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見自己的奏章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於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憤然上書。在八九年以前，康有為就曾向光緒上書，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書的經歷，心中十分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辭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國會及報紙天天討論如何瓜分中國的問題，而中國卻無動於衷，再不變法圖強，中國亡國有日。但這一奏章又被頑固大臣壓住不報，光緒沒有看見。後來，奏章傳開，在輿論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報刊雜誌都加以介紹轉摘。光緒也從報紙上看到了這篇奏章，深為感動，馬上就要召見康有為。
恭親王奕訢堅決反對召見康有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員不得召見，光緒無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鴻章以及榮祿等人對康有為進行問話，其中翁同龢是光緒的老師，屬於主張變法的一派。他把康有為的答辭如實地報告給了光緒，光緒再次為康有為的理論和態度所深深地打動。他下令收集康有為的著作文章，自己認真閱讀，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堅定了變法的信念，並特別下詔，凡康有為的奏章，隨到隨送，不得扣壓。
光緒急於變法革新，但實權卻操在慈禧的手裡，光緒實際上是個徒有虛名的皇帝。為了能夠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權力，甚至有一次說出了這樣的話：「太后若不給我權力，讓我變法強國，我寧願不做這個皇帝，也決不做亡國之君。」
當時變法的呼聲極為高漲，而朝中的守舊派卻緊緊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圍，不願變「祖宗之法」。為形勢所迫，慈禧不能不暫時放一點權力給光緒，讓他先變一變法，等變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殘局的姿態居高臨下地整治光緒。這種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撓變法要高明得多。於是，慈禧太后在加以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緒試行變法。
中國的變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緒和梁啟超等人獲悉慈禧太后同意變法，驚喜若狂，以為變法就可成功了。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了《定國是詔》，這實質上是變法的宣言書，詔書斥責了頑固守舊的官僚，指出變法圖強是救國的必由之路，還對頑固官僚空有救國之言而無救國之實的虛偽情狀進行了揭露。
這道《定國是詔》既表示了光緒變法革新的堅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從這一時刻開始，光緒帝接連不斷地下詔進行變革，慈禧太后則在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扼殺革新運動。光緒在六月十一日下詔以後，於六月十六日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召見了康有為，破了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成例，並且長談達兩三個小時。在這次召見以後，光緒不僅對變法更加增強了信心，對變法的內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樣，光緒就坐在他的龍椅之上，大發革新詔書。
從下達《定國是詔》起至變法徹底被鎮壓的一百多天裡，光緒共下詔書一百一十多道，有時一天竟達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內容包括：設立學堂、學習西學、派人出國遊歷學習；改革科舉、廢除八股；獎勵創辦報刊、提倡上書建議；鼓勵修鐵路、開礦業及農工商業；獎勵新發明、新著作；撤驛站、辦郵政；裁減官員、精簡機構、改訂規章條例；改革軍隊訓練、對海陸軍用新法操練；改革財政、制訂財政預算；准許旗人自謀生路等。
毫無疑問，這些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對於增加中國的國力是有用處的，但其中許多措施觸及了封建守舊派的觀念和利益，也是確實的。因此，這些措施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和憤怒，他們鼓動慈禧太后堅決地消滅改革派。
慈禧太后一則對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舊派的代表，根本就沒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質，更重要的是，她絕對不願意放棄權力，如果光緒的改革繼續深入發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贏得了人心，她就再也無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決不允許光緒的改革獲得成功。
在「百日維新」中，許多守舊大臣對維新措施拒不執行，不僅當面「勸諫」光緒皇帝，還壓住詔令不往下傳，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達，一怒之下，光緒就罷了許多人的官。在處理一次扣壓奏章不報的事件之中，光緒一下子就罷了六個大臣的官，造成了轟動一時的「罷黜六堂官」事件。
當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光緒的警惕，她躲在頤和園裡，對光緒的一舉一動全都瞭解得清清楚楚。早在下達《定國是詔》的時候，慈禧就連下三道「上諭」，罷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緒失去了左膀右臂，並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須到太后面前謝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權。在「六堂官事件」之後，慈禧更是加緊密謀，準備以武力挾制光緒。
