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朝內部來說，也有一個對買辦重新認識的過程。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財政的捉襟見肘讓國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為減弱。經濟和人口的持續增長，讓商人通過捐官參與公眾事務顯得更為可能。伴隨洋務運動（1861~1894）的出現和官僚李鴻章的邀請，近代買辦有了一次轉型的歷史契機。因為李鴻章也看到了，利用廣東買辦既通洋務又有實力的同鄉網絡是最為現實的招商手段。
洋務運動是鴉片戰爭之後清朝中興人士發起的一場「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清政府對洋務的態度及演變進程，直接影響了洋務運動所能進行的廣度和深度。洋務派在清政府政治格局中所處的地位和份量，也直接決定著洋務運動的走向及介入洋務企業中的操盤手騰挪空間的大小。
李鴻章的淮繫在洋務派中佔居首位，其一生四大洋務實踐中的三件：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佈局，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三個香山人展開的。
唐廷樞是輪船招商局的總辦、中國開平煤礦的籌辦者和中國第一條標準軌距的唐胥鐵路的創建者，李鴻彰評價他，「中國可無李鴻章，但不可無唐廷樞」。1892年，唐廷樞去世，十三國領事館下半旗志哀。當時上海《北華捷報》發表文章，讚揚唐廷樞的一生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代」，「他的死，對外國人和對中國人一樣，都是一個持久的損失」。當然，也有外國人指責他，在東方一流的外國公司任職，獲得了豐富而廣闊的經驗，然後再運用習得的經驗去「損傷」這些外國公司。
徐潤是唐廷樞的助手，他的一個雄心就是要開拓國際輪船航線，讓龍旗在美國和歐洲的港口上飄揚。1873年輪船招商局派「伊敦」號航行到日本的長崎，這是中國商輪第一次開闢國外市場。1879年招商局派船航行到美國檀香山，第二年派船航行到美國舊金山，第三年，招商局輪船的龍旗終於飄揚在了英國倫敦的港口。招商局的遠洋航行雖然由於西方的干擾很快停止，但這在國運不昌的晚清屬於一件彰顯國威、鼓舞民心的喜事。
徐潤本人參與創辦的近代新式企業多達40餘家，其中屬於國內或地區內首創的就有八九家。徐潤家族祖籍河南，他不僅是中國近代印刷出版業和保險業的先驅，而且還是開平礦務局、輪船招商局等新式企業的創辦人之一，更是19世紀上海頗有影響的地產大王。
鄭觀應先後任上海機器織佈局、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粵漢鐵路購地局、粵漢鐵路商辦公司總辦。他不僅是商人，也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1879年9月5日《申報》記述：「廣幫為生意中第一大幫，在滬上尤首屈一指。居滬之人亦推廣幫為多，生意之本唯廣幫為富。」
作為一個群體，買辦真正登上歷史舞台是在上海開埠後。當越來越多的洋行排除了語言障礙繞過買辦而直接同中國打交道時，買辦的作用和地位就逐漸降低了。這一變化是從日本洋行開始的，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傚法。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華界淪陷，公共租界和外國租界形成「孤島」，買辦制度逐漸被廢除。1960年，香港匯豐銀行的「買辦」稱呼被「華人經理」一詞取代。5年後，匯豐銀行的第一個「華人經理」，也是最後一個買辦李純華退休，買辦制度徹底退出匯豐。
資料來源：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孫毓棠、汪敬虞輯：《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除了上表外，經李鴻章倡導、支持，又淮系成員興辦的，還有徐州利國嶧煤礦、山東登州鉛礦、平度金礦、淄博鉛礦、湖北長樂、鶴峰銅礦、熱河建平金礦，以及上海倫章造紙廠、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粵閩商人：一場起義的分水嶺
一個新商埠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缺少不了兩種人，一是商人，二是碼頭上的腳夫和水手。黃浦江上的擺渡船、蛋船、鳥船，其船主和水手多為福建人。在傳統船業和中國海政歷史上，福建人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的中國第一個近代輪船製造廠就在福州馬尾，這是一例。在調任陝甘總督前，左宗棠推薦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為總理船政大臣。當時，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也設在馬尾。
沈葆楨認為：「船政根本，在於學堂。」在建廠的同時，他在福州定光寺和仙塔街設立兩處求是堂藝局，挑選聰明子弟入堂學習，這是我國培養近代化海軍人才的開始。1867年，求是堂藝局移設馬尾，次年又設專門培養技工人才的藝圃，造就了大量海洋軍事和科技人才。
