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黨錮之禍」不久，桓帝就去世了，靈帝年幼，就由竇太后臨朝聽政。當初，竇太后所以能被立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團的首領出了很大的力，竇太后掌權之後，陳蕃、竇武等人當然備受重用。陳蕃與大將軍竇武共參政事，李膺等人也陸續得到啟用。這樣，陳蕃、李膺與竇太后、竇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勢力就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為了澄明政治，陳蕃、竇武等人極力主張剷除宦官勢力，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職。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陳蕃勸竇武說：「過去蕭望之死於宦官石顯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喬又遭了滅族之禍。現在靈帝乳母趙嬈及女官們又與宦官串通一氣，迷惑竇太后。我為大將軍考慮，除禍從速，千萬不可遲疑。」
於是，竇武向太后提出建議說：「宦官的職責在於管理宮中雜務，決無權力過問朝政，而現在宦官們手握重權，爪牙遍佈朝野，天下群情激憤，怨聲載道，正是為此，應將這些作惡的太監一併剷除。」太后不聽，陳蕃親自勸說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則行不正，上欺蒼天，下負人望，所以不敢不說。冒險直言，必是遭忌，但我寧願被殺頭，也不敢有負天下人。現在京師裡喧嘩吵囂，全在議論宦官侯賢、曹節、王甫及夫人宮女等亂政之事，已到了順他們者昌，逆他們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時間殺了宦官蘇康、管霸，可謂人神共慶，但不久又寬容了曹節等人，那可太危險了。」竇太后還是不聽。
陳蕃、竇武準備以武力消滅宦官，他們先逮捕了鄭颯拷問，供詞中累及曹節等人，竇武上書，請求逮捕曹節和王甫，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傳送奏章的太監朱瑀看到奏章後，又驚又怒，故意破口大罵：「他媽的，有罪的太監當然可以殺頭，像我們這樣的人怎麼也要全家抄斬呢？」於是，他大聲呼喊道：「陳蕃和竇武上書太后，要廢掉靈帝，殺盡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個身強力壯的太監，歃血盟誓，準備殺掉陳蕃、竇武，曹節聽到後，也哄騙靈帝，讓他持劍帶兵出宮，下令緊閉宮門，收攏印信符節，威逼尚書省起草詔令。他們救出鄭颯，軟禁了太后，並搶走印璽，拿著聖旨去抓竇武。竇武跑進兵營，大聲傳令說：「太監造反，平反者封侯！」竇武集合了數千士兵，殺了前來抓他的人，準備抵抗。
到了天明，兩軍對壘，王甫假傳聖旨，對士兵們喊話說：「竇武造反，你們是保衛皇帝的禁軍，不能聽他指揮，誰先投降過來有賞！」士兵見王甫手拿聖旨，平素又怕慣了太監，就紛紛跑了過去。到了早飯的時候，竇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竇武騎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無路，最後自殺身亡。
陳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學生和部下，手持武器衝進承明門，正與王甫相撞。
王甫立命逮捕陳蕃，但士兵們誰也不敢上前，雖然陳蕃已七十多歲，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視。最後王甫讓人把他圍了十幾層，才算把他抓住，當天即被殺死。竇武、陳蕃的家人、學生及有牽連者都受株連，或殺或貶，無一逃脫。
至此，官僚文人集團被徹底擊敗，宦官勢力更為猖獗。
但宦官對官僚文人的迫害並不就此結束。在宦官們殺死陳蕃、竇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氣的太學生密切聯合，相互標榜，乃至互立雅號，在一起清議朝政，有很大的社會影響。他們稱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稱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稱張儉、岑眣、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極」，稱渡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他們認為，「八俊」是「人之英」，「八顧」能「以德行引人」，「八極」能「導人追蹤」，「八廚」能「以財救人」。在這三十五人中，數李膺的名聲最大，除了所謂的竇武、劉淑、陳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謂獨佔鰲頭。
第二次「黨錮之禍」，就是由朱並告發「八極」之一的張儉引發的。張儉是山陽高平人，曾被任命為山陽督郵。大宦官侯覽的家鄉在防東，侯覽縱容家人橫行不法，殘害百姓，罪不容誅，張儉就上書請求誅殺其中罪大惡極者。奏章到了侯覽那裡，他隱藏不報，雖未發案，可侯覽從此懷恨在心。朱並是張儉的同鄉，曾遭張儉廢棄，這次，朱並見宦官殺了官僚文人集團，正在大肆排斥異己，就想借此機會復仇，並撈取官職。
於是，朱並誣告張儉與同郡的二十四人結成私黨，分別立號，並與「八俊」、「八顧」聯絡，一同密謀，「圖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個准，靈帝立即以圖謀不軌罪下詔逮捕張儉，宦官曹節又暗中使人說服靈帝再擴大逮捕範圍。就這樣，張儉、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處死，此外死於獄中的還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被禁錮，一千多太學生被逮捕。宦官們為了不讓正直的文人東山再起，形成勢力，長期不懈地追捕搜查，這種迫害，一直延續了十五年，到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最後停止。
