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頸間掛著一個冰涼的十字架，是從那個被綁架的年輕人脖子上扯下來的，據說佩戴被殺者的首飾會使鬼魂不敢相侵。我把十字架從頸間取下仔細端詳，耶穌一臉痛苦地伸展著雙臂，他連自己都保不了，被人釘上了十字架。這個小小的黃金掛件真能保佑我嗎？我不知道，但在萬米高空我沒有別的憑依，只能一路緊攥著十字架飛過太平洋。
洪都拉斯那種國家也能算是外國？中國老百姓一直以為外國都是洋房汽車，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讓他們來看看，洪都拉斯的首都比我們的縣城好不到哪兒去，街上走的都是披著麻袋片的鄉下人，大街小巷裡的汽車銹跡斑斑，目光呆滯的男人女人坐在破敗的房子前面，滿天的蒼蠅，野狗在街上亂躥。到處是一派破舊衰敗的氣息。最受不了的是食物，一盤黃色漿糊般的東西端上桌來，麵餅包著黑豆、黃豆及不知名堂的醬汁，一聞就倒了胃口，這明明是豬食，哪是給人吃的？我拒絕碰那些玉米面塔可、勃裡多之類的食物，找不到中國餐館我情願餓肚子。
從洪都拉斯一路到墨西哥是我此生最為消沉的日子，全然沒有心思遊山玩水，吃不好還是小事，主要是心境壞透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現在真的是有家回不得了，孤魂野鬼一個。還沒有踏上美國土地，身心都已經在抗拒了。好像那裡不是一片人人嚮往的樂土，而是一隻血盆大口的猛獸，虎視眈眈地等我自己送上門去，然後把我一口吞下。當初真是昏了頭，也不知美國好在什麼地方，聽了歪嘴的餿主意，急匆匆地就奔著來了。現在可好，不但花錢買罪受，還弄成個進退兩難的局面。
我們坐著老掉牙的巴士從南到北穿過墨西哥，天熱得要死，公路上塵土滿天。這個國家就像一部老電影，從頭到尾灰濛濛的，荒涼的鄉村，低矮的泥捨貼在地上。城市又大又破舊，老式的有軌電車穿過臭哄哄的貧民窟，到處都是乞丐，大批破衣爛衫的窮人，一群群地聚在街角等活兒干，賺幾個餬口的小錢。帶團的說讓我們開開眼界，特地帶我們去有錢人在海邊的觀光區，一幢幢洋房小樓，紅色的瓦，雪白的圍牆，草坪上鮮花盛開，像是另一個世界。在觀光區，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金頭髮的美國人，花襯衫，大幅的墨鏡，攤手攤腳地坐在遮陽傘下，啜飲著冰凍啤酒，坐在餐館裡享受牛排龍蝦，由畢恭畢敬的墨西哥人侍候著。美國人男男女女臉上都寫著天生高人一等，舉手投足間驕橫都溢了出來。連笑起來都跟別人不同，一種自信又藐視一切的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和粉紅色的牙垠。我第一眼看見他們，就有又羨慕又痛恨的矛盾感覺。
最後到了美國墨西哥邊境上的提旺那住了下來，蛇頭是個越南華僑，姓潘，我們叫他潘頭，在柬埔寨打過仗，人黑瘦精明，在這條線上跑了很多年。他說近來美國對邊境偷渡防得很緊，以前能夠進入的通道都修起了高高的圍牆，有巡邏隊把守。我們有兩個選擇：一是等，也許過一陣子，邊境防備會鬆動點；二是繞道從荒無人跡的深山野嶺摸進去，再長途跋涉到鳳凰城等大城市。這種行程要自帶乾糧和食水，見山爬山，遇水游水；艱苦、勞累不說，還有酷熱、脫水、毒蛇、迷路等著你，每次都有人死在途中。潘頭說：「我收了你們的錢，就要保證你們活著進美國，去送命可就太不值得了。」
沒辦法，只有等了。
等得人百無聊賴，等得人心焦氣躁，等得人只想鬧事尋釁。
提旺那是個離聖地亞哥一百英里的邊境城市。聖地亞哥是個軍港，一到週末，大群的水兵就會換上便裝來提旺那尋歡作樂，進出邊境的關卡前車輛排起長隊，提旺那的集市餐館燈火通明，酒吧裡人滿為患。如果是假節日，車輛更是像蝗蟲一樣，在關卡前的十號公路上擠得水洩不通，寸步難行。
