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06年，宋煒臣已經可以一呼四應，他邀請鄂、贛、浙等省商人籌資白銀300萬兩，又籌官股30萬，在漢口創辦了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總經理。1909年電廠建成發電，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商辦水電企業。同時，宋煒臣與顧潤章等集資白銀40萬兩，在漢口建立了全國最大的機械廠──揚子機器公司，這家公司的資本裡有由漢陽鐵廠供給的舊機器設備以及白銀5萬兩。
由於成就突出，宋煒臣被譽為「漢口頭號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解決燮昌火柴廠的原料問題，宋煒臣同吳蘊初合夥，分別在上海和漢口建立燮昌燒鹼廠。28歲的上海寶山人吳蘊初，1919年在漢口燮昌火柴分廠任工程師兼廠長，後來離開，在1923年創辦了天廚味精公司，成為味精大王。而燮昌火柴蘇州分廠經理葉世恭就是後來上海的煤炭大王、寧波人劉鴻生的岳父。
葉澄衷之所以能培養出這麼多人才，一是因為他的事業規模大，對人才的吸納量大；二是因為他所介入的行業市場化程度高，開拓性強，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水準自然高人一等。葉澄衷可以說是中國最早通過教育來培養和發現人才的近代商人，這是葉澄衷比同時代其他商人的敏銳和高明之處，也形成了其他商人無以比擬的葉澄衷式口碑。
早在官方倡導辦教育之前，葉澄衷就在1871年出資3萬兩白銀，在家鄉創設葉氏義莊，即中興小學的前身，並開設英語課。這是一所了不起的學校，「世界船王」包玉剛、影視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實業家趙安中、葉庚年、葉謀升、包從興、朱之信、樓志章等，都曾在這裡受過啟蒙教育。
也是在這一年，上海慈善會議召開，葉澄衷與會並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興天下之利，莫大於興學」。會後，他立即籌辦順記商務學堂，以招收小學畢業生為主，學期一年，畢業後由順記號錄用，實習後大多數分赴各地洋行工作。這是葉澄衷利用教育培育商務人才的第一次實踐。
4年後，葉氏在上海創辦葉記商務學館。這時，葉氏的骨幹企業有18家，每年都選派學徒與員工到商學館學習，按照順記五金洋雜貨店的商務、會計形式進行訓練，為期一年。在葉記商務學館的學子中，葉氏企業的學徒與員工佔到一半以上，其餘學子向社會招收，學費全免。當時學館設定的學科內容有會計、商務、報關、英語等。學業結束後，學子留在葉氏企業內當練習生，這些學子中有一批成為上海、漢口、天津等地洋行的買辦與協辦。國人主辦新式學校的最早範例，當數1896年由教育家王培孫在上海設立的育材書塾（1904年定名為南洋中學堂）。為形成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體系，1899年葉澄衷在上海興建澄衷學堂（今澄衷中學的前身）。在葉澄衷興建校舍時，美國人福開森前來勸說葉氏，說中國人少持久性，有頭無尾，難以善後，不如把土地與資金委託給上海租界內的英國工部局辦理，對此葉氏予以婉言謝絕。此時葉澄衷已是病榻之人，對於他的所思所想，《葉澄衷：上海商界翹楚》這樣寫道：
我常常在想，那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和日本國，和我大清國土相比，都是區區彈丸小國，為什麼它們能以小欺大，令大清屈辱呢？
我從小失學，沒讀過多少書，所以在創業時，倍感艱辛。搞實業，沒有文化不行，不懂科學不行。同樣道理，要想強盛吾國，不再受人欺辱，我們的後一代，更不能沒有文化，不懂科學啊!
