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正在發起一場前途未卜的變革，他在自己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警告：「拖延改革就會在最近時期造成國內局勢的加劇，直截了當地說，這種局勢包藏著發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威脅。」
日本的崛起、強大以及蘇聯領導人的提醒，也給了中國緊迫的危機感，以至於有識之士撰文疾呼：「加快改革！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20世紀80年代初，也是中國人告別沉悶的灰色年代，開始接觸五彩繽紛的娛樂生活的時期。如1983年，港台劇《射鵰英雄傳》被引入大陸電視台，一到播出時間便萬人空巷；也就在這一年春節，央視的春節晚會在青澀、簡陋中登場，以後愈演愈火，成為中國人最好的「精神年夜飯」；1985年，來自日本的電視劇《阿信》和動畫片《一休》、《鐵臂阿童木》等如颱風般刮過大陸；1986年，瓊瑤的《煙雨濛濛》、《幾度夕陽紅》等讓無數癡情少男少女癡狂；1987年，《紅樓夢》、《西遊記》等國產經典電視劇橫空出世……而這一切，都有賴於電視機這種載體，這直接刺激了人們對以電視機為首的家用電器的強烈消費慾望。
1987年，也被視為中國企業家頻出的年代。就在這一年，馬勝利成為改革的典型，柳傳志推出了聯想微機，宗慶後、懷漢新、任正非等開始創業；也就在這一年，達能、雀巢、聯合利華、摩托羅拉等跨國企業湧入中國，肯德基把它在中國的第一家店開在了離國美電器珠市口店不遠的北京前門。
政策的相對寬鬆，也導致了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幾乎一夜之間，鄉鎮企業在蘇南、溫州等地紛紛興起。在改革開放後，率先提出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於1986年初春來到偏遠的溫州。這位76歲的老人一口氣走訪了溫州四縣五鎮，並參觀了市區的兩個街辦廠。費孝通回京後，在《瞭望》雜誌上發表了《小商品 大市場》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於激活了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大市場，直接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流通網絡。
但在欣欣向榮中，也摻雜著雜亂無序。早在1979年6月，有「經營之神」美譽的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被鄧小平邀請到中國訪問。中國領導人的謙虛和誠懇，引發了以松下為首的一輪日本公司投資中國的熱潮。從此，日本商品尤其是電器，如潮水般湧向中國。但也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廣東的潮汕、中山、番禺等地，已經形成了走私電器的集散地。
不僅僅是國美這樣的私營商店，甚至連當時的很多國營企業、國營電器商場和批發商都有著同樣的非法或半非法進貨渠道，據說這些佔到電器市場上流通總量的80％左右。
其次是地利。黃光裕的老家廣東各地，是這種進口商品的集散地，有大量價廉物美的進口家電；而北京這種北方大都市，則對進口家電有著旺盛的需求。從一開始闖蕩江湖，黃氏兄弟就靠做這一行起家，現在做起來自然是駕輕就熟。
再者是人和。在老家，黃光裕有一幫朋友幫襯，來到北京後，又結識了一大幫會慷慨幫助和支持他的朋友，其中包括許鍾民等一大幫有能力的潮汕老鄉。據黃光裕事後回憶，他在北京創業初期，因為資金不足，會經常先從朋友那裡拿貨，然後再付款。拿貨時，他會告訴對方：「錢以後會有，但是現在給不了，需要大家幫忙，我看中的東西希望能夠給我，錢慢慢周轉。」
當時，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的人不在少數，很多人也像黃氏兄弟一樣看好電器生意並且開店經營。據有關資料顯示，這種店當時在全國有數千家之多，僅在北京一地至少也有數十家之眾。黃氏兄弟的國美電器店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還有幾個重要的原因，概括起來就是：膽大、心細、腦子活。
1987年，有一部國產電視劇紅遍了中國，那就是《西遊記》。電視劇播出後，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著這首名為《敢問路在何方》的主題曲：「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又出發……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而來自於潮汕的小青年黃俊欽、黃光裕兩兄弟，無疑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孫猴子」——他們蔑視傳統和權威、敢於打破規則和枷鎖、有著一股永遠喜愛折騰的衝勁。1987年，兄弟倆懷著無畏之心，踏上了前途坎坷的致富之旅。