慈禧讓掌握軍隊大權的榮祿調派軍隊，包圍北京。於是，榮祿把當時清朝最為精銳的幾支陸軍調到了北京的周圍，一是把聶士成的甘軍調駐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軍調駐長辛店。慈禧還派親信重兵嚴密護衛頤和園。這樣，慈禧就有恃無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對於慈禧太后的十萬雄師，而光緒的改革者只是幾個文弱書生。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授予了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擔任軍機處章京，做文書工作，人稱「軍機四卿」，再加上康有為、梁啟超，也不過六人。而這些人一點軍政實權都沒有，只能今天上一個奏章，明天上一個奏章，連光緒的面也見不上。而光緒呢？今天一個詔令，明天一個詔令，至於能否實行，天才知道。這種變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實際操作上，無異於兒童過家家，大人一來，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緒對於慈禧太后的陰謀一無所知，只是從每日朝見慈禧太后的感覺中，覺察到大勢不妙，於是，他寫了幾道「密詔」，要康有為到上海辦報館，實是要他去避難。等光緒密召楊銳入宮，向他說明緊急情況，要他設法時，楊銳驚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書生氣十足的話：「這是陛下的家事，應當同你家裡人商量。」至此，光緒已完全絕望，他慌急、焦躁、憤怒，但卻一籌莫展。他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斃。
但他還想作一番努力。當時，袁世凱正在北京，光緒就於九月十六日召見了袁世凱。在光緒看來，袁世凱對維新變法一貫表現得較為積極，他想爭取袁世凱的軍隊，也許會有挽回敗局的希望。在與袁世凱面談時，光緒對他倍加稱讚，並大升其官。袁世凱先是一驚一喜，隨後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緒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凱權衡了各方力量之後，立刻跑回天津駐軍所在地，向榮祿告密，榮祿得訊，當晚就乘火車從天津趕往頤和園，向慈禧報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來，光緒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聲色俱厲地把他訓斥了一番，以光緒的名義下了兩道「上諭」，宣告光緒退位，自己重新訓政。
慈禧把光緒囚於瀛台，又捉住了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六人，並將他們殺之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
從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發佈《定國是詔》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執政，前後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又因光緒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稱「戊戌變法」。這場維新變法運動就像變戲法一樣地失敗了。
帝國主義列強看到這種情況，知道中國政治更加腐敗，便又大舉進攻中國，而國內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也轟轟烈烈，在這兩股力量的夾擊之下，慈禧集團無力應付，但又對列強宣戰，後來被迫逃出北京。這時的光緒帝雖是一囚徒，對時局卻有清醒的認識，他仍希望暫時穩住帝國主義列強，待國力強盛之後再圖良策，但終未被慈禧接受。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月，八國聯軍兵臨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時，她挾帶光緒，把光緒最為寵愛的妃子珍妃兼同道者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挾持光緒從西安返回北京，這時的光緒，在經歷了大風大浪之後逐漸地清醒成熟起來，更加堅信中國只有變法圖強才能免於被帝國主義列強滅亡的命運，他一直念念不忘於變法，並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後自己能重掌大權，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終沒有扳倒慈禧這座壓在頭上的大山，歷史始終沒有給他機會。
光緒因憂鬱過度而英年早逝，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歲。
【評議】
從運作方式上講，「戊戌變法」是由光緒到康有為等一群書生在那裡舞文弄墨，正所謂「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他們只知道為什麼要變法，該變哪些法，至於怎樣變法，尤其在危難臨頭之時，他們就一籌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熱血來祭奠神聖的改革靈壇。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
中國歷代的改革，都是由封建皇帝用權力自上而下地推行的，縱觀光緒的改革，實在只是一場兒戲，就像前面說過的一樣，那是大人讓孩子出去玩一會，讓你過一會家家，等你弄髒了手臉，弄亂東西，大人再找碴收拾你，讓你知道當初你就不該過家家。這種比喻雖俗，但卻極為貼切：大人被社會污染禁錮的心靈把兒童天真美好的幻想給扼殺了，因為大人比兒童有力氣！
改革的要求往往來自下面，但實行改革又來自上面，別說像光緒這樣一個軟弱無力的沒有權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又怎樣呢？還不是沒有好的下場？當然，每次改革都會留下一些新法，都會產生一些影響，但具體的改革者卻一般都無好下場，其根本原因在於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
改革失敗，百姓並無多大責任，因為歷史並沒有讓他們登上舞台，他們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被動者。至於權力集團內部因為改革而發生了什麼爭鬥，他們絲毫也幫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敵不過守舊勢力的頑固反撲，所以，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歷史的殉道者。這就是歷代王朝中的改革者很難有好下場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來，改革需要權力，但權力也未必能夠保證改革的成功，那麼，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