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聖地亞哥沒多做停留，第二天就驅車北上舊金山，潘頭有個親戚可以收留我們。
我們可以選擇去紐約或留在洛杉磯。紐約的好處是有很多福建同鄉，壞處是可能人多嘴雜，有什麼事三傳二傳就傳回中國去；而我現在需要的是隱姓埋名，潛藏生息，最好還是避開紐約那種地方。
至於洛杉磯，我只待了一天就不喜歡，醜陋的城市，大而無當，氣候又悶熱逼人，滿街大舌頭的西班牙語，我在中美洲的兩個多月待怕了。
潘頭的親戚是個狡譎又貪婪的老頭，姓劉，我們叫他劉叔，潮州人，房屋裝修隊的包工頭。他把我們安排在房子的地下室裡，天花板低低的，牆上有一扇小窗對著後院，老頭說在美國這不叫地下室，叫姻親柏文。其實就是把車庫用泥灰板隔一下，地上鋪了瓷磚和劣質的地毯，裝了個簡易廚房和廁所而已。他要收我們六百一月，臧建明嫌貴，嘀咕說六百美金在中國可以住一年的酒店了。老頭怎這麼黑心？我說算了，第一，這兒是舊金山，不是中國。第二，有人敢收留兩個黑戶已經不錯了，錢的問題不必多計較。
出來時帶了上百萬港幣，折成美金，付了蛇頭的買路錢，剩下的應該能支撐我們一兩年的生活費。但舊金山百物昂貴，手不緊不行。我在銀行開了一個十萬美金的活期戶口，這筆錢是應急基金，輕易不得動用。餘下的用於付房租，買日常必須用品。
臧建明到了舊金山的第二天就買了份中文報，第三天就帶了五千美金參加巴士團去了拉斯維加斯，說好第四天回來，結果一個禮拜還不見人影。正在我著急之際，他卻灰溜溜地回來了。蒙頭大睡一整天，醒來坐在破沙發上發呆。瞧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就曉得是輸了。
臧建明一直待到吃午飯時才活了過來，說其實前三天他是贏的。我問他贏了多少？他伸出三根手指。我說三百？他搖頭。三千？他還是搖頭。然後壓低聲音說：「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手氣好得不得了，要什麼牌來什麼牌。一對九，手一招，再來就是張三；來一對A，分開來，竟然再來一對老K。連賭場的荷官都搖頭，說沒見過這麼順的牌……」
我伸出手來：「贏的錢要上交，我等著付房租呢。」
臧建明苦笑一下道：「那時我要是拿著錢就走，就賺飽了。但手氣這麼好，幹嘛不多撈幾把？賭錢的人都知道，上了賭桌，十次當中有三次手氣好已經很了不起了……我自己也沒注意到，風向是何時轉的。三大疊籌碼一下子少了很多，再到後來就像水在指縫裡把握不住，小押小輸，大押大輸。莊家老是壓住我一點二點，我是十九，他偏是二十；我是二十，他兩張七，竟然會再來張七。老大，你說邪門不邪門？」
「你忘了俗話說『不撐頂風船』？」
「我那時已經四十八個小時不吃不睡了，實在撐不住，回房睡了幾個小時，起來後領隊說要回舊金山了。我在集合的間隙到一張賭桌邊看了下，發牌的是中國人，忍不住就押了一把，贏了。再一把，又贏了。這下一發不可收拾，我告訴領隊自管走人，我自己買票回舊金山。領隊一走，我靜下心來，就在那中國人的桌上小心翼翼地玩，每次押都不超過五十美金。我雖然第一次到拉斯維加斯來，但各地賭場進出也不下幾百次。賭桌上的氣數是說不定的，一般是莊家佔上風，但也有例外，有經驗的賭客就應該穩守陣腳，耐心等候風向轉變。那個下午，我有輸有贏，到吃晚飯時我數了一下手中的籌碼，總共有一萬二千多一點，我一下子扔給發牌的三百美金小費。」
