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買了雙Church's黑白兩色英式拷花皮鞋，說是女款，其實跟男鞋一模一樣，只是號變小了。每當有人說它不好，不美，不精緻，我都特別著急，大喊：「這是Church's，這是Church's！」Church's代表的正是好、美與精緻，那是家有135年歷史的英國定制皮鞋商，手藝好到能穿一輩子，布萊爾穿它，詹姆斯·邦德也穿它。我的氣急敗壞潛藏著深深的被誤解，我的品位被誤解了，更糟糕的是，偉大的英倫傳統被誤解了！黑白兩色英式拷花皮鞋的出身比較卑微（既然談到英倫傳統，勢利眼就免不了），最初是為了方便在雨天的泥濘沼澤中跋涉，鞋的前部被雕飾出小孔，以利排水，它是鄉村紳士的至愛。後來發現光有孔不行，淺色的鞋子還容易被弄髒，索性鞋頭做成暗色，鞋幫做成淺色，黑白兩色是最傳統的拼接。
正是那位以花俏留名史冊的溫莎公爵，把這種鞋從鄉間的泥沼中搶救出來，一腳踏進了另一種更高級的泥沼——他總愛穿著黑白兩色拷花皮鞋打高爾夫球，英國名校熱愛運動的上流子弟深受感染，順帶著美國的常春籐學員也沾上了餘韻，1928年，當時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SearsRoebuck&Co的貨品目錄有如下記載：「這一季，雙色拷花鞋的銷售是史無前例的，成為當下時髦的標誌。還有種說法把這種鞋喚作牛津鞋，並沒能找到這一名稱的來由，牛津大學的確曾經以嚴苛的學術禮服而著稱，去見導師，參加期末考試，甚至到食堂吃飯，都得身著名為SUBFUSC的黑袍禮服，內襯白色襯衣和白色蝶形領結（一頓飯就髒了），腳上並非黑白兩色拷花鞋，而是全黑皮靴。也許這個名稱傳遞的是種一脈相承的精神：帶有貴族做派的紳士，對傳統和禮教的尊重，相信格調是可以被調教出來的。
即使沒有親眼見過，我也相信有些人一定穿過黑白兩色英式拷花皮鞋，比如說伊夫林·沃《舊地重遊》裡的貴族子弟塞巴斯第安，還有那個著名的崇英者，宣稱上帝啊，我真的熱愛英
國人，如果我不是愛他們更甚於法國人，願上帝懲罰我的伏爾泰。有一位老人家，被明確提到穿了這雙鞋，他是以塞亞·伯林。在晚年的一次採訪中，伯林戴了頂巧克力色軟呢帽，穿一身對他而言有點大的暗灰色三件套西服，和一雙黑白兩色拷花鞋，他悉心營造了一個戰前牛津學者的風範：好談趣聞逸事，拒絕太過明顯的嚴肅，還有點結巴，神采奕奕地勾勒出一幅崇英者想像中的理想畫卷：那是烏托邦夢想的葬身之地，是常識、公正和舉止優雅的仙鄉奇境，是由有著顯赫頭銜和開明觀點的體面紳士統治的可敬國度，是一個自由、幽默和尊重法律的幾乎成了個神話的地方。
女性穿這種鞋並不常見，也有把兩色拼接和雕孔設計放到高跟鞋上的，可那太妖冶，太不正宗了。我還是欣喜地發現了一個英國女作家的描述，她叫薩拉·沃特斯，在小說《輕舔絲絨》的開頭，她寫：「你現在已經成了這樣一種人。」（看到這句話，我幾乎要感動得哭了）她刻畫了一個叫凱的二戰時期的女性，她像一個迷失的鬼魂一樣遊蕩在骯髒灰暗的房間裡，出門前，穿上休閒褲，踩上男式拷花皮鞋，袖口掛上銀鏈，鄰居都叫她巴克上校，猜測她說不定當過飛行員，在戰鬥中快樂地衝鋒陷陣，然後瀟灑地離開。這是一個講戰爭時期女性情誼的小說，她們的丈夫都打仗去了，回來後忘記了她們，她們只好依偎在一起。
對我腳上這雙鞋的誤解還在繼續，以至於我不得不隨身攜帶一本伍迪·愛倫的《門薩的娼妓》。因為這本書的封皮上印有一幅伍迪·愛倫全身肖像，他的腳叉著，正是一雙黑白兩色皮鞋，彷彿改良過，拷花沒有了，可沒關係，畢竟，這是伍迪·愛倫呀。可那種誤解已經不是對鞋本身的誤解，而是對我，穿著這雙鞋的不適，它本該出現在一個深沉的紳士，或者一個身形瘦削、面孔峻朗的颯爽女性身上，我卻有著與這些特徵截然相反的特徵。就在那一次，因為一包紙尿布我沒來得及將《門薩的娼妓》掏出來那一次。我前去探望一位剛生了小孩的女朋友，她喜悅地接過紙尿布，迅速瞥了一眼我的鞋，飛快地強行喚醒昏睡著的小嬰兒：「快起來，你困困阿姨不僅給你帶來了紙尿布，還喬裝打扮要為你表演魔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