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作創業易，守成難。這是千百年來經驗的總結。
自三皇五帝的傳說開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歷史中，中華民族經歷了三四十個朝代，其中為鞏固權力而殺人最多的開國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了。
俗語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實這話極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換一朝臣，但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穩。「伴君如伴虎」這話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獸之王也，將虎比君，實寓豺狼當道之意，始作此語者，可謂意寓深長，對中國歷史有切身的體會了！開國皇帝何以比其他後繼皇帝更需固權呢？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開國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混進開國隊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將來會釀成大禍。其二是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很有可能造成功高震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的情況，將來必成後患。至於第三點，則是作長遠之計，為子孫謀劃了。
【事典】
關於為子孫計，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情可以給出絕好的說明。在朱元璋要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進諫說：「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於和氣。」朱元璋聽了，默無一語。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來，將一根長滿刺的荊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面有為難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讓你拿著棘杖，你認為棘杖上有刺，怕傷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我現在誅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用意嗎？」
誰知太子卻是一位飽讀聖賢之書的書生，聽了父親這話，大不以為然，反而叩頭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這話明擺著說朱元璋是一個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當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見了，驚慌萬分，連忙把懷裡的一卷東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這卷東西，展開一看，原是《負子圖》，不覺大慟，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責。原來，當年朱元璋同陳友諒大戰，以二十萬大軍對陳友諒的六十萬大軍，形勢非常危急，馬皇后背負太子作戰，終於戰勝了陳友諒。事後，朱元璋讓人繪成《負子圖》，以紀念這段艱難的歷史。多虧這張負子圖救了太子的性命。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開國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時，朱元璋確實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見大臣，批閱奏章，沒有什麼文化娛樂活動，衣食起居也十分儉樸。儘管如此，在戰爭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還是用各種方法營私舞弊、盤剝農民，一些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的功臣宿將也恃功自傲、恃權自專，或是徇私枉法、巧取豪奪，剛剛緩和的農民矛盾又趨尖銳。許多地方竟爆發了小股農民起義，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殘餘勢力還在不斷騷擾，東南沿海一帶又有倭寇出沒，使剛剛建立的明朝處於內憂外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採取了一系列固權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權力，把這兩個主管行政和軍事的要害部門分成幾塊，又把親王派往各地監軍，這樣，大權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施行嚴刑峻法。都察院的權力是糾察百官的得失，監察御史的官品雖然只有七品，但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構陷、擾亂視聽以及貪贓枉法，變亂祖制和學術風氣等都在糾劾的範圍之內。《明律》中的許多規定，在今天看來，確實是十分殘酷的。例如：凡奸邪進讒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處斬；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進諫使之免於死罪的，進言者也要被處斬；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員，如果聽從了上司的主使，減輕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罰，也要被處死，並將其妻子充作官奴，家產沒入官府。
對於貪污，朱元璋的認識十分深刻，認為其直接關係到政治風氣乃至國家的生死存亡，他說：「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認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絕無可能。於是，《明律》規定，官吏必須廉潔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車，也不能捎帶私人財物，附載衣服等不得超過十斤，每超過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貪污者，至輕之罪也要發配到北方邊地，如果貪污數額折價超過六十兩銀子以上，處以梟首、剝皮、實草之刑。其具體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頭，然後再剝下皮，把頭掛在桿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門口旁邊的土地廟外，或是擺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後來的官吏，不得再行貪污。朱元璋的這一招雖不太「人道」，但卻十分有效，這種法令實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轉。