1870年前後，全國使用機器進行生產的產業工人，據估計不到一萬人，江南造船廠的工人就佔了13%，且「工匠皆閩、粵、寧波人」。1905~1912年，清政府將船務部分從製造局中劃分出來，成立江南船塢，其首任督辦葉祖珪是福州人，少年時進福建船政學堂的前身求是堂藝局學習，與嚴復、鄧世昌等有同窗之誼。總辦吳應科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歸國後長期在海軍供職。繼任督辦薩鎮冰也是福州人。
上海開埠後，輪船運輸業興起，這一群體一度為生計所迫，煙、賭、娼無所不為。上海福建人不僅人數多，且群體個性突出，商人極富，水手和雇工極貧。原本就鄉土觀念強，族群意識深厚，再加上語言與地方方言格格不入，好勇鬥狠的個性與上海本地人的溫文爾雅截然不同，福建人在上海人群中顯得特別與眾不同。用《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一書中的話說，他們將福建人的落泊、驍勇好鬥、極善鋌而走險的個性留給了上海。
1853年英國倫敦布道會創刊於香港的《遐邇貫珍》月報中說，上海邑處邊壖，五方雜處，「閩、粵人居多，良莠不齊，居恆逐利構怨，樹黨相仇殺，近則小刀會興焉」。
這裡所提到的小刀會起義，就主要與閩粵人有關。1849年前後，小刀會在廈門重建後，很快傳入上海。1851年英國人為建造跑馬廳強佔了泉漳會館的公墓，這成為他們起義的誘因。
泉漳會館是福建船商在1759年建造的，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響力的體現。在18世紀中期，比泉漳會館更早的會館無非是湖州會館，清乾隆初由紹興錢、豆、炭商修建的浙紹公所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會館。
泉漳會館建在上海小東門旁邊的鹹瓜街上，當時小東門是閩商聚集比較多的地方。那裡臨近黃浦江，曾經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語言相通，廣東、潮州和福建三方同鄉互相幫會，甚至在1739年的天津組織了閩粵會館。
泉漳會館董事李仙雲就是小刀會起義的幕後積極籌劃者之一。至少三所閩商會館捲入其中，除了泉漳會館，還有點春堂和興安會館。其中，點春堂是福建幫的指揮所。這次起義由廣東人劉麗川、潘啟亮聯合福建幫小刀會首領李咸池、陳阿林等進行。1853年9月上海知縣袁祖德被擊斃，上海道台兼江海關的吳健彰被活捉。
吳健彰是與小刀會成員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物。李仙雲曾是吳健彰最為倚重的心腹之一，他糾集閩粵遊民，創辦團練，公開的說法是抵擋太平軍，暗地裡卻在為小刀會積蓄力量，而劉麗川是吳健彰的同鄉兼朋友。
吳健彰出身寒微，早年以賣雞為業。20歲時，他開始嘗試與洋人做小額買賣，後來在廣州洋行做僕役，遊走廣州、澳門之間，充任洋行司事與買辦之職。由於他乖巧勤快，善於揣摩洋人心意，更學得一口流利英語，所以很受洋商器重。
1832年，41歲的同順行商人吳健彰躋身廣州十三行行商之一，並於1842年來到上海，比劉麗川早7年。與劉麗川從事糖業和絲茶生意略有不同，吳健彰主要經營茶葉貿易和販賣鴉片。
江海關、上海道，都是當時的肥缺，一手握政權，一手握財權。吳健彰為什麼能入主這兩個職位？與前兩任相比，吳健彰的優勢就在於對洋務比較嫻熟。
宮慕久是上海開埠後的首任道台，原籍山東東平州，出身書香門第，1819年中舉，之後在雲南邊陲當過小官，並無辦理外交的經驗，1843年5月被保舉為蘇松太兵備道。在江蘇巡撫孫善寶的眼裡，宮慕久「質直出於自然，廉介本乎天性」，這樣的人放在對外商務管理中比較放心，具有培養潛質。
宮慕久在任內辦了一件洋務，讓他博得了「擅長夷務」的名聲，這也成為日後其他口岸城市效仿的做法。這件洋務就是將外國人與中國人分開居住，減少兩者之間的衝突，減少外國人生活方式對中國人的影響，維護中國的傳統和風俗。
最後的方案是劃定一塊地方讓外國人租住而不是購買，租期不限。除支付租金外，租界還要向清政府納稅。經過兩年的談判，英國人率先獲得了一塊面積830畝的居住地，這就是最初的租界雛形。1847年3月，宮慕久升任江蘇按察使，類似於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長或省高級法院院長的高官，但他時運不濟，到任不久就去世了。
1848年4月，又一位上海道台鹹齡被調離，這與發生在3月的上海青浦事件有關。上海開埠時，對外國人出入上海的距離，「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過夜」為限，但3名英國傳教士超越了這一規定，擅自到距離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動，遭到中國船民的襲擊，傳教士「受有輕傷」。
英國駐上海新任領事阿禮國迅速做出反應，以英艦扣押了停泊在上海港的中國漕運糧船1400艘，以此要挾清政府。為化解這場衝突，兩江總督李星沅就撤換了鹹齡，相關人員受到懲辦，並向英方賠償300兩白銀。還有一種說法，宮慕久與他的滿人繼任者鹹齡都是官僚出身，不熟夷務，對開放貿易、辦理外交的行政治理無所建樹，這是他們被調離的關鍵。上海特定的地域環境與文化認同，有別於儒家傳統文化與士紳階層的政治生態，委派內地仕官或者具有顯赫軍功的滿、蒙貴族充任上海道台，與上海文化和地緣政治格格不入。
青浦事件發生以後，英美等國領事和上海租界當局都希望上海道台是一個比較瞭解外國情況、容易溝通的人。於是，在洋行裡幹過事、與外國人比較熟悉、會說英語的吳健彰便成了新的上海道台的理想人選。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認為，是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環境、特定的中外態勢選擇了吳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