雖然經營走私進口電器已經成為一種行業潛規則，但對於黃俊欽、黃光裕這兩位20歲左右的年輕小伙子來說，一無雄厚的資金、二無深厚的背景，從事這行自然是冒險之舉。黃光裕後來也承認，「那時我沒那能力也沒那資格去認識有背景的人，歲數那麼小，你去跟局長說話，別人認為你是小孩，誰跟你說話！」而黃秀虹認為，這種冒險精神是被逼出來的：「作為這麼一個平凡的人，沒有各方面的社會資源、沒有背景，所有東西只能靠自己，人被逼得有冒險精神了，就敢去打破常規。」
儘管如此，黃氏兄弟還是小心翼翼，之所以沒出大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盡量做到自己接手的進口電器已經經過「漂白」，甚至有比較正式的發票；另一個是國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及時地把握了國產電器興起的良機，果斷地進行了轉型，從而擺脫了過度依賴進口電器的不利局面。
黃氏兄弟心細如髮，對市場具有極高的敏感度。20世紀80年代的商業領域，正是國營商場獨霸天下的時候，電器市場正處於供不應求的大好形勢之下，國營電器商場一直躺在暴利的雲端逍遙自在，這與老百姓對家用電器的強烈渴望形成了極大的矛盾。黃光裕正是看準了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以薄利為利器，決定走「堅持零售，薄利多銷」的經營路線。這一招無異於釜底抽薪，迅速蝕空了國營商業企業的根基，讓它們中的大多數如空中樓閣般轟然倒塌。
採取這種薄利多銷的策略，便輕易地把自己的劣勢變成了優勢。當時國美所面臨的困境是：由於缺乏足夠的流動資金，無法大批量地進貨，而進貨越少，進貨的價格就越居高不下，這導致了商品沒有價格優勢，極容易壓在手裡，這會直接導致資金周轉不靈。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陷入後就難以解套。勤進快銷、貨如輪轉，一直都是國美的至尊寶典。而薄利銷售這種做法，自然受到了消費者的熱烈追捧，無形中形成了極好的口碑。
黃氏兄弟的心細，還表現在對產業信息的掌握和反應速度上。當時，貨源主要集中在廣東沿海一些城市，於是國美直接在這些地方設立聯繫站。只要那邊價格有一點風吹草動，馬上電話告知北京總部，這邊門店馬上調整價格，盡早把庫存貨品消化掉。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了充分掌握市場同行的信息，黃光裕親自騎著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帶領其他員工一起，在北京各個地方走街串巷，搜羅各個商家的商品信息。船小自然好掉頭。而反應遲鈍，正是那些國營商場最大的弊端所在，等它們反應過來，國美「輕舟已過萬重山」了。
黃氏兄弟做生意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腦袋特別活絡，常常有靈光一閃之舉。1986年末，眼看著已經進入臘月，商業的黃金季節就在眼前，可櫃檯裡還是空空蕩蕩。「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什麼本錢的黃氏兄弟坐在冷冰冰的店舖裡一籌莫展。黃光裕的床頭有一本《三十六計》，他閒著沒事時常常翻一翻。黃光裕在那一刻靈光乍現，想出一個「空城計」：他趕緊把店裡的空箱子全堆了出來，還專程去找幾位做家電批發的老鄉幫忙，借用了大量空紙箱。而在顯眼處，他們則擺上了真貨當樣品。這樣，路上過往的行人一瞧，發現他們的店裡花花綠綠堆滿了貨物，於是蜂擁而來，積聚了大量的人氣。
黃氏兄弟早在創業初期，便無師自通開始玩起了「資本遊戲」。具體做法是：先利用空紙箱吸引來不少顧客，然後向他們收取一些定金，這樣手頭便有了相當數量的流動資金；而進貨時，憑借良好的信用，國美可以先貨後款，這樣就有一個付款週期，當時一般是十幾天，於是便產生了大量沉澱資金，讓黃氏兄弟又擺脫了創業初期資金短缺的窘境。
1987年，一句「燕舞，燕舞，唱起歌來一片情」的廣告詞，風靡了大江南北。黃氏兄弟從此意識到了廣告的力量，認為通過媒體的宣傳，比自己站在大街上扯開喉嚨喊，效果要好得多。在當時普通人眼裡，不好賣的東西才打廣告，但黃氏兄弟卻觀念超前，選擇了《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進行廣告宣傳。當時報紙版面的中縫是空白，黃氏兄弟要求在這些地方做廣告，這樣價格極低。登載的廣告形式也極為簡單直接，刊登的大多是消費者最感興趣的電器名稱、型號、價格等信息，最頂端是固定不變的宣傳語「買電器，到國美」，最底端則是店址、電話和乘車線路等。這樣，國美用極低的代價，卻取得了極高的廣告效應。黃氏兄弟因為開創了報紙「中縫廣告」的先河，因此被人稱為「中縫大王」。
