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果真瘋了，她再也無法尋找到她的孩子。她吶喊著，用她全部虛弱的身體，直到她再次昏迷倒地。我們攙扶起她來，用了很長時間才把她帶到了營區，我再一次把我帶到了她的營帳，就在這時，三郎已經掀開了帳簾，他的神態顯得從未有過的一種冷漠，他低聲問我道："你想把她留下來嗎？她瘋了，你還想把她留在我的隊伍中喊叫嗎？"我堅決地說："你不可能把她帶走，她只是受到了驚嚇而已，她是母親，她的孩子消失了，如果換了我，我也會發瘋，我也會喊叫"三郎走上前來，伸出雙手開始撫摸我的手臂，壓低聲音說："我知道，我知道，你用不著那麼激動，我知道你是女人，你們都是女人然而，這是戰爭時期，既然她已經瘋了，為什麼不讓她去死呢"，"你說什麼，你們想讓她去死""我們只是想就此讓她停止她內心的痛苦而已"。
"不可能，永遠不可能。"我擺脫開了三郎的手，我不知道，在那時刻，我的態度為什麼那樣堅決，也許是性別，也許是對於一個中國男人的愛情讓我由此產生了對於這個中國東北女人的憐憫，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的生活已經與這個中國女人聯繫在一起，似乎任何東西也無法與我跟她分開。三郎彷彿第一次領教了我的那種堅韌和固執，他變得妥協了。便安慰我道："好的，我們會留下她。但是必須讓她回到她的營帳中去。"我答應了三郎的條件。我知道在任何一個地方，我的營帳離慰安婦的營帳都不遙遠。遙遠在這裡並不存在——我們需要的只是攙扶，自從李秀貞發瘋以後，我就想攙扶到她吶喊的身影，她的喉管，乃至她縱橫交錯的那種瘋狂的足跡。於是，我默認了這種事實，因為，在我和三郎之間，必須有一些妥協，否則，事情會更加糟糕。三郎解釋說：讓她離開，只是想讓你有更多的時間繪圖。他的這個理由使我消失了對他的不信任和敵意。
然而，我並不可能沉浸在繪圖中去，因為李秀貞很快就醒來了，在她喊叫著孩子時，我出現在她身邊，我把一個趕製出來的布娃娃放在了她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