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體內都有兩個「自我」。一個叫「現在的我」，負責感知當下的生活，也能重新體驗過去，但「現在的我」只能體驗，沒有記憶。醫生問病人：「你這兒疼不疼？」做出回答的，是病人體內「現在的我」。
另一個是「記憶的我」。「記憶的我」負責把過去發生的事情整理打分，裝進記憶的數據庫。當醫生問「你最近覺得怎麼樣？」或者「你的阿爾巴尼亞之旅如何？」做出回答的則是「記憶的我」。「現在的我」和「記憶的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存在，混淆「現在的我」與「記憶的我」，是造成人不快樂的主要原因。
——丹尼爾·卡尼曼自由：認識另一個自己災難面前，你是神還是獸？
By趙紫凌
經驗說：大難臨頭各自飛是人的天性。
實驗說：面對災難，到底是救人還是救自己，取決於滅亡時間的長短和生存期望的大小。
同樣的海難，泰坦尼克號上秩序井然、文明禮讓；路西塔尼亞（Lusitania）號卻一團混亂、各自逃命，前者乘客素質更高嗎？錯！人都是一樣的，只是後者情況更危急，人們更絕望。
還記得電影《泰坦尼克號》嗎？一場生離死別，考驗了真愛，拷問了人性。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三年後，一艘名為路西塔尼亞（Lusitania）的英國商船在橫跨大西洋的航行當中遭遇到了德國潛艇的襲擊，同樣葬身大海。如果說泰坦尼克號的最後一幕讓我們見證了人性的偉大，那路西塔尼亞號則暴露了人性中全部的自私：從倖存者名單來看，泰坦尼克號獲救的婦女和兒童的比例明顯比路西塔尼亞號要高，而壯年男性（16~35歲）的比例卻低得多。
同樣是面臨死亡的威脅，為什麼有的時候人們會井然有序，有的時候又亂作一團？是因為泰坦尼克的乘客素質更高嗎？
不是。這兩條船上的乘客，無論年齡分佈、性別比例、文化程度、宗教信仰還是經濟背景都非常相似。然而人是一種奇妙的組合，兼具神性和獸性，泰坦尼克號塑造了一部眾神之詩，而路西塔尼亞號沉沒前的集體逃生則更像是一場群獸之戰。
人性善惡本不論，只由情境決定之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區別？紐約大學的布魯諾·弗雷亞（BrunoFreya）教授通過深入研究，逐漸揭開了兩件海難出現重大差異的真相。英國商船路西塔尼亞號在橫跨大西洋之前，並沒有多少乘客想到商船可能遭到攻擊。根據當時的《國際海洋法》規定，軍用艦船如果要對敵方的民用船隻準備發動攻擊，必須先對其發出警告信號。但德國方面沒有遵守規則，在未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用一顆魚雷啟動了這場不可複製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強烈的爆炸和振動、洶湧的海水灌入船體、船隻高速解體、救生艇釋放過程中出現故障……突如其來的災難讓所有船員和乘客都一下子亂了陣腳。我們再來看看泰坦尼克號的情況。當時泰坦尼克號在英國媒體的報道中被稱為「永不沉沒的海上鋼鐵堡壘」，人們大多對此堅信不已，因此即便後來撞到了冰山，人們也並不緊張，因為沒有人相信小小的冰山可以把「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號怎麼樣。一切逃生程序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沒有發生很大的恐慌。
此外，由於始終抱有生存的希望，人們相信泰坦尼克號一定不會沉沒，它只是遇到了暫時的麻煩。「讓一部分人先走，等下一批救生艇划回來，我們再平安離開就是了。」所以人們願意保持鎮靜，默默等待。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規則仍然有效——婦女兒童有機會優先得救；經濟規則也仍然有效——頭等艙的客人擁有更多、安全係數更高的逃生機會。