諸如薄利多銷、快速運轉、貨賣堆山、廣告大戰、沉澱資金、進場費用等後來國美經典的經營招式，在創業初期都已經具備了雛形。
湊巧的是，1987年，著名的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出版了他的名作《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在這本劃時代的著作之中，他第一次將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視為企業成長的基因，並系統性地闡述了如何將創新導入企業經營運作的可行性方案。而初中都沒有畢業的黃光裕，似乎天生便有德魯克所推崇的創新精神，他的商業天分，開創了中國連鎖零售行業的諸多先河。黃光裕所提倡的「要讓中國的老百姓人人都能買到質量好、價格又很低的電器」，這個想法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難怪14年後，同樣富有闖蕩精神的英國小伙子胡潤，把目光聚集在黃光裕身上時，會驚呼：中國的山姆·沃爾頓出現了！
七、黃氏兄弟如何度過倒春寒？
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黃氏兄弟在創業初期，不但謀劃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顧。
到1987年11月24日，黃氏兄弟開了第二家門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別開了兩家。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國美迎來了家電零售業的轉折期。
經過數年的調整和增長，中國經濟在1988年再次駛入了危險地帶。隨著輕工產業的迅速發展，物資供應日益緊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價雙軌制越來越顯現出它的負面影響，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暴利。據統計數據顯示，在這一年，中央國家機關係統開辦的各類公司達2萬家，其中很多是專門從事物資倒賣的皮包公司。
在這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發表了《致命的自負》一書。在書中，他系統地論證了計劃經濟的局限，而國際環境的趨勢，是朝著自由市場主義方向快速轉型；也在這一年，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訪問了中國，並受到中央領導人接見。他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應該立即放開價格管制。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調查顯示，75.3％的人讚成「只要改革能進行，我們生活水平暫時低一點也行」。這幾個因素，促使中央領導人決定冒險一試，宣佈取消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
但讓人難以預料的是，調價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眾物價看漲的恐慌性情緒，先是肉食價格，緊跟著是小商品等價格開始迅速上漲。當時的報紙這樣形容社會恐慌的一幕：「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燒了我……」在年初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台灣歌星費翔演唱了一首《冬天裡的一把火》，而這把火將當年的中國物價燒到了狂熱狀態。根據國家物價局《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明顯加劇的一年。計算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的。」
當年10月，中央開始調整策略，提出了「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1988年的「物價闖關」引起了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被視為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這也讓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損的人們開始產生一種心理失衡，認為改革造成了社會不公、好處都被「官倒」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