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耿昇看來，鄭和船隊所從事的是國家的統制貿易，永樂開創的不是一個貿易時代，而是一個對外交和貿易嚴加控制的時代。鄭和遠航之後，世界的未來便取決於海洋，當西方國家正準備衝向全球的時候，中國卻在自我退縮。中國皇帝自願地使其顯赫的海軍失去輝煌，大明王朝那先進的技術和工藝，被封存進歷史暗道中，永遠停滯。
由於缺乏持續性和傳承性，鄭和的英雄史詩已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在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明朝的海外貿易進入海盜群起的無政府狀態。明清時期相當長時間的海禁政策，讓中國海商一直處於非法非主流的邊緣商人角色。明朝輿論控制的民間化和文官集團的親商化，又讓明政府對於禁海的態度較為分明，由此釀成了一批主戰派官員的悲慘人生。
葡西商人闖入與爭貢事件
1433年鄭和航海活動中止後，馬六甲繼續興旺昌盛，古吉拉特商人越來越多地來到馬六甲。作為東南亞和東亞貿易中心，馬六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場，其中大部分香料銷往中國。
除了海盜商人，葡西商人也試圖擠進明朝的朝貢貿易圈。1143年葡萄牙從阿拉伯人領土上獨立出來，13~14世紀，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波爾圖的商人壟斷了從直布羅陀海峽至北海的香料貿易，但這是整個香料貿易鏈的最末端，葡西商人尚沒有勢力與控制前端地中海貿易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相抗衡。
馬可·波羅所處的時代（1254~1324）是威尼斯商人由盛轉衰的時代。他出身於是威尼斯商人家庭，父親和叔叔在元朝曾通過中國古代「絲綢之路」到中國見過中國皇帝。馬可·波羅在獄中的口述史《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廣為流傳，激發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狂熱嚮往。當威尼斯商人日漸式微時，葡萄牙人接過了歐洲人對東方狂熱的接力棒。
隨著蒙古帝國的崩潰，伊斯蘭國家和蒙古各部封鎖了從歐洲由陸路通往中國的道路。1390年，埃及馬木路克王朝建立，開羅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中心。
馬木路克王朝扼紅海之口，壟斷香料貿易，阻斷了歐亞商人從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後所形成的「絲綢之路」，於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對打通亞洲新線路，包括海上香料貿易航線的態度更加積極。
1396年，西班牙人入侵東歐，到16世紀初，他們先後打敗伊朗沙法維王朝、埃及馬木路克王朝，佔領敘利亞、巴勒斯坦（1516年）和埃及（1517年）等阿拉伯地區，成為地跨亞歐非三洲的世界大帝國。
1509年，葡萄牙人在環大西洋航行一圈後進入了印度洋，擊潰阿拉伯艦隊，確立了在印度洋上的歷史地位。同年，葡萄牙的船隊駛抵馬六甲，並與當地經商華人展開交往。
華人運往馬六甲的主要貨物為麝香、絲綢、樟腦、大黃等，以換取胡椒和丁香。葡萄牙人千方百計向華人打探中國的情況，但因艦隊已在馬六甲逗留數月，無法補充給養而撤退。
1510年，葡萄牙人強佔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二年攻陷馬六甲，此舉等於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也意味著明朝的朝貢貿易圈被葡萄牙撕開了一道口子。就這樣，在時間的流逝中，歐洲早期殖民者的商業擴張一步步蠶食和肢解了大明王朝織就的朝貢貿易體系，同時將這種體系嫁接到了更為廣闊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葡萄牙人托梅·皮裡在其《東方諸國記》中寫道：「如果它們要十分富裕繁榮的話，那麼，馬六甲沒有坎貝（位於印度西部）就不行，同樣，坎貝沒有了馬六甲也不行。」
儘管此時坎貝與馬六甲的經貿關係更為親暱，但馬六甲王國還是派使節向明朝皇帝控訴了葡萄牙人的入侵。1520年，當托梅·皮裡以葡萄牙大使和葡屬馬六甲總督大使的身份從廣州前往北京時，明朝御史義正詞嚴，要求其歸還馬六甲王國領土，否則將驅逐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托梅·皮裡不僅沒有見到明朝皇帝，還被禮部下層官員一頓訓斥，悻悻而歸。
1523年，明朝發生了兩起頗有意味的事件：一是發生在浙江寧波的「爭貢事件」，二是發生在廣東新會（東莞）的「西草灣之戰」。
1511年佔據馬六甲之後，葡萄牙人一直想在中國近海找到另一個落腳點以開展貿易，「西草灣之戰」就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結果，葡萄牙人對廣東新會的入侵被中國水師擊敗，托梅·皮裡被俘，這是中國與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發生的第一次武裝衝突。
所謂「爭貢事件」，是說兩個日本貿易使團爭相來華朝貢，後來一方暗中行賄太監賴恩，得以先進港驗貨。在歡慶貿易團宴會上，雙方因先來後到和席位安排而激起武鬥。這兩大使團在日本國內就分屬互相敵對的兩派，結果先來一方將後來一方的正使殺死，後來一方的副使、寧波人宋素卿逃走。
