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溪事件」後，到達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數驟減。1741~1750年，平均每年從中國到達巴達維亞的中國商船數量下降到10.9艘；在1771~1780年，更是下降到年均5.1艘。1741~175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平均每年從廣州直接購買的茶葉價值為249702荷蘭盾，約是1740年「紅溪事件」前的兩倍，而由中國海商運到巴達維亞的則只有16247荷蘭盾，只有「紅溪事件」前的11%。也就是說，在「紅溪事件」後的第一個10年裡，僅茶葉貿易這一項，荷蘭人就從中國海商手中拿走了中國海商原來市場份額的89%。
而在清政府內部，乾隆聽到「紅溪事件」發生，倒覺得荷蘭人幫了他的忙。他說：「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所以荷蘭人與當時中國的貿易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早在173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理事會」就決定，由巴達維亞當局統一經營對華貿易。每年從巴達維亞向中國派遣一艘公司的船，在廣州貿易結束後，直接返回荷蘭。第二年，再從荷蘭出發，每艘船載有300000盾，其他裝載歐洲貨物。它們不再直抵廣州，而是先行駛往巴達維亞，將歐洲貨物卸下，代之以印度尼西亞當地出產的錫、胡椒、蘇木及其他熱帶產品。然後再駛往廣州，用銷售這些貨物的所得，購置茶葉等貨。以前由中國帆船商人承擔的「閩廣—巴達維亞」貿易，逐漸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取代，中國海商逐漸被排擠出印度洋和中國南海貿易圈。
慢慢地，除有限的朝貢貿易外，唯一能體現中國與朝貢國走動的就是中國私人海外僑民在海外辛苦的勞作、智慧和創造的財富。清政府甚至禁止大清子民前往南洋貿易，中國的海外民間貿易結點在沒有國家庇佑的現狀中，最終一個個脫落而只赤裸裸地剩下朝貢體系一張皮，這是一張毫無生機且功能機理下降而不能應時而變的皮。
在相當長時間內，清政府不准子民到南洋貿易，其海商的最高發展水淮已經難及明朝海商之項背。葉顯恩在《世界商業擴張時代的廣州貿易（1750~1840）》一文中轉述美國學者范達克博士以1763年為例所做的估算，廣州帆船所承擔的廣州對外貿易貨運量占總量的30%，約略與英國的貨運量相等，餘下的40%由各國來廣州的貨船分擔，但廣州帆船的貨倉往往為外商租用。
更重要的是，不復武裝的海商以及絕對沒有武裝的十三行商人，已經不可能再有與國家力量結合的可能，即便19世紀初東南沿海因鴉片貿易而有海盜出現，但這時的海盜力量已經遠不可與明末清初相提並論。
被肢解的「金剛」
西方建立了一個新的貿易體系，取代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體系，並在英美散商群起之後得以實現。
1783年前後，英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丟了美國的同時，卻鞏固了其在印度的政治經貿地位。依托印度這一牢固的大後方，英國用鴉片敲開了中國向來貿易順差的「銅牆鐵壁」，並順勢向中國原有的朝貢貿易體系滲透。這時的英、美等國已經遠非先前的葡萄牙、西班牙。以港腳商人為標誌的自由貿易商人的出現，代表了一種不同於東印度公司和十三行的新的貿易勢力。
1786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這樣一條法令：東印度公司的「監理委員會」，對於航行在中國的、領有執照的港腳商人有充分的管轄權力。英國企圖用政治力量對散商強加限制，但是，這種硬性規定阻擋不了代表自由資本主義勢力的散商的貿易活動。
178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勒令亨利·柯克斯於第二年春天離開中國。同年，他的兩個合作夥伴約翰·裡德和丹尼爾·比爾，分別以擔任奧地利和普魯士派駐廣州的相關職務的方式，設法留在了中國。這種方式讓他們可以不受東印度公司的管束而留在廣州。
廣州十三行的廢廢設設似乎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呼應，當十三行公行在1782年再度設立，並且進一步體現了政府的強制意圖時，中國散商已經沒有了出頭之日。到18世紀末，不過20年的時間，廣州的英美代理行號已達24家以上，它們直接走到中國的南大門，切斷了中國外貿商人走出國門的最後可能。