但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官吏膽敢以身試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發二司與戶部侍郎郭桓勾結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贓糧七百萬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處死。經過拷問，又牽連了許多人，最後殺人總數，包括官吏和地主竟達數萬人之多。在這種嚴刑峻法和「運動」打擊結合的綜合治理下，洪武年間的吏治總算呈現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對官吏實行特務統治。朱元璋設立了巡檢司和錦衣衛，讓巡檢司專門負責盤查全國各地的過往行人，人們被限制在方圓一百里的活動範圍之內，如有超出，須事先弄得「路引」，這是防止人民串聯造反的重要措施。錦衣衛則是專門負責監視百官的動靜的，就連街衢之上，也佈滿錦衣衛。這樣，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過皇帝的耳目。
一次，博士錢宰罷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對錢宰說：「昨天作得好詩！不過我並未『嫌』你啊，改作『憂』字怎麼樣？」錢宰一聽，連忙跪下叩頭，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並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責，而是要顯示自己的無所不知，錢宰才算沒有倒霉。吏部尚書吳琳告老還鄉，已是無所作為，但朱元璋還是不放心，常派錦衣衛去監視他。
一天，一個特務向田間插秧的一個老農夫問訊道：「這裡可有個退了休的吳尚書嗎？」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吳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這一消息，知道吳琳並無異志，十分高興，獎賞了吳琳。大學士宋濂是著名的學者，對朱元璋可謂赤膽忠心，但朱元璋竟還不放心，經常派特務監視。
一次，宋濂在家請客，特務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餚的全都列單匯報給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問宋濂請客及菜餚的情況，宋濂把所請客人和菜餚情況一一據實回答，朱元璋聽後十分滿意地說：「宋學士所說皆實，沒有騙我！」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在家生悶氣，監視他的人認為有可能是對皇上不滿，就偷偷地把他生氣的樣子畫了下來，交給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時，朱元璋問他何故生氣，宋訥做了解釋，朱元璋知道他生悶氣與朝事無關，才不追究。宋訥非常奇怪地問太祖怎麼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張畫像拿出來給他看，結果宋訥幾被驚倒。就這樣，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動輒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謂的「慎」、「獨」，哪裡還敢有不臣之心呢？
其四是實行輿論控制，以建立他在人們意識中的崇高地位。在時人看來，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賤，祖祖輩輩都是替地主幹活的農夫，而且朱元璋本人還做過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僅不符合當時的標準，簡直對民眾的一種污辱，尤其是許多貴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於出來做明朝的官，他們更是不願意。對於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例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兩人為了找借口不出來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斷，朱元璋聽說了，就特意把他們召來，當面質問：「過去世道動亂的時候，你們住在哪裡？」他們回答說：「紅寇竄亂之時，我們住在閩、贛一帶。」朱元璋一聽，勃然大怒，他起自紅巾軍，夏伯啟竟敢把紅巾軍稱為寇，實是膽大包天，當即下令把他們處死，並命令凡是不聽徵召，不與政府合作的知識分子，一律殺頭抄家。
朱元璋識字不多，卻特別忌諱文字上衝撞他，對於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詩文詞句，他也格外見愛。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訪，到了江淮一帶的多寶寺，見寺中多宣多寶如來的佛號，就對侍從說：「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隨行的學士江懷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較群臣，就馬上趨奉道：「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聽大喜，把江懷素提升為吏部侍郎。
朱元璋在江淮一帶遇到以前的故友陳君佐，陳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帶他出入淮揚一帶。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飯，忽有所思，又出對道：「小村店三杯五盞，沒有東西。」陳君佐脫口而出對道：「大明君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極其高興，想讓他隨侍左右，當一詞臣，陳君佐過慣了逍遙自在的生活，並不願意，朱元璋也未勉強。又過了幾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見他文采風流，相問之下，知他是重慶府監生，朱元璋便命他屬對，自出上聯道：「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開口對道：「一人為大，大邦大國大明君。」朱元璋聞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兩黃金。
如果誰無意當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無中生有地構諂，朱元璋也橫加殺害。例如，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的《萬壽賀表》中有「體乾發坤，藻飾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讀作「發髡」，即剃去頭髮，朱元璋懷疑是諷刺自己當過和尚，「藻飾太平」與「早失太平」同音，這位教諭當然也就成了枉死城裡的新鬼。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讀作「帝非」，朱元璋也懷疑這是呂睿暗示他不能當皇帝，也將之殺頭。毫州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其中「式君父」可讀作「失君父」。祥府縣學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讀作「去發」，朱元璋都以為是對自己不敬，均處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