我說：「半個月的房租就這樣扔出去了？」
臧建明不理我的話：「反正巴士也開走了，回舊金山也沒什麼事做。我從南美翻山越嶺，九死一生地來到美國，就為了到拉斯維加斯過把癮。我接受了前幾天的經驗教訓，不急不躁，不求一口吃成個胖子，賭管賭，飯還是要吃，覺還是要睡，賭場裡的中餐館還不錯，我們在南美嘴裡淡出個鳥來，吃碗餛飩麵也覺得鮮美無比。吃飯時我看到那個發牌員坐在餐館的角落裡，面前也是一碗餛飩麵，我招手叫堂倌過來，塞了二十美金在他的手心裡，要他送一碟烤鴨到發牌員的桌上。
「餐後我在酒吧間抽煙，見到發牌員走了進來，在吧檯上要了一杯可樂，我微微地舉了舉杯子，他笑了笑，走近聊了起來。
「這人姓魯，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說是個作家。我問他寫過什麼東西？他舉了幾個名字，我聽都沒聽說過。問他怎麼會到賭場來發牌？他說做作家要體驗生活啊。我想進了賭場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人人都像紅眼狼似的，輸了想扳本，贏了總覺得不夠。有什麼好體驗的？倒是某些賭客出手很大方，小費一給就是一百。我也不去點穿他，讀書人要面子。又聊了一陣，抽了兩支煙，老魯站起身來說要當班了，繞過我身邊時像是自言自語道：『十六號桌位不錯。』
「我聽了不動聲色，又叫了瓶啤酒，慢慢地喝完，站起身來踱出酒吧，來到十六號桌位。最低十美金起押，最高是一萬美金。發牌的是個女人，十指尖尖，戴了六七個戒指。我找了個最邊上的位置坐下，換了一百美金的籌碼，十、十五美金地押，玩了一個多小時，沒什麼輸贏。
「女荷官休息去了，換上來一個矮個子，看上去也是新手，發牌的手勢都還不熟練。我漸漸地加大賭注，五十一百地押。莊家運氣不好，連續爆掉好幾副。我最後拿到兩張J，想了想，把牌攤明在桌上，每張牌押上一千美金，示意莊家發牌。
「矮個子抖抖索索發給我一張牌，我一看，是張九；手又向另外一張指指，發過來一張七。我的記憶中這局牌大牌已經出來不少，又冒險叫了一張，一看是三，我擺手叫停。看莊家的戲了。
「矮個子翻開桌上的暗牌，是九點，一張明牌是五點，莊家不到十六點必須追發，他再來一張。揭牌時我心都跳到喉嚨口了，牌揭出來，是張黑桃皇后，莊家又一次爆掉。」
這傢伙講得眉飛色舞，我知道講得天塌下來也只是空歡喜一場，賭場是山，賭客是路，只有路繞著山走的，憑你再精明的賭客，難道還能把賭場贏下來嗎？
「那天晚上我穩坐十六號桌，不管矮個子，女荷官，或別的發牌員，無一不是我的手下敗將，我面前的籌碼越堆越高，總有三四萬美金吧。我贏順了手小費也給得大方，隨手幾百美金的籌碼就扔出去了。錢已經不是錢，只是一塊花花綠綠的塑料牌子。媽的，我賭了這麼多年，第一次有一種睥視一切的感動。」
我忍不住挖苦他一句：「自己姓啥都不記得了吧？」
臧建明答非所問地說：「古人講得有道理『滿則溢』，當你手氣好得不能再好時，你已經要開始走下坡路了。這時有兩個選擇：把手中的籌碼換乘支票或現款，落袋走人。這種人是被認為腦筋清楚的，但在道中人看來，這些人太看重於錢財，而放棄了更高一層的樂趣，算不了上品；另一種人是真正的賭徒，他們不在乎一輸一贏，不在乎錢上的得失。贏固然好，輸也有樂趣，享受從手風澀到手風順，也同樣享受撐逆風船。他們要的是在賭海裡沉浮的感覺，要的是靈魂出竅的暈眩感覺，要的是那種眼觀鼻、鼻觀心的迷醉感。為了區區幾個小錢，放棄至高無上的快感，這種人是不入我眼的。」