澄衷學堂的第一任校長是34歲的蔡元培。不過，他在這裡待的時間並不長。1901年9月，蔡元培被南洋公學聘為經濟特科班總教習。之後，澄衷中學與浦東中學、民立中學，被譽為上海「中學三鼎足」，培養出了一批多學科的名家，譬如竺可楨、樂嘉陵、陸道培、俞夢孫、盧於道、胡適等，還有獲國際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實業家李達三、上海華成煙草公司創辦人戴耕莘。
葉澄衷心懷著商人的強國夢想，他甚至參與編寫了澄衷學堂最早的課本。不幸的是，學校破土動工之際，葉澄衷突發疾病，不久便離開人世。學校的事情，由他的後人按照他的遺囑辦理。
綜觀那個時代，首善之人非葉澄衷莫屬。促學、扶掖同鄉、愛國，構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話來評價他，那就是「做人當如葉澄衷」。
站穩上海灘：四明公所事件
1873年，當晉商在恰克圖貿易中接連受挫時，寧波商人在上海灘也面臨著一次大考。這次大考後，寧波商人在此後的30年間站穩了上海灘。
1862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俄國因居間調停有功，不費一兵一卒，取得了在庫倫、喀什噶爾、烏里雅蘇臺等處貿易的免稅特權，而且在天津通商也比各國低1/3稅率，這對晉商來說是一大打擊。從此，俄商開始撇開晉商，直接深入兩湖，設立茶棧，販運茶葉或推銷產品。
1866年，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也就是免征茶葉的半稅。這意味著，俄商販運成本將大幅度下降，而在北部的恰克圖，因不能享受水運之便，加之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釐金分卡，需付出的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貿易一落千丈。到1868年，在恰克圖買賣城中的山西行莊由120家下降到了4家。之後，清政府對晉商酌減釐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但並沒有讓情況產生根本好轉。到1873年，晉商為節省運費，也準備像俄國一樣把兩湖茶葉經水路運抵天津，再走陸路販運到俄國。讓晉商想不到的是，他們被阻止並被告知，如果要這樣，將照舊收取釐金稅。
這個落魄的國家並沒有給予商人應有的關照，哪怕是最起碼的平等。不過，太平天國起義後，票號得到了官方初步的認同，這讓晉商多少可以重拾一些寬慰。而在遠東上海，寧波人也正面臨進入這座城市以來的第一次大考，這成為他們蓄勢的開始。
在寧波籍上海道台藍蔚雯的關照下，1844年後清政府免除了四明公所的納稅之責。1847年後，法租界擴界，四明公所成為其一部分，於是兩個問題擺上了租界大人們的議程：一是免稅有損租界權利；二是公所內的義塚，有礙租界環境衛生，要求予以搬遷。此芥蒂直接釀成了1874年及1898年四明公所與法租界之間兩次流血的「四明公所事件」。
在1862~1863年，法租界董事會明確表示：「為了消滅這些墳墓，絕不在任何嘗試面前後退，不管這種嘗試有多麼艱巨。」其理由是，公所是傳染疾病的根源。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發，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談「疫」色變。在這種情勢下，法租界也一直在找適當的改變時間。事實上，這一訴求暗含著法租界擴界和修路的主張。
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寧波同鄉在四明公所向法租界抗議，在隨後的示威中，法國工程師開槍射向群眾，死傷各一人，寧波人放火燒掉40多間法人住宅。此事驚動了上海道台及總理衙門，後經雙方多次交涉，於4年後的8月達成協議：中國賠償法國白銀37650兩，法國支付中國死難者家屬白銀7000兩；法租界放棄原築路計劃；四明公所及屬地永久免稅，塚地之內永不得築路、開溝、造房、種植，致損葬棺。
兩次四明公所事件發生時的上海道台都是浙江人，第一次是沈秉成，湖州人；第二次是蔡鈞，餘杭人。法兵悍然強佔四明公所，蔡鈞因對法方態度強硬而被撤職。1901年蔡鈞被派任日本公使，1903年他向清政府建議向日本派遣留學生。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參與人數上千，第二次聲勢更為浩大。官方的軟弱，讓廣東同鄉會等其他城市的人也參與了寧波籍工商界組織的抗議。一些憤怒的市民用石塊將法大馬路一帶的路燈全部擊碎，洋涇濱（今延安東路）以南一片黑暗。
葉澄衷的氣憤也是不打一處來，他不無憤怒地說：「吾等乃甬人，首先代表著甬人之利益。但是，吾等更是中國人，更應有中國人之骨氣，豈能讓洋人輕視吾輩。小人死於利，君子亡於義。今日是也！」
同鄉虞洽卿與他站在了一起，併力挺後來寧波人的罷工罷市鬥爭。當時的寧波人沈洪賚一手組織了長生會，會眾大多數是在西洋人手下工作的人，譬如廚師、保姆、洗衣工等。
沈洪賚性情勇烈，重義輕利，在底層民眾中極負盛名，葉澄衷、虞洽卿穿針引線，也獲得了他的支持。僵持之中，一二十萬旅滬寧波人及各界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水手上岸，受雇於洋人者，一律辭職。
法租界內中國店舖總罷市，少數不願關門的店舖被群眾搗毀。上海其他地區各業群眾也紛紛罷工罷市。在衝突中，上海市民被殺害17人，傷數10人，被捕10餘人。
江蘇布政使聶緝規介入交涉。1898年9月2日，中法政府簽署《解決四明公所案四項諒解原則》，原則在維持四明公所土地權的同時，同意了法租界擴張的要求，並規定：公所內不得掩埋新屍或停棺柩，原有舊墳也應陸續起送回籍。
法方達到了目的，這是一個弱勢政府最能化解糾紛的妥協，儘管這種方式並沒有長了中國人的志氣，但從此，寧波人用一個鏗鏘有力的聲勢，證明他們有能力對這個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響。
這次事件之後，葉澄衷對待洋人的態度，有了十分明顯的變化，他不再出席洋人舉辦的社交聚會，也不親自與洋行或外國銀行打交道。這個多事的國度讓每個商人都承受了抹不去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