當連龐大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都被這些機動的新興力量推向末路時，廣州十三行遂成為港腳商人吞噬的下一個目標。原來不起眼的散商，扮演了瓦解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十三行這類龐大「金剛」的終結者角色。
早已經沒有了海上張力而萎縮在廣州十三行街區的行商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群滿眼泛著綠光的食人蟻，啃食自己愈發老朽的軀體，直到自己乾癟得只剩空殼。這時，破產成為行商最殘酷、普遍而無助的結果。而那些適時與散商糅合為一體的商人，最終逃過了這一劫，譬如伍氏家族和吳健彰。
儘管此後為外商所認同的伍秉鑒及他的兒子伍崇曜參與了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國的多次談判，但這時他們的身份已經被利用殆盡。在獲得了軍事勝利的英國領事看來，伍家的角色充其量是一隻左右搖擺的狗。
如果以1644年清軍入關和1640年英國爆發內戰開闢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新時代作為兩個國家分水嶺的話，那麼到1800年前後，另一個分水嶺日漸顯現，那就是清政府乃至十三行商對公行、保商等制度的僵化堅守，一如既往地逆著新興的商業自由趨勢而行，從而與整個世界的潮流脫節。西方的商業精神不斷調適著西方國家的意志，但這種情形在1800年前後的中國並沒有發生過。
沒有的倚重，沒有的余留
在鴉片戰爭之前，藩務由禮部執掌，它們在本質上反映了一種禮儀關係。俄國和邊疆事務由理藩院管轄，與西洋海國的貿易則委派給駐守廣州的總督辦理。總督通過戶部粵海關監督和行商「駕馭」那些外夷。清政府將十三行行商作為「以商制夷」的手段，除限制外商在廣州的活動範圍外，還將與外商交涉等諸多外交事務全部推到行商頭上。換句話說，清朝的官僚們放棄了開眼看世界的機會，或者說他們是通過廣州口岸的海關官員來審視正在變化的世界，但當賄賂降低了這種看世界的真切度和清晰度時，海關官員這個被安插在中國南疆的眼睛便被蒙蔽了。
如果說魏源、林則徐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輩，不如說中國的行商們——這些風雨幾十年與外商打交道的中國人才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個群體。十三行造就了中國最早的兼涉商務與外交的洋務活動者。《與全球化經濟接軌的中國傑出商人潘振承》一文中提到，1772年，潘啟（即潘振承）成為中國人使用匯票的第一人。潘啟1780年捐建的「漱珠橋」、「環珠橋」，由外國人繪成板畫後，在1813年刊登於俄羅斯彼得堡某雜誌上。由潘啟、潘有度做獵頭，搜尋西方效力於中國清政府的專才不少於5批，其中包括精於天文、機械、醫學、繪畫、音樂等方面的人才。潘有度對外國客人常談論的拿破侖戰爭津津樂道，對英國在印度開疆拓土的時事也相當瞭解。
1815年，受邀到潘有度南墅家訪問的波士頓商人BayantParrott在日記裡這樣描述潘有度：「雖然舉止十分威嚴，但與聰明的外國人在一起時則和藹可親。他愛探詢有關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事情。與他的大多數同胞不同，他坦誠而自在地談論宗教等問題。」1819年，潘有度被美國麻省工學會吸收為會員，這個榮譽頭銜是美國人對潘有度求知精神的肯定，而伍秉鑒在美國投資鐵路、股票及保險業，與印度港腳商人和歐洲都有比較廣泛的接觸，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不能說不熟悉。
當有些東西需要付諸查禁乃至需要上升到武力來解決時，最熟悉外情的行商們本來是政府最應該倚重和拉攏的一個群體，卻被政府逼到了問題的對立面。儘管他們可能參與了十惡不赦的鴉片走私貿易，但從明清政府曾經假手王直及鄭芝龍等海盜商人的成功做法來看，行商們才最清楚如何作為才能更有成效。當然這時的行商已經與要查禁的對象有著深度的利益交結，形成了利益同盟，但在瓦解這一同盟方面，早期曾參與禁煙的廣州官員做得遠不到位。
在他們看來，查禁與馳禁之間，沒有留余。後來署理兩廣總督之職的鄧廷楨認為，如果馳禁，禁止民間吸食鴉片將成為不可能之事。他建議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窯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並點了9個鴉片洋商的姓名——查頓、英尼斯、顛地等，這是把行商推向洋商的開始。所以早年曾在蘇州禁煙的林則徐還沒有到任廣州之時，伍秉鑒第五子伍崇曜就已經將這一信息傳遞給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他的合作夥伴美國旗昌洋行。
