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昇昌的百年發展史上，沒有發生過一次票單被誤領的現象，這其中，認票不認人的制度管理和嚴密的防偽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後者，極為保密，構成了這一行業的先期門檻。例如，日昇昌的票號，有一個「昌」字的水印。寫銀票的筆跡以及字的拐彎處都可能內藏玄機，橫與豎、撇和捺都有暗記。在銀票的某個角落，扎一個針眼，也是秘密。而像毛鴻翽這樣熟悉票號的人才，在當時的晉商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當時，山西侯氏家族的富三代侯培余，正在思忖著家族生意轉型的事情。一日，他正在家裡喝悶酒，忽然手下興沖沖地喊道：「天降大喜了！」侯培余問何喜，當聽到是毛鴻翽被辭退時，他喜出望外，立即預備厚禮，登門拜訪。
當祁縣喬貴發、太谷曹三喜還在為生計發愁時，侯培余的父親侯興域已經是百萬富翁了。奠定侯氏家業根基的是侯培余的爺爺侯萬瞻。侯萬瞻是一位綢布商，早年去蘇杭，南販北賣，家道日隆。在山西現在可知的著名外貿商人或票號商人中，有這種家境的並不多見。
榆次常氏家族的常萬達是富二代，他與侯興域是同一時代的人。當山西商人還在有滋有味地經營著綢布生意時，常萬達已率先將經營方向由布轉到了茶，但侯興域則把生意重點由布轉到了鹽業生產。在侯興域看來，鹽業比綢布雜貨利潤大，所以就收縮了綢布雜貨生意，轉而讓六個孩子經營河東池鹽。侯興域娶有兩房妻子，與祁縣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一樣生有六子。
從1649年以來，河東鹽業推行「畦歸商種」新政，標誌著政府從鹽業生產領域退出。一時晉商蜂擁入鹽業生產領域。僅1680年，經營河東池鹽的晉商就達513名。侯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鹽業生產領域的，但鹽業生產領域陋規浮費，名目繁多，商人不堪負重，侯家又見機從鹽業退出，再次將經營方向轉向了原來的領域。
這次轉型失敗後，侯家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舉動，那就是將侯家的投資重點由家鄉介休轉移到了平遙，這個看似不經意的轉移成全了侯家後來的成功轉型，不然侯余培也不可能在第一時間知道平遙李氏家族兩個掌櫃鬧矛盾之事。侯家在介休張蘭鎮開設了義順恆、中義永等字號，但在平遙開設了更多的字號，像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新泰義等，領域涉及綢緞、布料、茶莊和錢鋪。
當時票號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侯余培感到這是一個難逢的機會，就對毛鴻翽開出了種種優惠的條件，以期讓他為自己的家族效勞。第一，他給毛鴻翽在蔚泰厚、新泰厚兩個店舖各頂一份人力股；第二，日昇昌不允許掌櫃的人力股身後被繼承，侯家則對毛鴻翽開了先河；第三，日昇昌不允許掌櫃後人用現銀入股，但侯氏家族又對毛家開了先例。這三點是連雷履泰在日昇昌都沒有享受到的待遇，可見侯家對這一機會的重視和把握，可以說，他們是志在必得，容不得有任何紕漏。侯家一不小心開了中國商幫史上從未有過的人事激勵的先河，與之相應的，侯家也開創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趕超傳奇。
人力股是山西票號最為人稱道的創舉，這一制度設計，是對票號職業經理人的極大激勵。很多票號大掌櫃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地效力於所在的東家，甚至累死在掌櫃崗位上，人力股的存在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山西票號商人與其他諸多商幫商人不同的一點。
票號的股本有兩種，銀股和身股。銀股是東家拿出的錢，身股是員工的人力資本入股。票號裡的頂身股有多有少，在光緒三十二年協成乾票號有工資的職工中，33%有頂身股。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量是銀股的120%，這一年，郝荃、高鈺、呂永和三人的身股，達到了每人一股。對於身股在當時意味著什麼，范衛峰曾撰文寫道：
當時票號的一股，在財富上不同於現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銀股總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紅是2萬兩。2萬兩是什麼概念？清朝一個親王，每年的俸銀是1萬兩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兩銀子。由於工資低開銷大，清朝公務員屢次以養廉銀的形式加薪，一個總督的養廉銀，達到了13000~20000兩之多，巡撫的有10000~15000兩，知府的是幾千兩，都還趕不上大德通掌櫃的分紅。
因為這種方式被掃地出門，毛鴻翽也嚥不下這口氣。毛鴻翽對侯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正想出口惡氣以雪恥辱，便一口答應下來，發誓與日昇昌票號一決雌雄，於是，就在日昇昌票號對面，侯家的票號很快就開了起來。
