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家雖然沒有道家智謀那樣深刻的哲學思想作為其基礎，但其「法學理論」還是有的。首先，《韓非子》就從人性的角度來論述實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備矣。」「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這是從根本上來論述法家智謀適應社會需要的。其次，《韓非子》和《商君書》還從實用的角度來論述實行「法制」的必要性，《韓非子》中說：「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商君書》中說：「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佐之以賞死。」「仁者有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不戰之辱則苦生。」由此可見，法家是從人的本性與社會功用兩個方面來建立自己的理論基礎的。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我們再來看看韓非是怎樣論述君主應該如何實行「法制」的。
【事典】
韓非說，楚國人和氏在楚山中得到一塊玉璞，捧著獻給了楚厲王。厲王派玉匠鑒定玉璞，玉匠說：「這是石頭。」楚厲王認為和氏欺騙他，就砍去他的左腳。楚厲王死後，楚武王就任。和氏又捧著這塊玉璞獻給武王。武王派玉匠鑒定，玉匠又說：「這是石頭。」武王也認為和氏欺騙他，砍去了他的右腳。武王死後，文王就任，和氏於是抱著玉璞在楚山下哭泣，哭了三天三夜，眼淚流盡後接著流出血。楚王聽說了這件事，派人去打聽原因。
那人對和氏說：「天下被砍腳的人多得很，為什麼你對此哭得這麼傷心呢？」和氏回答說：「我不是為砍去腳而傷心，傷心的是寶玉被認做石頭，有操守的人被說成是騙子，這就是我傷心的原因。」
於是，文王派玉匠修治這塊玉璞，得到了寶玉，就稱它為「和氏璧」。
珠玉，是君王急需要的東西。和氏雖然獻了玉璞，不是自琢好的玉，但沒有對楚王造成禍害，可還是在兩隻腳被砍去後才使玉得到評定。評定寶玉這樣難！如今君王對於法術，不一定像和氏璧那樣急需，但能用法術禁止群臣士民的不法行為。然而，現在沒有法家人物被殺戮，只不過是帝王的玉璞還沒有獻出來而已。
君主用法術，那麼大臣就不能專斷，受寵幸的人不敢賣弄權勢；實行法術，遊民歸向農耕，而遊說之士都要在戰場上受到考驗。法術這東西，就是群臣百姓想傷害的東西。君王如果不能不顧大臣的議論，不顧百姓的誹謗，獨自推行法家學說，那麼法術之士即使到了死亡的地步，法家的學說也一定不被認可。
當初，吳起教楚悼王改變楚國的風氣，說：「大臣的權勢太大，受封邑的人太多。像這樣的話，他們對上威脅君王，對下禍害百姓，這是使國家衰弱，百姓貧困的根本。不如讓有封邑的人世襲三代而收回他們的封爵采邑，停止百官的俸祿，減損不必要的冗官，以選拔經過挑選訓練的人。」楚悼王推行他的方法，一年後楚王死了，吳起在楚國就被肢解了。
商鞅把百姓五家設為保，十家相連，相互間告發連坐，作為防止過失的方法。他教秦孝公，燒詩書而使政令顯明，杜絕豪門個人的請求而完全推行按公家功勞來行賞的政策，禁止遊蕩求官的人而使耕戰的人榮耀。秦孝公推行這些方法，君王因此尊貴安寧，國家因此富足強盛。秦孝公推行新法十八年而亡，商鞅在秦國遭了車裂之刑。楚國不用吳起而削弱混亂，秦國推行商鞅新法而富足強盛。
兩人的主張實在是適當的，然而，肢解吳起而車裂商鞅的原因是什麼呢？大臣認為法治很苦，百姓說法治很壞！當今這個時代，大臣貪圖得到重大權勢，小民安於混亂，比秦孝公、楚悼王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還厲害。但君王又沒有悼王、秦孝公對吳起、商鞅那樣的信任，那麼提倡法術的人又怎敢冒那兩個人的危險來申明自己的法術呢？這就是當今時代混亂而沒有霸主的原因啊！
【評議】
韓非在此認為法術能否實行，關鍵要看國君的態度。他以和氏獻璧的故事說明君王的態度是能否實行法術的關鍵。他認為當今的世俗風反對法術的施行，如果皇帝不能排除干擾、獨自推行法術，那麼法術之士是不敢冒昧的。文章氣勢充沛，咄咄逼人，正是法家論辯的特點。
法家之法與今天意義上的法律是有本質區別的。法家之法作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術、勢都是建立在非正義、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礎上。在法家那裡，沒有平等和正義可言，「法」的實質是強力控制，「勢」的實質是強權威懾，「術」的實質是權術陰謀。這些法律都是直接為維護封建王權服務的。法之為法，就在於它「公之於官府，著之於憲令」，而不在於是否符合道義，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權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過鬥爭爭取過來，它的目的在於保護人民的權益，限制特權的存在和發展，並進而培養全民奉公守法的精神。總之，法家之法與現代之法還是有本質區別的。
實際上，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中的糟粕是最多的。法家之術說起來十分好聽，但沒有哪一個極端實行法家之術的朝代是能維持長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