林則徐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這位中正而雷厲風行的大員手腕凌厲：如果洋商不如期繳納鴉片，年邁的伍秉鑒和盧茂官兩位行商就要被處死。行商與禁煙官員的這種針鋒相對，無形中讓由行商居間傳遞信息的洋商在整個過程中對情報工作的掌控都比查禁官員對洋商的瞭解更為詳盡，這種不用離間而導致的縫隙，同時成為林則徐被調離的一層原因。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指出：
在戰爭的進行中，皇帝在抵抗與妥協、開戰與求和之間游移不定，對倫敦承擔海外利益義務的錯誤估計以及缺乏敵方的準確情報——所有這些都預示了失敗。林則徐深信，倫敦不會在鴉片貿易這樣邪惡墮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國商人，但他卻不理解，沒有這種非法交易，英國人就無法在不承受巨額逆差的狀況下進行正常貿易；他也不知道，擴張主義的維多利亞女王政府非常熱衷於維護它的海外利益。中國人對敵人一方的一些錯誤觀念令人瞠目：林則徐相信，英國人沒有茶葉和大黃就活不下去，且認為英國士兵的雙腿因打了繃帶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擊中他們的腳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則報稱這些夷人在夜裡視力極差……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與中國人對商業的鄙視態度是無法共存的。由工業革命產生的力量與通過變化獲得的進步思想，推動了西方向海外擴張，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這股潮流。不幸的是，滿清宮廷與中國的士大夫對這些事實一無所知，因此，中國與西方碰撞時便顯得極其痛苦。
明清朝貢貿易體系的崩潰
曾德昭於1636年返回歐洲，他在《大中國志》中不乏溢美之詞：
中國人溫良多禮，喜交談……所有集會上都把我們當做上賓，不為別的，只因我們是異邦人，因此他們稱我們是來自遠方國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時，他們從不拒絕借給我們所需求的東西，即使價值超過我們給他們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國人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明清時中國的謙遜和熱情好客，是一種俯瞰世界、唯我獨尊的傲慢，並夾雜著些許優越感，具有從容生活的平靜態度。這種傲慢，最典型地表現在臣民及異幫來人朝拜中國皇帝時要下跪。這種自稱天下宗主的角色與西方國家主權觀念的對立，以及中國朝貢及貿易體系與西方外交往來體制的不兼容，最終因為禁煙而通過戰爭的方式予以解決。作為這種傲慢的尾巴，即便1842年大清因戰敗而被迫割讓香港和開放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耆英仍表示，應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誠信來應付他們，所謂「與其爭虛名而無實效，不若略小節而就大謀」，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精神意淫。
韓毓海認為，廣州一直在亞洲體系中扮演著貿易核心和中轉站的角色，廣州十三行即公行制度，一直是對大宗貿易進行組織、調節的機構。鴉片戰爭造成的廣州陷落，使得亞洲體系的貿易鏈條在廣州斷裂，曾經有效調節、組織亞洲市場的廣州公行制度，為不平等的條約制度所替代，環太平洋的亞洲商業貿易體系從此瓦解。
從1814年英（國）尼（泊爾）戰爭開始，在大約半個世紀內，英屬印度連連發動了對尼泊爾、緬甸、拉達克、不丹和錫金的戰爭，中國的藩屬國及附屬領地如多米諾骨牌般落入英國的掌握之中：1816年尼泊爾、1846年拉達克、1861年錫金、1865年不丹、1886年緬甸。1852年，暹羅曼谷王朝最後一次入貢中國，同年，英國發動第二次侵略戰爭，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中法戰爭後，安南落入法國人手中。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清政府被迫承認朝鮮「獨立」，中朝宗藩關係結束。至此，清政府的藩屬國喪失殆盡，朝貢體系徹底崩潰。中國原來由朝貢而搭建起來的貿易網絡，已經成為以英國為軸心的貿易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