我說：「三萬美金可不是區區小錢啊。」
臧建明把手一揮：「老大，人生無常，錢財更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似水流轉，今天進你口袋，明天入我賬面。就說那個香港富豪吧，三代以前可能還在廣東種地，爬啊爬的爬成了個富豪，但一個坎過不去還得出錢。照他那個兒子的德行，再過三代可能就淪落為貧民了。錢財並不能保證什麼。
「三萬美金在我看來一樣是區區小錢，唯一不同的是這點小錢給我買來一個禮拜的快樂時光，和長久美好的回憶。老大，吃我們這行飯的，今天不知道明天。三萬和三百有什麼區別？」
賭棍有他自己的絕對真理，我知道再怎麼說也沒用。
問題是來美國快一個月了，今後怎麼生存下去？坐吃山空，總要有點收入。我指望不了臧建明，賭鬼的手指縫都是漏的，再多的錢都會漏走。我希望歪嘴和欒軍能早點過來美國，助我一臂之力。但蛇頭說近來風聲很緊，他可不想蹲大牢，越南還有八旬老娘等著他寄錢回去呢。
房東劉叔說：「你們這兩個年輕人一天到晚窩在家裡也不是回事，我工地上需要人手，你們何不來幫忙？在家閒著也是閒著。不過話要講在前面，你們沒身份，我不好報稅，只能付你們六美金一小時。」
臧建明一口回絕：「劉叔，你真當我們是阿米哥啦，你找個墨西哥黑工，少說也得付七八美金吧。六美金就想使喚我們？聽說領救濟一個月也有幾百……」
劉叔訕訕地說：「你想領也領不到，被移民局抓去倒是有份。我是為你們好，大陸來的總怕吃苦，但日子還要過下去。我包頓午飯，你們愛來不來……」 臧建明道：「我們就是喝空氣都會長膘，就省了你的午飯吧……」
我給臧建明使了個眼色，要他別亂講。轉身對房東說：「劉叔，別跟他一般見識，我知道你是為我們好，那我們什麼時候跟你去上工？」
「明早八點門口等我，一起乘車去赫斯堡。」
我們從沒見過這麼有錢的城市，到處都是美輪美奐的洋房，花園大得可以跑馬，游泳池網球場看得人眼花繚亂。劉叔不斷地跟我們吹噓這幢房子至少值二百萬，那幢房子剛過戶，聽說是三百多萬。老頭說話時挺自傲的，好像在這個巨富的城市包了某幢房子的工就挺了不得。我低聲跟臧建明說道：「記住這個城市的名字，為什麼？因為這兒肥羊成群……」
老頭把我們兩個派去挖土方，說美國做工都要執照，你們沒技術只好從最基本的體力活幹起。
太陽當頭，我們拿了兩把鐵鍬在花園裡挖擋土牆，臧建明挖了兩下就扔下鐵鍬：「跑美國來成了廉價勞動力了，在中國都沒這麼累過。他媽的，越是底層爬上來的越苛刻，老頭在中國不也是鄉下一個農民？早來了幾天，你看他那副吸血鬼的嘴臉……」
我也好久沒幹這種體力活了，挖了一陣就累得不行，於是歇下抽煙。這幢房子座落在一條安靜的街上，佔地很大，挺氣派的大鐵門，冬青樹編成的籬笆，車子進門後要開好長一段路才到主屋。整條街上也就三四幢房屋，都相隔得很遠。房子外牆已刷完漆，後院堆滿了準備運走的裝修材料。我們現在做的是花園裡的綠化工程。一根湮沒抽完，老頭就來催我們幹活，說是香港人特別迷信，一定得在某個黃道吉日之際完工搬進去。要出糧的話就得趕快干。
挖了三天土方，又讓我們去攪拌水泥，都是重體力活，連墨西哥人都不肯幹的。午餐是附近中餐館送過來的外賣，米飯上幾塊雞骨頭，一小罐無滋無味的例湯。八個小時中，只有午餐時間能休息十分鐘，一天活幹下來骨頭架子都散了。區區六美金就想死命地從我們身上搾油，老頭的心腸黑透了，臧建明幾次想發作，都被我按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