一樁東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離家出走才決定不要的。那是五百兩黃金，是應家的頭一任家長留下的。那位祖爺爺和我母親隔著四代，據說沒任何人知道他從事什麼掙下了家業和那五百兩黃金。村裡的老人們有見過他到來的模樣，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別人的，完全不合身。還戴個不倫不類的禮帽。老人們說他來了不久就買下田畝，蓋起房子。應家的人都聽我母親的祖父說，祖爺爺一訓話就說他的五百兩黃金將落到哪個兒孫手裡，要看這些兒孫的出息，更要看他們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爺爺嚥氣，兒孫們沒有對他回過嘴的。
但祖爺爺嚥氣是他獨自咽的，一早起來兒孫們發現老頭兒在自己床上誰也沒驚動地走了許久了。他從來沒告訴任何一個兒孫，五百兩黃金存放在何處。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動起來。翻箱倒櫃，一寸一寸地敲牆，一塊一塊地撬鋪地的青磚。三年後，大家意識到悄悄分頭去尋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讓聰明搭起伙來。果然進展出現了：在祖爺爺床板的背面，釘著一個木匣，打開，裡面有些洋鈔票，還有幾張照片。照片上的祖爺爺很年輕，和七八個年輕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輕男人都穿著不合體的洋服，全戴不倫不類的禮帽。應家兒孫們把洋鈔票拿到縣城銀行，鑒定下來說是美國鈔票，數額小得不夠他們一行人的盤纏。
那以後應家子孫沒有往外搬的，女兒們嫁出門，也常常回來，看看五百兩黃金是否有了線索。陰陽先生請了四個，按他們的招數抽乾過渠和井，應家的大魚塘也弄了幾回底朝天，一兩黃金也沒找見。
我母親是應家頭一個想開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見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滯，心不在焉，滿臉的無所事事，她想，他們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頭了，就是等著五百兩黃金被發現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親從來就看不起這家裡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從來沒像那個瞬間一樣感到噁心。
她想到曾經在鎮上看見的兩個姑娘，她倆是鎮上醫生的女兒。她們給父親做幫手，戴雪白的口罩，頭上頂個餛飩帽。她們進過縣城的衛生學校，所有人都叫她倆「衛生小姐」。她們從來不穿綢緞，不穿繡花鞋。總是一身細布旗袍，冬天陰丹藍、夏天淺藍。她們從來不戴玉鐲耳環，遠遠走過，人們聞到一股好聞的藥水味。人們都說那是「衛生香」。我母親看見衛生小姐的時候只有十歲。她開始拒絕艷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歲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棄那五百兩黃金了。我當然清楚，我母親這只井底之蛙在做這項人生選擇時，只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等待發掘黃金的三十多個應姓子女半癡呆半瞌睡的面孔，一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兩個衛生小姐。我母親認為衛生小姐的魅力大過黃金。
我母親坐在鉛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卻一動不動，兩個胳膊肘緊緊壓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裡的十塊光洋，是以這個轉折點到廣闊無際的未來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積攢的壓歲錢。她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過。我母親可以為一個她自己也不認識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極致。我也不知道什麼世面也沒見過的母親，從哪裡來的堅定信仰——她一定會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業。我不能要求我母親超越她的局限：憑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業，就是通過一個男人來成就自身。我來點穿她吧，我母親在開往南京的長途汽車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個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應家祖爺爺那樣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車到達南京的時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車後，老司機說要把我母親送到家門口。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南京我熟得很，丟不掉的。」
她輕盈地跳下車，在一盞盞路燈和闊葉梧桐之間，時明時暗，走出了老司機的視野。
我母親走過街邊一家小食鋪，鋪裡一共六張方桌，張張都滿，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門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她笑嘻嘻地問我母親：「你們南京人都愛吃些什麼？」
我母親看著她，滿臉的莫名其妙。
她見這女子穿件黑白細格子旗袍，淡淡地化著妝。她身後的桌上，是兩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還有個戴著眼鏡的男子，口音都有點兒南腔北調。
穿黑白細格旗袍的女子問我母親是不是在找座，我母親點點頭。她便拍拍那條長板凳，叫我母親同他們一塊兒坐，順便告訴她們南京有哪些東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親把從她父母、叔嬸、姑姑姑父那兒聽來的食品特產，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這當中她發現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瞅著她，覺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見男子面前擺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針線釘成的。
他們按照我母親的推薦點了菜，請我母親一塊兒吃。我母親想，跟著他們不花飯錢，說不定住店錢也能省掉。我對我母親的直覺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觸，頭五分鐘就能確定此人將給她多大益處或害處。她立即確定這四位外省人不會給她太大害處。一邊吃著飯，我母親聽他們談著她不懂的事：文明戲、劇本、角色。她在席間也弄清了幾個人的姓名。穿黑白細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鏡的男子姓劉。魏小姐不時講到的事就是「刻鋼板」。她很快弄清，所謂「刻鋼板」就是寫字。
我母親突然說：「我會刻鋼板。」
四個人一塊兒扭過臉：一小時不到，他們忘了她的存在。
劉先生說：「你刻過？」
「嗯。」
魏小姐指著劉先生說：「當心，他很會剝削人的！」
劉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筆，對我母親說：「來，寫幾個字給我看看。」
我母親從來沒見過這種筆，帶一個帽子，旋下帽子，筆尖上居然沒有毛。但她一點兒也不露她的孤陋寡聞，她不去接筆，對那劉先生說：「你先寫幾個字，我照著你的字寫。」這樣一來，我母親馬上看見這桿筆的全部功能：墨原來是裝在筆肚裡，它自己溢向筆尖，落到紙上。她心裡冷冷一笑，原來外面的一切反比家裡容易，城裡人的事由竟比鄉下好混。她一揮而就地寫下了幾個字。四個人立刻說：「不錯不錯，蠻像樣的行書。」
劉先生說：「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親說：「你們都是去上海？」
他們說他們的火車誤了點，才給了他們逛南京的機會。
我母親說：「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這個時刻向那位劉先生笑了一下。這種笑很奇怪，只有當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見它從燃起到熄滅的瞬息，也無法確定它是一個笑。所以我在這兒的意思，就是我母親對男女間微妙關係的無師自通。假如我現在告訴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認賬：胡說八道，我那時才十六歲，懂什麼「暗送秋波」！
劉先生是這個笑的靶子，當然被擊中了。他說：「你去上海做什麼？上學？」
我母親說：「嗯。」
「想勤工儉學？」
我母親根本不知什麼是「勤工儉學」，但劉先生臉上的表情告訴她，它多半不是壞事。她點點頭。這樣她是留了餘地給自己的。
劉先生說：「真不簡單。你多大了？」
我母親膽子一乍，說：「我十八歲。」
魏小姐說：「看上去你只有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