這就是東漢時期第二次著名的「黨錮之禍」。
在這次「黨錮之禍」中，李膺、范滂、張儉等許多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所表現出的氣節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們的行為對後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每當奸佞當道、朝政黑暗的時候，他們就被後人引為榜樣，成為激勵後人抗爭黑暗勢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團被連根拔除以後，宦官就更加肆無忌憚了。靈帝時期形成了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個太監，幾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權，連靈帝都很怕他們，靈帝經常說：「張常侍是我爹，趙常侍是我媽。」
至於朝內外官員對「十常侍」的趨奉，那就更不用說了。扶風地方有一個叫孟佗的人，家裡很富有，為了陞官，他就盡力結交張讓的僕人，後來張讓的僕人吃得飽了，孟陀還是沒有提出要求，倒是張讓的僕人沉不住氣了，主動地問孟佗說：「您有什麼為難的事，我們一定替您辦！」孟佗說：「沒有什麼事，只需要您給我磕個頭。」張讓的僕人答應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見張讓，故意去晚，等候在張讓門前的起碼有一千人，張讓的管家遠遠地看到孟陀，就率領一群僕人，來到孟陀的面前，一齊跪下磕了一個頭。來拜見張讓的那些人全都驚呆了，以為孟陀肯定極受張讓的重視，就都紛紛給孟陀家送禮。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禮轉送給了張讓，張讓很高興，就任命孟陀為涼州刺史。
後來，「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極端混亂，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抗，何進、袁紹等人密謀除掉宦官集團，但何進反被張讓殺死。袁紹帶兵衝進宮去，見宦官就殺，甚至連沒有鬍鬚的男人也殺了，一氣殺了兩千多人。「十常侍」脅迫漢獻帝逃走，被袁紹追至黃河邊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殺。從此東漢進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
官僚文人集團雖敗在宦官集團的屠刀之下，但其意義卻是永不泯滅的。一是其堅強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論是誰，都無法完全抹殺，這種精神，保證了中華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也不會徹底喪失良心和導向，也不會完全沿著卑庸和無恥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開了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聯袂抗爭的先河。其實，中國的學生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始，而是從東漢時期就開始了。
東漢和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嚴懲貪官及為非作歹的宦官勢力，結果被宦官權貴誣告下獄。京師太學生劉陶等人極為憤怒，他們聯絡京師乃至全國各地的太學生幾千人圍集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要求釋放朱穆。當時，京師的太學生有三萬多人，桓帝覺得眾怒難犯，只好釋放了朱穆。這恐怕應當算做中國學生運動的開始，中經兩次「黨錮之禍」，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車上書」運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學生運動不絕如縷。
【評議】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直到清朝「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終沒有停止過。不論是宦官勢力、外戚勢力還是所謂正統的皇權勢力，大都對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覺得討厭，甚至進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漢代的宦官集團那樣露骨，而是變得更加精緻巧妙，例如風行近兩千年的「文字獄」，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總是不討封建統治者的喜歡？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人代表了一種理想，一種不滿足的要求。他們總是站在社會現實的前面去呼喚更好的現實出現，因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又都是現實社會的批評者，他們不討封建統治者的喜歡，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如果他們處處時時與現實同步，那社會就失去了前進的導向和精神動力，只能墮向平庸、無恥乃至倒退的深淵！
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總是伸長了脖子去挑社會的刺，也許他們伸長了脖子本來就是為了挨殺。不過，也正是因為他們昂起了強硬不屈的頭顱，中國的古代社會才得以延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