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還在新疆巴裡坤、烏魯木齊，寧夏銀川（亦稱太汾會館），甘肅酒泉、張掖（時稱甘州）、永登（蘭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陝西西安，內蒙古多倫，天津，遼寧遼陽、鐵嶺、海城、朝陽、瀋陽，吉林省吉林，黑龍江寧安、五常縣拉林鎮，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吳橋、張家口、故城、任丘、蠡縣大百尺鎮、遷西縣三屯營，河南安陽水冶鎮、開封朱仙鎮、洛陽（潞澤會館），許昌禹州，山東泗水、曲阜、東平、菏澤、館陶、恩縣、東阿、濟南，安徽泗縣、六合、蕪湖、渦陽，江蘇徐州、蘇州、南京、鎮江、盛澤（大館圩和西腸圩兩處），浙江杭州，上海（一個山西會館，一個匯業公所），四川自貢，重慶等地建有山西會館。
可以看出，晉商較為強勢的區域在遼寧、河北、山東、河南，安徽與江蘇等區域勢力略次之。在商品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杭地區，康熙皇帝巡視後甚至感歎說：「今朕行歷吳越州郡，查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
不僅如此，山西商人還在湖南湘潭聯合陝豫魯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會館（1665年），但在合建會館中，山西商人與陝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鹽商中，陝西商人也是一支勁旅。它幾乎與山西商人一道受益於邊區的經濟和屯田政策。與晉商一樣，陝西商人的經營領域並不局限於鹽，其經營區域以涇陽、三原為中心，重點輻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區，又被稱為秦商或關陝商人。
黃河由北而南，將陝西和山西隔開。陝西的渭水由西向東在潼關匯入黃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匯入黃河。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兩地即有「秦晉之好」的故事流傳。到明朝，從山西的永寧、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別到達陝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過咸陽的水陸碼頭經渭水也可直達山西。山西的炭、鐵、棗、酒等被晉商「車推舟載，日販於秦」，而山西的平陽、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狹，糧食「向賴陝省商販」。
范金明在《明代地域商幫興起的社會背景》一文中指出，山西、陝西商人或就近買糧上納，或就地屯種糧食上納，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無論是邊地還是淮、浙地區的鹽商，均以山陝商人特別是陝西商人實力最為雄厚。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變法後，「山、陝富民多為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兩省商人逐漸以兩淮為中心，以揚州為基地，擴大經營範圍，向全國市場擴展，與徽商共分霸業，成為南北對峙的兩大鹽商集團。
被普遍認同的觀點是，陝商在兩淮鹽業貿易中比晉商更有優勢。這不是因為陝商掌握的資源更多，而是因為他們的商業興趣範圍較之晉商更為有限，所以，明朝後期，支配北方鹽業貿易的是陝商，而徽商則支配著南方的商業。用明朝謝肇淛的話說，陝商「財富勝於徽商」。
明朝著名科學家、《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1587~1661）也曾說過：「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陝商被排在三幫之首，應不是無中生有之事。在明清眾多陝西巨商中，渭南孝義鎮的趙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說《官場現形記》開頭就是從孝義鎮趙家的一個子孫中狀元寫起，以趙家為代表的陝商當時在全國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趙家在明朝初期利用食鹽開中政策，力農致富，家資數百萬，到了清朝則主要靠經商發財，一門九府，皆是富戶。趙家主要經營鹽業、布店、典當、茶莊、糧店等，在西安、咸陽等地店舖很多。當時渭南流傳著一句諺語說：「赤水的蚊子，孝義的銀子。」