然而路西塔尼亞號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由於乘客們很可能已經知曉了三年前泰坦尼克號的悲慘結局，知道即便是「永不沉沒的鋼鐵堡壘」撞上冰山後也難逃葬身大海的命運，這艘不那麼「巨無霸」的商船在遭遇更加可怕的魚雷襲擊時，生存的希望又有多少呢？共同參與此項災難條件下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的貝諾·托格勒（BennoTorgler）教授指出，對於海難的恐懼「已經先入為主地佔領了某些乘客的心靈」。在這個前提下，哪怕只受一點驚嚇，也足夠讓船上發生騷亂了，遑論真實的海難。最後的調查數據顯示，幾乎船上每個人得到的逃生機會都只和自己的個體生存能力有關——強壯的成年男女有更多機會搶到救生艇上的一席之地，即使落水了，也有更大的機會爬上救生艇。
最後，最直接左右乘客反應的還是船體下沉的速度。因為，留給人們作決策的時間越短，人們就越容易陷入慌亂。這裡涉及一個行為模式，名為「戰鬥/逃亡行為模式」（fight拟or拟flightbehaviormode）。路西塔尼亞號只用18分鐘就沉沒了，而且救生艇的施放還出了故障。這兩點足以讓所有乘客在短短幾十秒內陷入慌亂，腎上腺素猛增。接下來他們的身體就會自動進入「戰鬥/逃亡行為模式」：要麼玩命戰鬥，要麼拚命逃跑。最重要的是，無論哪一種，這個時候的人都已經顧不上普遍意義上的習慣、風俗、禁忌，自我保全才是第一要務。相反，泰坦尼克號的沉沒花了2小時40分鐘。在這場漫長的等待中，人們沒有受到劇烈的驚嚇，沒有進入「戰鬥/逃亡行為模式」，於是社會規則仍然會戰勝人類自私的本能，使獲救人員的身份構成上顯得更加「人性化」。
人性的無奈
這個對比研究也許給不了你任何有實用價值的建議。因為作為個體的你，既無法改變突發的情景，也無法控制群體的行為。但是，這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審視人性的角度：人急了也跳牆；悠著點，你也能得道成仙。
那麼，是否一切都只能聽天由命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大災難面前，假如我們有預警、有應急預案、有妥善的逃生方法，那人們的反應就會完全不同。見死不救也該被理解？
By0.618
經驗說：見死不救，真沒人性。
實驗說：在旁觀者效應的作用下，人越多越有可能越會選擇袖手旁觀，這才是人性。
在別人有難的時候你一定能挺身而出嗎？人性讓很多人仍然選擇圍觀，即使在保證絕對不會受到任何損失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打破這種人性的弱點？
如果有人死在你面前，你會去救他嗎？當然！不然也太沒人性了吧！親眼目睹一起長達３０多分鐘的命案過程的38位紐約市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在彼時彼刻竟然會如此冷血。1964年3月27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了這個新聞以後，立即在美國引起了強烈反響，人們都開始指責這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社會。可是社會心理學家達利（Darley）和拉塔奈（Latane）卻懷疑，在當時的情境下，袖手旁觀本身就是人性。
到底是集體的道德淪喪還是一時沒有採取適當的行為？從單獨的新聞事件來分析當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實只要設計一個實驗，對比一下相似的一批人在不同情況下的表現，原因自然就清楚了。
達利和拉塔奈打算先看看紐約大學學生的表現。讓我們跟著正在紐約大學選修心理學導論的小明一起參加這個實驗吧。
一來到實驗室，小明就看到好幾個小房間，實驗員帶著小明走進其中一間，並告訴他另外有５個同學在其他房間裡，他們６個輪流通過電話談談彼此生活中的問題。每人限時兩分鐘，說不完的可以等到下一輪。為了保護同學們的隱私，整個談話過程完全封閉，實驗員會在別的地方等。
「明白了？」
小明點點頭。
「你最後一個發言。」說著，實驗員走出房間，把門關上了。
第一個同學先發言了，他說自己不太適應紐約的生活和學習，然後不情願地提了一句自己有哮喘，尤其是在考試和學習緊張的時候。時間到，下一個同學發言，接著第三個、第四個……都說了類似的問題，一直到小明說完。新的一輪開始，第一個同學聽起來好像不大對勁：「我，我，我需要……幫，幫……助……哮，哮……喘……」說著說著就忽然停止了。電話那頭一片寂靜……小明覺得很奇怪，他出什麼事了？要不要報告？也許其他人報告了吧，也許自己太大驚小怪了。時間到，自動轉到了第二個同學。小明聽到另一個同學的聲音後，確定自己是多慮了，於是一切繼續。
