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家謀略是一種非計謀的大智謀，它運謀的方法不是謀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樣用強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對方服從，而是謀聖，即從征服人心著手，使人主動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以一種審美的態度來為王道理想獻身。
如果用今天的現實來闡釋當年儒家的智謀的話，那就是儒家並不首先向人們宣揚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要求人們被迫執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為人們描繪一幅美好的藍圖，並百折不撓地到處宣傳這種理想，直到人們心悅誠服，把儒家的價值觀念內化到自己的靈魂之中。由於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溫情脈脈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動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認識到自己是在被別人所謀，被一種觀念所謀，也是心甘情願的。但這已經不是儒家謀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謀略比其他學派的謀略狡詐，在這裡，它已經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範疇，這說明人家的智謀在其最深處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則。這就是儒家智謀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為真正的大智謀的根本原因。
【事典】
唐朝時期的長孫順德是太宗長孫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勳衛，後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淵，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多有戰功。
高祖即位，拜長孫順德為左驍衛大將軍，封為薛國公。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長孫順德與秦叔寶等參加了李世民發動的玄武門政變，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後，特賜給長孫順德宮女，長孫順德也受到特別的允許，常在皇宮內住宿。但後來長孫順德讓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別人贈絹，被人告發。按照唐朝的法律，要受到很嚴重的處罰。但太宗不忍心處置他，對身邊的近侍大臣說：「長孫順德處在外戚的地位，功勞屬於開國元勳之列，官位高，俸祿豐厚，可以稱得上富有尊貴，只是他讀書太少。他若能勤於讀書，通覽古今之事，作為自己的鑒戒，就會與現在不一樣了。他如此不遵守節操，不顧名聲，而貪圖一點賄賂，使醜聞暴露啊！真讓我覺得難為情啊！」
在他受賄的事被告發以後，太宗不僅沒有加以懲處，還在朝廷上當眾賜給他絹數十匹，使他內心感到非常慚愧。大理寺少卿胡演進諫說：「長孫順德違法受賄，罪過不能饒恕，為什麼又賜給他絹呢？」太宗說：「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絹比受懲處更厲害；如果不知慚愧，就不過是一頭禽獸罷了。如果是一頭禽獸，即使殺了他，又有什麼益處？」
不久，長孫順德因與李孝常勾結犯罪，這回唐太宗無法再護他了，結果被除名。過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圖，見到了長孫順德的畫像，還是對他產生了憐憫之心，派宇文士及前去察看長孫順德的生活情況。宇文士及見長孫順德精神很不好，經常醉酒、自責，朝中大臣都認為他已經悔悟，太宗又將他召回京，授予澤州刺史的官職，恢復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對這件事，朝中的大臣們十分感慨，覺得唐太宗實在像一位慈愛的父親，對待孩子的過錯總是給予改正的機會，沒有責罰的念頭。這樣一來，大臣們就對唐太宗更加心悅誠服了。
東吳的孫權對待呂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許，孫權更多的是出於真正的感情，但這種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這種感情不在一定的時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呂蒙是孫權手下的得力干將，不但勇敢，且有智謀，對孫權也非常忠誠，為東吳立有大功，孫權極其愛護這位將軍。一次呂蒙的舊病發作，孫權聽說後，異常著急。當時，孫權正在公安，就立即把呂蒙接到自己的宮殿中，千方百計給他治病。他不僅親自請醫問藥，還貼榜招募名醫，佈告天下，誰能治癒呂蒙的病就賞給黃金千兩。有個醫生採取針灸的方法給呂蒙治病，孫權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難過落淚。孫權關心他的病情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為了能經常觀看呂蒙的面色，但又怕呂蒙為迎接他受到勞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過牆上的洞眼察看呂蒙的病情。當他見呂蒙稍微能吃下一點飯菜時，心情就特別好，高興地與身邊侍從又說又笑；如果發現呂蒙吃不下東西時，心情馬上就壞起來，愁容滿面，唉聲歎氣，晚上牽掛得睡不著覺。有一陣，呂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轉，孫權就特別高興，竟然宣頒赦免令，並請大臣們前來慶賀。後來，呂蒙的病情愈來愈重，孫權每天請道士在星空下為其祈禱，並親自守護在呂蒙的病榻前。呂蒙的病到底也沒有治癒，終於去世。孫權極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喪服為呂蒙守靈，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飲食。
孫權對呂蒙的身後事安排想得十分周到，為他修築了很好的墳墓，還安排了三百戶人家為死者守墓。
【評議】
在儒家謀略中，慈忍之道是其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謂慈，就是慈愛，這種慈愛就像父母對待兒女一樣，是一種無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給予，比儒家講究正義原則的以德為本又高出了一層。慈之服人，決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讓被收服者充分領受到慈愛。它沒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內在情感疏離，它會自然地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遠地、心甘情願地報答和捍衛你。儒家謀略的成功，是一種內在的成功，長遠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