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27年開始，恰克圖貿易帶給了張家口150多年的超然與榮光。從1757年一口通商地位的確立到鴉片戰爭，廣州也傲然自我了80多年。時光流轉到了1843年，以上海開埠為標誌，中國商界最偉大的時代開始屬於上海——這是一個至今仍能讓我們感受到澎湃和力量的轉折。
1566年，尼德蘭爆發了反抗西班牙的鬥爭。作為歐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衛普屢遭西班牙人劫掠，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和銀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僅在1585~1622年間，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數量便從3萬增加到10.5萬，這一變化促進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260多年後，同樣的一幕出現在上海。租界的建立，讓太平天國起義在無意間推動了閩、江、浙等地的人、財、物向上海的大轉移，於是隨洋商北上的粵商與閩、江、浙等地的商人，在上海這個大舞台上展開了一場競技，你方唱罷我登場。
當蘇州、杭州無可挽回地在太平天國戰爭後衰落之時，地處長江入海口的濱海縣城——上海因緣會時地快速崛起了。這個隋唐時隸屬於蘇州府華亭縣的小漁村，到1192年才有了取自今天十六鋪一帶的「上海浦」小河的「上海」這個正式地名。當時的上海是一個農民、漁民、鹽民交錯相居的村落。在整整100年後，上海才置縣，隸屬於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上海的崛起絕非一朝一夕，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727年後，南洋貿易以廈門為正口，西洋貿易以廣州為唯一口岸，中日貿易從寧波入口，上海的地位並不高於廈門、廣州和寧波。
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設立海關，鼓勵海上貿易。一度「海禁嚴切，四民失調」的上海，憑借襟江濱海的地理位置，時來運轉，港口貿易迅速升溫，經濟地位日益突出。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官衙的遷移，是這一趨勢演化過程中發生的一個細節。分巡蘇松太兵備道是監督和統馭蘇州、松江、太倉兩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務及軍事力量的高級長官，官居四品，職掌一道之軍民政務，其地位高於府衙，比當今的廳局級還要勝出一頭。
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的官衙過去一向都設在蘇州或太倉，雍正八年（1730年）以後，蘇松太兵備道官衙整體搬遷，辦公地點從蘇州移駐上海。之後，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又別稱為「上海道」、「蘇松太道」、「滬道」、「江海關道」等。
弗裡德利奇·畢谷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1756年，他就向英國政府建議，要將進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這塊處女地一經開發，日後可以成為對華北通商的樞紐。
在封閉的封建帝國版圖上，上海不過是個沿海的「邊遠」地區，並不被格外重視，甚至是「海禁」的防範重點，但把全球看成一盤棋的西方人，卻對這個地方驚歎不已。
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較之廣州內陸腹地更為廣闊的地方。其地處長江入海口，可通過長江水系和南北航線將全國納入其貿易視野，上海如此優越的條件，自然成為外商的投資首選之地。
雖然早在條約簽訂前，上海就被英國政府全權公使兼對華商務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視為貿易前景不可限量的地區，但清政府卻從來沒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當廣州作為中國最大口岸時，上海還遠未受重視。
1832年，東印度公司職員林賽、傳教士郭士臘來到上海，發現7天內竟有400艘100~400噸的商船經吳淞口進入上海港。商船多數來自天津及東北各地，來自福建、廣州、台灣地區、東印度群島、越南、泰國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艘。碼頭上貨物上下卸裝，晝夜不絕。他們回去後即大力宣揚，上海是僅次於廣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0年6月28日，21歲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咆哮著下令向中國開戰，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的1842年，上海城區人口數量才23萬，是全國第十二大城市。鴉片戰爭前夕，上海港每年的吞吐量，據《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記載，接近200萬噸。當時，往來於上海至長江各口岸之間的船隻約有5300~5400艘，年貨運量約45萬噸，約佔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1843年11月4日，作為《南京條約》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正式開埠。開埠當年年底，25名英國人在上海租界登記。這是一個恥辱的時刻，也是上海沐浴國際化的開始。
1861年1月，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分設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其中，五口通商大臣就成為辦理東南沿海及長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務的欽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初設於1842年10月，它原由兩廣總督兼任，又稱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雖然五口通商大臣列於總理衙門之下，實際兩者並無直接隸屬關係，只是所辦事項要按例由總理衙門承轉。
從此，五口通商大臣的駐所也由廣州移設上海，由駐守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兼任。當年，廣州十三行商是外國同中國高級官員交往的唯一溝通渠道。此時，五口通商大臣籌辦一切通商交涉事宜，由兩江總督例行兼任，這是繼十三行商之後清政府試圖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產物。兩次鴉片戰爭都發生在廣東，鴉片戰爭中廣州人與英國入侵者結下的仇視情結又不能一時解開。在廣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況下，來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日益把上海視為他們與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
第三次商人大遷徙
五口通商大臣駐所的遷移，是由上海代替廣州、蘇杭而執清朝經濟牛耳地位決定的，也是中國在20世紀以前最大規模的一次商人大遷徙的結果。
中國商人的大遷徙在中國商幫史上發生過多次，第一次大規模遷徙發生在鹽業政策由明初的開中制轉變為1492年的葉淇變法之時，徽商、山陝商人舉家遷往兩淮鹽區的揚州，成就了揚州曾經的奢華。
第二次大規模遷徙發生在18世紀中期。在北方，以1727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為標誌，恰克圖成為以晉商為主體的商人趨之若鶩之地；在南方，1757年廣州取得事實上的一口通商海上貿易地位，福建、徽州商人大批南遷到廣州，十三行商人成為與晉商、徽商並駕齊驅的三大商幫之一。
第三次大規模遷徙則發生在1843年11月上海開埠時，廣東香山買辦、福建商人、浙江寧波及湖州商人群湧北上，江蘇商人南下，徽州商人東進，諸多商人齊匯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繹了中國商幫史上最為壯觀的一幕，更為多元化的商人群體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國經濟的中心地位。
1842年前，與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的洋行雖然數量較多，但仍然控制在居壟斷地位的大洋行手裡，如怡和、寶順、旗昌洋行。
伴隨著五口通商，廣州十三行也終結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貿壟斷權。梁小民在《夾縫中的粵商》一文中用一項不完全統計說，當時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產，由於受鴉片戰爭的牽連，被抄家發往邊疆充軍者有1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