６分鐘後，實驗員把小明請出小房間，並告訴了他真相：第一個同學根本不存在，只是個錄音罷了。
「啊？我還以為是真人呢！」
「既然你把他當做真人，為什麼不向我們報告他的病情呢？」
「我也不知道，不太確定自己的判斷吧……也許其他人有辦法呢……」小明很自責，儘管他知道這是假的。
「其實這也不全怪你啊，你是受到了情境的影響。」
同樣是紐約大學的學生，如果小明知道談話的只有自己和患哮喘病的同學兩個人，那麼他百分之百會迅速報告。而在這個六人組中，小明有40％的可能不採取任何措施，即便他報告了，也會先猶豫一會兒。
很多同學都像小明一樣，因為不知道其他人是什麼反應。「別人好像都沒動靜？也許事情沒那麼緊急吧。」「就算要做什麼也輪不到自己呀。」所有人都這麼想，事情就被耽擱下來了。
在另一個實驗中，研究者分別讓兩個參與者面對面地坐著或者背對背地坐著。當有緊急情況發生時，面對面的兩個人能比較快地作出反應，因為他們比較容易看到對方的表情。
一聽到有什麼不對，兩個人都抬起頭，一個眼神就明白了——原來你也發現有什麼不正常了，趕快報警吧！
而背對背的兩個人聽到聲音以後本想問問對方該怎麼辦，可是如果他沒聽見的話，我該多丟臉啊……
旁觀者越多，施助就越困難，因為沒有人覺得自己有責任出手——責任被分散了。這種現象叫做旁觀者效應。
儘管最近有文章對30年前《紐約時報》的報道產生了懷疑，但這並不影響旁觀者效應的可靠性，因為這幾十年間有更多的實驗和報道可以證明旁觀者效應的存在。
對待別人的冷漠行為要用旁觀者效應來寬容地解釋，因為他們也是身陷情境之中的人，而作為對自己更瞭解的人，不該輕易被情境的力量左右。誰說「蛋疼」沒意義？
0.618
經驗說：做沒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浪費時間。
實驗說：忙碌讓人愉悅，哪怕是沒有意義的忙碌。
「蛋疼」者有理！做沒意義的事情不是浪費時間！進化讓我們避免無意義的忙碌，
充實快樂。所以找個哪怕沒意義的理由讓自己忙起來吧！你，會快樂的！
「蛋疼」的快樂你不知道
作為一個有志青年，你除了每天為工作忙碌，業餘時間還要參與大學心理系的研究，似乎永遠不會做些無聊蛋疼的事。你來到芝加哥大學奚愷元奚愷元，生於上海，１９９３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２０００年被評為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正教授，當代最有成就的決策學研究者之一。教授的實驗室，準備參與關於信任的兩個調查問卷。
開始前，你必須存包，把所有的個人物品（手機、電腦、書）鎖在外面，直到整個實驗結束才能帶走。問卷共有2份，每做完一份，你要自己上交到指定地點，拿一塊巧克力作為答謝。兩份問卷的間隔是15分鐘。
做完第一份問卷，你發現有兩個指定交卷地點可以選擇：一個就在門外；另一個較遠，來回要走十幾分鐘。兩個地點除了路途不同以外，沒有任何差別，每個地點都有黑色和白色兩種口味的巧克力。
「開玩笑，我又不是冤大頭，平白走那麼遠幹嘛。」你覺得這個設置很可笑，在門口順手拿起一塊黑巧克力，心想等下次交卷再在門口拿塊白的。吃完巧克力，你在樓道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東張西望，終於有人叫你去做下一份問卷了。
「這15分鐘感覺怎麼樣？」
「無聊死了。」你歎口氣，聳聳肩。
無聊？好吧，那就NG！重來！回到15分鐘以前——
做完第一份問卷，你發現有兩個指定交卷地點可以選擇：一個就在門外；另一個較遠，來回要走十幾分鐘。兩個地點除了路途不同以外，唯一的差別是門外發白巧克力，而遠處的發黑巧克力。（之前有實驗證明，這兩種巧克力對人的吸引力是一樣的)
「去拿黑巧克力吧，反正這15分鐘也沒事可做。」於是你快步走了起來，回來的時候正好聽到實驗員叫你參加下一份問卷。
「這15分鐘感覺怎麼樣？」
「挺好！」你點點頭。
為什麼這次情緒變好了呢？——因為通過自己的勞動得到了不同口味的巧克力？還是因為這15分鐘你沒閒著？或者是因為你找了個「去拿巧克力」的理由讓自己剛才的行為合理化？
接下來，奚愷元教授又做了個對照實驗。這次不給參與者任何選擇：「無聊組」必須把問卷放在門口，然後空等15分鐘；而「忙碌組」必須把問卷交到遠處，來回走上十幾分鐘。之後再問他們的情緒，你猜哪一組會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