我和臧建明閒得無聊，逛遍了提旺那的大街小巷，在豪華的餐館後門有飢餓的漢子在垃圾桶裡翻撿殘羹剩飯；骯髒精瘦的男孩子在窄窄的街道上踢足球；在脫衣舞酒吧的表演間歇中，舞女匆匆忙忙地喂沒斷奶的孩子；狗在巷子裡嚎叫，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在路邊的破房子裡出賣自己；毒品販子在昏暗的街頭向遊客兜售大麻和可卡因；而髒兮兮的半大孩子光著腳，擠在等候過關的汽車長龍邊為駕車人擦洗擋風玻璃，賺取二毛五分錢的美金。
走半個小時就能到邊境。關卡那邊，就是被人喻為天堂的美國土地，遍地鈔票，彎腰就能撿個金元寶。所以人人都像蒼蠅叮臭肉似地往這兒擠。
關卡像個大唧筒，汽車洪流井然有序，一吞一吐，一進一出。
關卡上的官員看起來忙昏了頭，大部分車輛過關時他們只是匆匆一瞥，連腰都不彎一下就揮手放行。在上萬輛汽車排出的廢氣中，官員們臉上寫滿了疲倦、漠然、漫不經心……
突然，一個念頭電光石火般一閃，我一下怔住了，想了想，拔腳就往回跑。
找到潘頭談了我的設想，他拚命搖頭：「你太異想天開了，邊境這麼容易闖？美國警察都是吃素的？
「我當然知道美國警察所受的訓練是最全面的，裝備是世界上最精良的；但是，俗話說『百密總有一疏』。這事聽起來玄，其實非常現實可行。你我都打過仗，知道什麼叫見縫插針，知道什麼是出其不意，而且這種出其不意只能來上一次，如果別人也想到這個點子，那我們就沒有機會了，還得在這個鬼地方待下去。」
潘頭還在猶豫不決，說這可從來沒人做過，可不敢保證能成。
我說正因為從來沒人做過，第一次嘗試的人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第二次再試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機會，第三次試的人連百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你願意在這兒待下去？黑豆塔可還沒有吃夠？
潘頭有點被我說動了，說可以去試試。
我說不能是「試試」，必須在計劃執行前安排好每一個步驟，連最不可能的情況都要預想到，一套方案如果不行，必須有備用的第二套、第三套執行方案，成敗就在此一舉了。
我們密密地籌劃了兩個禮拜，從選擇日期、時間、路線、行動的人數、接應的人手，一直到美國境內的落腳點、聯繫人、掩護的車輛，連萬一被拘時的辨護律師的電話號碼都寫在袖口上，全部計劃鉅細無遺地檢查了好幾遍。最後把行動日期定在美國國慶節的前一天，七月三號。
七月三日那天是星期五，我們二十多人聚集在邊界處，看起來像是等人或閒逛的，關卡前的過境車輛排起了長隊。突然，從美國過墨西哥關卡的一輛老卡車，猛地撞在前面一輛敞篷車的車尾上，尾燈和防撞桿被撞得七歪八扭，稀里嘩啦散了一地。敞篷車的司機是個小伙子，帶了女友去墨西哥度假。當他從被撞後的暈眩中清醒過來時，馬上下車去查看車子受傷的情形，看到愛車被撞得慘不忍睹，火氣不打一處來；再看闖禍的司機，是個笨頭笨腦的阿米哥，二人語言不通，阿米哥也沒有行車保險。秀才碰到兵，有理講不清。小伙子又氣惱又心疼，只會破口大罵「FUCK」，阿米哥偏偏聽得懂這個字，二人在路當中大吵起來。
關卡前的車龍被堵在那裡，交通事故的雙方各不相讓，官員們也走出哨卡來排解糾紛。說時遲，那時快，我們二十多人看準這個時機，拔腿衝進車陣之中，逆著迎面而來的汽車往美國境內奔去。
路上的駕車人和關卡上的官員全傻了眼，我們跑了二十分鐘都沒人來追，我看到早就安排好，停在公路另一邊的接應麵包車，就和臧建明翻過公路中間的屏障，拉開車門跳了上去。
司機急速地掛上排擋離去，很快地就匯入車流之中。我不斷地向後面張望，並不見有警車追來。一小時之後，麵包車已經接近聖地亞哥，我的心才安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