陝商最盛之時是在清朝以後，在西北大學教授李剛看來，那時陝商向四川腹地進軍，在清初百餘年間幾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脈，並進而壟斷了四川井鹽生產資本總量的八成以上，隨後又把經營勢力擴張到雲貴各處。在北部漢蒙邊地上，陝西商人通過「布馬交易」把貿易觸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並逐漸成為「旗地經濟的實際掌握者」。依靠這一優勢地位，他們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貨貿易為特色的明清陝北經濟。
陝西商人的傳統強勢區域在西北和西南。他們在新疆建有陝西會館，在甘肅康縣與甘肅商人共建了陝甘會館。四川堪稱陝商的大後方。以鹽與茶搭台，陝商建有成都歷史上最早的會館（1663年建立，後為大火所燒）。康熙年間，外省商賈尚無力修建會館，陝西會館一度是成都城區唯一的會館。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間以後，外省會館才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會館和江西會館，1768年的貴州館街和湖廣會館。除此之外，陝西人還在四川安縣、敘永、雙流、綿竹、什邡、雅安、閬中、自貢等地建立了會館。
1376年明政府在陝西設置布政司，管轄陝、甘、寧、內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寧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將甘肅、西寧、寧夏從陝西省分出，由甘肅管理。此時的甘肅及同樣與山陝兩省毗鄰的河南，成為山陝商人聯手開拓的重點市場。湖北則是兩省商人共同擴大市場影響的另一區域。
作為兩省商人傳統友誼的象徵，山陝商人在不同的區域建造了很多山陝會館。從地圖上來看，兩省商人聯建的會館，總體呈現一個「術」字形。
一橫即是從西向東所涉及的區域，依次是：青海西寧，甘肅臨夏、古浪縣土門鎮和大靖鎮、蘭州山字石、皋蘭、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陝西監軍鎮，河南洛陽、開封，山東聊城。
由南向北沿線是一豎，分別是：山西臨汾浮山，河南新鄉輝縣、許昌八里橋、平頂山郟縣、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會館，1693年沙河北岸會館）、漯河舞陽北舞渡、南陽社旗、唐河、駐馬店泌陽和正陽，湖北隨州、孝感安陸、漢口（漢口山陝會館是規模最大的會館）、荊門鍾祥、宜昌當陽、沙市（今荊州）及荊州公安、江陵、石首，廣東廣州、佛山。
向左那一撇沿線是：河南洛陽伊川、洛寧縣老城街，南陽淅川縣紫荊關鎮、鄧州，湖北十堰市隕西、襄樊老河口光化，四川宜陽、灌縣（今都江堰市，後與湖廣等組成七省會館）、溫江、康定、西昌、會理，雲南省晉寧縣。向右那一捺是：安徽亳州、蕪湖，江蘇揚州，福建福州。那一點則是河北張家口陽原縣。
群商閃爍：百年商業家族
晚清以來，除了榮氏兄弟和一些老字號以外，中國家族企業傳承至今的屈指可數，但在山西外貿商人群體裡，整個家族從商超過百年者，比比皆是。
中國票號鼻祖「日昇昌」的創辦者平遙李氏家族，從顏料轉行票號算起，家業承沿超過110年。介休常氏家族事業，從乾隆（1736~1795）時期從事貿易發家算起，到清末民初已有200多年。電視劇《喬家大院》的原型喬氏家族，從乾隆初年（1376年）出外謀生，到1952年才結束全部產業；旅蒙第一大商號大盛魁從1700年開始，一直做到1929年；1736年，山西汾陽商人王庭榮在張家口設立了祥發永賬局，一直存續到民國初期，三者都傳承了200多年。
清朝百年商業家族的群現，絕非偶然。為什麼山西外貿商人百年商業家族如此之多？一句話，這得益於北部邊疆的安寧以及恰克圖的對外開放政策。
至清光緒年間，清政府在三座塔設置了朝陽縣。此時曹家生意經營範圍由豆腐、養豬、釀酒、雜貨發展到了典當、日用百貨等。極盛時，曹家的商號遍及東北、華北、西北及華中各大城市，並遠到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莫斯科，資本總額達到白銀1000萬兩，傳世24代，歷經300餘年。
