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李淳風對唐太宗說：「明天北斗七星將要變成人的形狀，到了時候您要請他們來作客。」唐太宗聽信了李淳風的話，第二天派使者在指定的地方等候。不一會兒，從遠方走來了七位僧人，他們從金光門進入西市的酒家，讓人取來一石酒，在那裡聚飲；飲完之後，又添了一些。這時，唐太宗的使者走上前來說：「皇帝請你們入宮。」這些僧人相顧而笑，說：「一定是李淳風這個小兒走漏了風聲。」回頭對使者說：「我們飲完了這些酒，便進宮，你不必著急。」喝完酒之後，使者在前面先走，等發覺身後無人，回頭一看，僧人都不見了，只見座下放著二千銀兩。
關於星占的理論，起源也很早。司馬遷在《史記》中列了《天官書》一章，後來的史書絕大多數都倣傚了。他在其中把天空分為五官。所謂五官實際上是指把天空劃分為五大區域，分別稱為中官、東官、西官和北官。其實它的理論基礎還是以《周易》的思想為根據，即以四象的理論來劃分，只是又多劃出一個中間出來，稱為中官，從而形成了五官。五官各有其對應物，但在具體的對應物上又沒有統一的說法。雖然各有各的理論，但歸結起來，也無非是把傳統的四象變成五象、四獸變成五獸，使之更加符合陰陽五行的說法而已。司馬遷在《天官書》中似乎試圖將這些紛亂的說法歸於統一，他將四方的四官對應四獸，中官定為北極。這樣一來，東方的天象對應春天，南方對應夏天，西方對應秋天，北方對應冬天。
接下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分野。分野就是將上天的星座按照一定的規則劃分給地下的某一個地區、州域和諸侯國，當天上的星象發生變化時，它相應的地區也就會產生感應。漢代鄭玄在註釋《周禮》時說：「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意是說，帝王在劃分各個諸侯國的時候，也給他們分封了相應的星座。但劃分星際分野的方法很多，如十二次分野的分法是按照歲星的運行規律，將天空劃分為十二等分，以一年為單位，每一年歲星到達一個相應的天上區間，十二年之後歲星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將這十二個天上的區間與侯國對應起來，哪一個區間對應哪一個地區（諸侯國）是由古代天文學的權威（占星的權威）決定的，並不是隨便劃分的。另外還有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分野、干支分野等等。
其實，古人早就不相信這一套了。據《晏子春秋》記載，有一次，齊國的上空出現了彗星，齊景公感到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便請人去祈禳。
晏子去勸景公說：「這麼做沒有什麼好處，只是自我欺騙罷了。上天有道，不可隨便去討好它，不能對上天的意旨懷有二心，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禳星呢！況且天上有彗星出現，是暗示國君應清除污穢，如果沒有了污濁的德行，又何必祈禱呢？如果德行有污穢，祭告鬼神能有什麼作用？《詩經》上說：『這位周文王啊，慎言行事，小心翼翼，事上帝心地光明，得來大福大吉，他不違背道德規範，掌握了天命。』大王沒有違背德義的行為，各國諸侯就會前來朝拜，還怕什麼彗星呢？《詩經》上的話難道不值得借鑒嗎？從夏後到商，哪個不是因為淫亂失德的原因，使百姓最後流浪逃亡。要是真的違背德義，發生禍亂，百姓就將流亡他鄉，即使祝史祭祀，也是無濟於事的呀！」
齊景公聽了很高興，就立即停止了禳星的活動。
古代的實際情況是，許多佔星活動都與帝王所採取的政治、軍事措施密切相關，甚至有許多「善行」就是根據對星象的解釋而採取的。例如《晏子春秋》上記載，齊景公在位時，有一段時間，火星每晚總出現在天空中，過一年也沒有消失。景公很奇怪，也很恐慌，就叫來晏子問：「我聽說，人做好事，上天就褒獎他，要是作惡，上天就懲罰他。火星是表示上天懲罰之意的，現在總是出現於南方天空。這表示將由誰來承受懲罰呢？」晏子說：「由齊國承擔。」景公聽了十分詫異，他很不高興地說：「天下大國有十二個，都號稱諸侯，為什麼火星昭示的災難要齊國來承擔呢？」晏嬰說：「火星的方位正在齊國的地界，而且上天降懲，往往注重富強之國。現在的齊國，治政不採納良策，頒布政令不能執行，賢才良臣被疏遠，造謠生事的小人反而得勢；百姓的怨憤已達到了極點，有的人在自己祈禱福祥，有的人以平庸的樣子強掩著心中的不滿，甚至有人已經失去信心，他們有了輕生的念頭。所以天上的眾星不按原有的順序出現，明暗變化不定，也不遵循原有的規律，災星顯出光芒，大星逆轉，不吉祥的妖星也在旁邊出現。這正象徵著有賢良而置之不用，國家怎麼能不滅亡！」
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問：「災禍是可以消除的嗎？」晏子回答：「當然。可以招致而來的東西，就可以使它離去，不能招致而來的東西也就不能使它離去。」景公又問：「我應當怎麼去做呢？」晏子答道：「您何不清理冤獄，放那些受難的人回鄉種田，把官府的財物散發給百姓，恤貧憐賤，敬養老人。大王如果這樣做，所有的禍患都可以祛除，又何止一顆星呢！」
景公聽罷，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說：「好！」他按晏子所說去做，過了三個月，火星便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晏嬰的思想在整個中國古代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災由人為，不在於天。漢代的晁錯給漢文帝的奏疏《論貴粟疏》中專講「勸農力本」才能國富民強的道理，他說：「聖明的君主身居王位，他的人民不受凍不挨餓的原因，不是因為他能夠親自耕種供給他們吃，親自織布供給他們穿，而是因為他能夠開闢生財之道啊。所以儘管堯禹的時候，有連續九年的水災，湯的時候有連續七年的酷旱，而他們的國內卻沒有被遺棄和枯瘦的人，那就因為其積蓄豐厚和早有準備的緣故。現在，我們天下統一，土地廣闊、人民眾多，並不亞於湯、禹的時代，加上又沒有連年旱澇的天災，然而積蓄趕不上湯的時候，為什麼呢？就因為土地有餘利，人民有餘力，種糧食的土地未能充分開墾，山川水澤的資源未能充分利用，不勞而食的人未能全部歸回到農業生產上去的緣故。」這難道說得還不明白嗎？
【評議】
中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達，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但可惜的是，這不是出於純粹科學的原因，而是由於古人十分重視星占術的緣故。這種陰差陽錯，有時不能不令人感慨。
星占術是個十分龐大複雜的體系，各代都有不同，這裡既無法詳細介紹，其實也沒有詳細瞭解的必要，如果能知道一些關於星占術的常識，對非專業人員也就夠了。
必須看到的是，古代的占星家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政治預測家。他們佔星的主旨是為宮廷政治服務的，所以他們不但要精通占星學，而且還要具有十分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善於分析和把握中國傳統社會動向以及社會發展的動態，否則就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災難。古代的占星活動並不是民間的，不是隨便誰都可以亂說的。其實，占星活動與其說是一項占卜活動，倒不如說是一項政治活動。古人認為，占星是一項非常重大凶險的活動，沒有高超的才學和出眾智慧是無法勝任的，如果隨便猜測，不僅會給別人帶來災難，還會禍及自己；同祥，接受占星結果的帝王也是必須有一定德智的，否則就會變成故弄玄虛，自欺欺人，結果自然是自討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