說來也怪，毛鴻翽和雷履泰這對冤家都活到了79歲，並且他們的東家都是在宋元時由陝西遷入的。李家是平遙首富，侯氏也不是一般家族。清人徐珂曾對山西商人進行過一次財富排名，其在《清稗類鈔》中稱，山西侯氏有資產七八百萬兩白銀，僅次於另一個山西人亢氏。侯培余的父親在60歲那年，將家產分給六個兒子，並將家業交給了主張把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的侯培余主持。
侯培余本是一介書生，曾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為人處世精明練達，頗具才幹。侯家的生意一經他的掌管便如魚得水，財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廣招賢能，銳意改革，頗具大家風範。
離開日昇昌的同年，毛鴻翽將蔚泰厚綢緞店舖改換招牌為蔚泰厚票號，這是平遙城內繼日昇昌之後的第二家票號，打破了日昇昌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原日昇昌的業務骨幹郝名揚、閻久安也被毛鴻翽挖到自己門下，並帶走了一批客戶。在五聯號成立之初，雖說號稱五家票號，實際資本僅有30餘萬兩白銀，與日昇昌票號持平。中期增加到65萬兩白銀，後期近140萬兩白銀。
對於毛鴻翽的挖人舉動，雷履泰恨得直咬牙，寫信給日昇昌各地分號，譏諷跳槽的是無名小卒、牆頭草。當時，雷履泰已過「知天命」之年，但壯志凌雲，豪氣不減，他常把自己和晏子、范蠡相比，並在日昇昌前院二街門門樓子上刻上「我學鸚」、「棲鸝處」門額，以此自勉。
為保持日昇昌在各地市場上「獨居奇」的地位，雷履泰常常放款減息，少收匯費，與蔚泰厚爭攬顧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號苦不堪言。1844年6月，蔚泰厚蘇州分號向其京師分號訴苦道：「蘇地錢店以及為士人學子捐納功名等生意，由於日昇昌攬做，咱號概不能做分文。」所謂代辦捐項，是指替買官者代付、匯兌款項。有些官員有前途但沒有資金走動，票號等一些經營兌付生意的山西商人就介入了這塊蛋糕。
蔚泰厚票號大約是在1835年開始代辦此項業務的。雷履泰以賠錢的代價，擠得蔚泰厚大有在蘇州待不下去的感覺，但後來蔚泰厚蘇州分號卻經營得有聲有色。衛聚賢在《山西票號史》中曾記載蔚泰厚票號：「咱號各處捐項，蘇州局第一，常德局第二。」蔚泰厚蘇州分號，1847年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共承匯各地銀兩211793兩，同時收到各地匯款314192兩。
毛鴻翽是一位好鬥之人。雷履泰在哪裡開分號，他也隨即在哪裡開號，並在京津漢口等地，一再讓雷履泰丟城失地。在中國最早的兩家票號的爭鬥過程中，蘇州曾是雙方爭鬥最為白熱化的市場之一。蔚泰厚最興旺時，在全國設有33家分號。1844年9月，蔚泰厚北京分號就受張家口5家商號的委託，在漢口、山西太谷、徐溝、交城等地，於當年臘月代收24979.66兩貨款，來年2月匯往蘇州，蔚泰厚每千兩收取他們匯費7兩。
從日後的競爭來看，日昇昌的業務重心多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城市和南方，與很多山西本土票號一樣，蔚泰厚似乎有意迴避日昇昌的重點區域，所以，其東北和西南區域的分莊業績較為突出。在經濟衰敗階段，經濟發達地區首當其衝受到影響，日昇昌也因此被拖累，所以也有「日昇昌倒在南方」之說。隨著日昇昌與蔚泰厚競爭的加劇，雷履泰、毛鴻翽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死對頭，以至於毛鴻翽給他的孫子起名為毛履泰。
侯培余不久後去世，他的兒子侯蔭昌接管了家族生意，並索性把蔚字號下屬的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天成享統統改為票號，交由毛鴻翽掌管。侯家與其他人合資的蔚長厚布莊也在毛鴻翽的敦促下改成票號，毛鴻翽也入了股份，至此，侯家形成了六聯號經營的格局，各票號「八仙過海，各展神通」。譬如，蔚豐厚票號與官吏來往甚密，其中尤以京師、西南、西北地區各分號為最，主要與戶部尚書趙爾巽、川北道觀察張麟閣、甘肅藩台毛慶蕃、四川總督劉秉璋、北洋大臣袁世凱、寧夏馬福祥和馬福壽兄弟等經常交往，攬做大宗官司款匯兌業務，使蔚豐厚獲益匪淺。
蔚豐厚票號中，不乏幹練有識之士。其中，票號改革家李宏齡、傑出票號管理人才郝登鰲和郝登五等均久負盛名。儘管後來日昇昌東家李氏又開了日新中、日昇通、日昇達等票號，「蔚」字六聯號還是成為日昇昌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並有後來居上之勢。
毛鴻翽在侯家「蔚」字六聯號票號擔任總管39年，為侯家掙了幾百萬兩白銀。在毛鴻翽時代，毛家前後購置了數百頃土地，還購置了山林六七處，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僅地租就可收入4000餘石糧食。期間，毛鴻翽及其後人還創辦了糧行、布莊、綢莊和煙店，與人合資了票號，毛鴻翽及其後代成了山西票號業職業經理人中的另類。
讓人感慨的是，侯家和毛家後代的下場都很慘。辛亥革命後，在經濟來源斷絕之時，侯氏後輩不僅仍養尊處優，還吸食鴉片，家產從動產到不動產都被變賣，以至於到侯崇基一代，侯家連一日三餐都成問題，而毛履泰之兒孫也大都染鴉片癮，不務正業，變賣家產，甚至窮到衣不蔽體，食不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