太谷人王相卿和祁縣人史大學、張傑，這三位走西口的山西人，創造了中國貿易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跡——他們所成立的大盛魁商號成為清朝山西人開辦的對蒙貿易的最大商號，極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2萬頭。到清嘉慶初年（1796年），大盛魁已發展成為稱雄塞外蒙古市場的壟斷性大商號。清同治到光緒初年，大盛魁到達極盛，積累了2000萬兩銀子，每年貿易金額達900萬~1000萬兩銀子。1690~1696年，清軍三次征討葛爾丹，他們是跟隨三路大軍中的西路軍西行北上的。
由於要深入漠北不毛之地作戰，糧食等軍需供應是一大問題，清政府就准允商人隨軍貿易。王相卿等三人就是隨軍貿易中的三個肩挑小販。王相卿善於統籌管理，史大學精於算計，張傑則是馬賊出身，敢說敢做，三人搭檔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團隊。清兵擊潰葛爾丹後，主力部隊移駐大青山，三人便在殺虎口開了個商號「吉盛堂」。
王相卿和另兩個年輕人一起，用扁擔挑著貨物到各個軍隊的帳篷裡出售。一開始，商品包括煙草、食品和茶葉，但是生意並不是很景氣，與喬貴發（喬氏家族創始人）早先一樣，兩個年輕人就回到了家鄉，只有王相卿在堅守。王相卿從蒙古人那裡購買牲口和肉，在熟悉遊牧民族的社交習慣的同時，也逐漸學會了蒙古語，這成為日後他在大草原上做成生意的先決條件。
戰爭結束後，原來充做漢蒙交易市場的馬市因為江山的一統和安定而沒有了存在的必要。費揚古的部隊駐紮在漠西蒙古的烏里雅蘇臺，這個地方成為蒙古的滿洲軍隊的前營，後營則在科布多。之後，有關王相卿跟著清軍來到烏里雅蘇臺發跡的故事充滿了傳奇色彩。
據說一個蒙古王公的女兒生了重病，瀕臨死亡。王相卿給她服用了一帖珍貴中藥「龜靈集」，這是一種源自山西的珍稀秘方，救了這位小姐一命。為了報答救命之恩，這位蒙古王公把他的女兒嫁給了王相卿的第三個兒子，王相卿的商業貿易網絡隨之便無限量地發展起來，儘管康熙（1662~1722）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人制定了嚴格的貿易禁令，譬如，旅蒙商人赴蒙貿易必須向主管蒙古事務的理藩院或歸化城將軍、察哈爾都統、多倫同知衙門批准，領取部票（亦稱龍票），才可去指定的蒙旗進行貿易。部票上要寫上商人的姓名，經營商品的名稱、數量，經商地點，起訖時間等，但有著隨軍貿易和蒙古王公貴族背景的王相卿，還是拿到了在蒙古各處通關的執照，同時包攬了蒙古的皮貨貿易。
最盛時，大盛魁在浙閩山地購買了數百畝茶場，包辦了茶葉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購置桑園千頃，並設立了收購絲綢的機構，在緊缺時，將南方的貨物盡力收購併壟斷在手，然後通過水陸兩路運至北京。張家口的大盛魁成為南貨最大的集中地，然後從俄蒙商人那裡換回毛皮、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藥材、黃金、白銀等。
從創業之初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關門歇業，大盛魁綿延近300年，經商足跡遍及中國各省及俄羅斯和中亞諸國，雄踞塞外而傲視天下。
20世紀60年代初期，時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的烏蘭夫親自出面，組織內蒙古政協開始組織編寫大盛魁史料。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前，大盛魁還曾經是秘密的中國國際地下交通點。
不僅晉商中存在百年商業家族，徽州鹽商江氏家族，三代傳承擔任總商，也持續了114年。廣州十三行潘家，兩代傳承也超過百年，但它是十三行中唯一一家超過百年的商業家族。當然，最為顯眼的百家商業傳承家族就是山西外貿商人。
為什麼其他區域商人沒有像晉商這樣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有三：一是兩准鹽業政策的腐敗及持續時間不及恰克圖的開放時間長，讓當時的徽州鹽商難以與山西外貿商人相提並論；二是海路對外開放時間的略微偏後及其被鴉片戰爭過早所打亂，又讓中國海上外貿家族命運多舛；三是山西商人開創了票號時代，順理成章地完成了從外貿商人到票號商人的過渡，順應歷史發展，從而延續了商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