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認為，出使他國，能夠不辱使命，就可以算作是一個仁者了。可見孔子對外交使節的重視，也可從中看出出使之難。而出使之道，就在於不亢不卑，亢則招禍，卑則辱國，北宋年間的富弼出使契丹，可以看作是不卑不亢的典範。
【事典】
宋仁宗慶歷年間，西夏不斷侵擾北宋北部的邊疆地區，雙方戰爭頻繁，契丹往往在戰事上處於有利地位，於是，契丹乘機派使者前來要求割讓瓦橋關以南的土地。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對契丹的君主說：「我們兩國相交好，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如今忽然請求割地，這是為什麼呢？」契丹君主說：「你們的南朝（契丹人對北宋的稱謂）違背了盟約，堵塞了雁門關，增加水塘，修築城牆，整編民兵，你們想幹什麼呢？我的大臣請求舉兵南征，我說，不如派使者請求割地，如果達不到目的，我們再發兵也不遲。」
富弼從容不迫地說：「你們北朝（北宋人對當時契丹人的稱謂）難道就忘了章聖皇帝對你們的大恩大德了嗎？當年，澶州之戰，如果皇上聽從眾位將軍的話，你們的兵馬就不會有一個逃脫的。況且，你們與中國之間通好，僅有雙方的君主享受其利益，大臣和將軍們則一無所獲；如果用兵打仗，就會使利益歸於臣下，君主只有承擔戰爭的禍害。所以那些勸你用兵的人，實際上是為他們自己打算的。當今中國封疆萬里，雄兵百萬，你們用兵，能保證一定得勝嗎？假如僥倖取勝，所損失的軍士和馬匹，是由群臣來補充呢？還是由君主來承擔呢？如果兩國不斷交往，歲幣全部歸君主所有，群臣又能得到什麼呢？」契丹主恍然大悟，連連點頭。
富弼又說：「我們填塞雁門關，是為了防備西夏的元昊；增加池塘裡的水，並非始於現在，而是始於何承矩，事情發生在兩國通好之前，跟兩國的關係無關；修正城牆，是因為城牆破舊，登記民兵，是為了補缺，並不是違背盟約。」契丹主說：「雖然如此，但關南之地，是我們的祖宗留傳下來的，應當還給我們。」富弼說：「後晉割讓盧龍賄賂契丹，周世宗收復了關南之地，都是前朝異代的事了。如果我們各自都要重算舊賬，收回自己的土地，難道會有利於契丹嗎？」
富弼退出後，契丹的大臣劉六符對富弼說：「如果我們的君主不願意接受錢帛，堅持要你們割讓十個縣，又怎麼樣呢？」富弼說：「我國的皇帝是為祖先守衛國土的，怎敢把土地輕易地割讓給別人？你們所需要的，不過是賦稅罷了。我國皇帝不忍心使兩國的百姓死於戰爭，雖然不會給你們土地，卻可以增加錢帛來代替。如果契丹一定堅持割讓關南的土地，這就是存心要毀壞盟約，只是以此為借口罷了。」
第二天，契丹君主請富弼一同去打獵，他趁機把富弼的馬拉到自己跟前，對富弼說：「我如果得到關南之地，兩國就可以永遠和平。」富弼回答說：「既然契丹以得到領土為榮耀，我們大宋也就必然會以失去領土為恥辱。兄弟之國，怎麼能一榮一辱呢？」
等打完獵回來，六符對富弼說：「我國的君主聽了您關於榮辱的論斷，十分感慨，現在只有聯姻一事可以商議了。」富弼說：「聯姻一事，以後是十分容易發生誤會的。我國長公主的陪嫁，不會超過十萬緡錢，哪裡比得上輸納歲幣，年年都有永遠享不盡的好處呢？」
富弼回來後，把他出使的情況向仁宗做匯報，皇帝同意增加歲幣的方案，契丹君主說：「你們既然同意給我們增加歲幣，措辭時就應當用『獻』字。」富弼對他說：「大宋是兄長，契丹是弟弟，哪有哥哥向弟弟獻禮的說法呢？」契丹君主說：「那麼應當用『納』字。」富弼也沒有同意。契丹君主說：「你們既然同意用重金贈給我國，實際上就是懼怕我們了，用這兩個字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如果我舉兵南下，難道你們不後悔嗎？」富弼說：「我國的皇帝備極仁慈，兼愛南北兩國的百姓，所以不惜改變過去的盟約，這怎麼是懼怕呢？假如萬不得已，非用兵不可的話，那麼，肯定會以是非曲直論勝負，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契丹君主說，「你不要固執了，這種事是古已有之的。」富弼說：「自古以來，只有唐高祖時因為要向突厥借兵，當時饋贈有時稱為『獻』和『納』，後來突厥首領被唐太宗擒獲，哪裡還發生過這樣的事呢？」契丹君主知道富弼的決心不可動搖，就親自派人到大宋朝廷來商議。宋仁宗採納了晏殊的建議，最終同意用『納』字。
【評議】
使臣說話，高傲了就容易引發禍端，自卑了就會給國家帶來禍害。根據當時的情況看來，宋朝西部的邊境不安定，怎麼可以再挑動北方的契丹跟自己為敵呢？富弼的處境是十分相當困難的，他回答契丹君主的話，不卑不亢，大義凜然而又威武不屈，沒有獻媚巴結、苟且偷安的過失，可以說得上不辱君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