先來一方縱火焚燬了嘉賓堂和宋素卿所乘之船，並追殺宋至紹興城下，在折回寧波時，又沿途殺掠，然後奪船逃走，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捏率軍追趕，不幸戰死。
在此事件中，先來一方來使先後扮演了外交使者、商人和海盜的角色。朱元璋曾定下祖制，日本朝貢以10年為期，每次200人和兩艘船。儘管日本使團多次交涉，明政府也沒有鬆口。在「爭貢事件」發生時，明政府廢除與日本的勘合貿易已達17年，此時正值日本戰國時代（1467~1566），部分大名、土豪、寺院乃至部分失去藩主的日本浪人，實際不為將軍和天皇控制，之後流落為倭寇。
這一南一北兩個事件，成為明朝對外貿易轉向的標誌性事件。1523年，給事中夏言上奏「倭患起於市舶」，另一給事中張沖也有類似建言，這直接導致1523年浙江、福建兩地的市舶司被停罷，只留廣州的市舶司到1566年。
當時浙江的市舶司負責管理對日貿易，如此一來，官方對日貿易停滯，但處於地下狀態的中日民間貿易，由於中外官商的勾結而更趨活躍，也變得更為糾結。對此，柏楊在其《中國歷史年表》中有如下表述：
凡日本貨至，皆委託商家，商家負其債，故不付，多者至數萬金，少者亦數千，索急則避去。日商無奈，轉委託貴官家，而貴官之奸，尤甚於商。日人於近島坐索欠債，日久不得，乏食，乃出沒抄掠，貴官誣之為「倭寇」，命官府發兵驅之，復先洩於日商以示惠。他日貨至，又復如此，日商大憤，乃據近島不去，海民及衣冠之士多與之通。
1524年，托梅·皮裡被明政府處死，標誌著葡萄牙人想在廣州海域尋找的努力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與明政府正面交鋒受挫後，葡萄牙人逐漸放棄了武力攻華之野心，並慢慢學會了與明政府打交道。
16世紀初，明政府規定，凡造兩桅以上帆船者處死。1525年，明政府命令海防官吏立即查處、拆毀所有這類船舶，並逮捕任何繼續使用這種船隻的海員。到1551年，在內外勾結海盜猖獗之時，任何乘一桅以上船出海者，都會被視為間諜，但對於擺脫了大西洋羈絆而進入印度洋、進而闖入這個體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來說，明政府的鉗制之力逐漸變成了強弩之末。
雙嶼結盜
「西草灣之戰」後，葡萄牙人銷聲匿跡於廣海，卻出現在了當時隸屬於浙江寧波的雙嶼島。
舟山群島位於對日實行朝貢貿易的寧波港外圍，由千餘島嶼組成，島與島之間的海灣錯綜複雜。雙嶼位於舟山群島東南百里，懸居海洋之中，為倭夷貢寇必經之路，扼南北航線和中日航線之要衝，是海洋天險。
最初，雙嶼不過是中外私商的一個季節性貿易場所，他們每歲夏季而來，望春而去。在1524年前，這裡還是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地方，但之後，海盜、倭寇、殖民者攪和在一起，讓這裡不再平靜。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東亞和東南亞撕開朝貢體系的裂口，與明朝走私商人的外部推動也不無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葡萄牙人通過明朝走私貿易網絡，完善和延展了他們日後所需要的網絡。對此，葡萄牙人加斯帕爾·達·克路士在《中國志》中曾這樣敘述：
因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國，而不得不居住在馬六甲、大泥（今北大年）等南洋群島的海外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互相勾結，私下和中國進行走私貿易，最終造成了在廣東進行貿易的葡萄牙人也失去了做合法貿易的資格。為了能將貿易繼續下去，進行走私貿易的海外中國人又將葡萄牙人帶到了他們的親戚朋友所居住的雙嶼島。
當時浙閩海上通番之人，多從寧波雙嶼出洋到日本，從漳州月港出海到南洋。1517年，葡萄牙人來到漳州互市。較早來雙嶼從事走私貿易的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他們所坐的海上商船，被寧波人稱為「漳船」，漳船進入寧波海域的時間大概也在這前後。
1526年，從監獄中逃出的福建人鄧獠下海經商，鼓動葡萄牙商人來到雙嶼港，與寧波商人盧黃四等私下開展交易，這成為葡萄牙商人到寧波經商的開始。
久而久之，葡萄牙商人就在雙嶼定居下來。翁佳音在《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中認為，浙海私商自鄧獠誘使葡萄牙人到寧波進行朝貢體制外的走私貿易揭開序幕。據日本小葉田淳的研究，到1541年，漳州海面商船往來不絕，留居漳州的葡萄牙商人達500多人。
舟山群島走私貿易的發達，是以漳州龍溪地方為主的福建人所帶動的，其他各股福建海盜也是這樣，譬如1548年的漳州海寇阮其實，1562年賊首洪獠、林獠、郭獠、魏獠等。
參加沿海走私貿易的寧波人主要是鹽場的「灶丁」。灶丁生活在沿海地區，他們負責採辦漁課，可以借採辦之名，私下製造大船下海，幫雙嶼港走私分子搞物資運輸，有的則直接參與交易。到了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貿易公開化。寧波人萬表在《海寇議》中稱：「十數年來，富商大賈，牟利交通，番船滿海間。」
海商勢起並非一朝一夕，用明朝范表《玩鹿亭稿》中的話說，原來浙東海上無寇，「漁民也遵紀守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後來冒出一兩個膽大的海商，在福建、廣東的近海幹起了海上漁鹽的買賣。他們賄求地方官或托鄉官說關，得以以小船早晚進貨，「祖宗之法尚未破」，到嘉靖時，這些人勾引番船，海上寇盜紛紛而來。
1541年之前，是海上私人貿易自由發展的階段。起初，大多數海商自買自賣，承攬貨物，尚未成群，後由於強弱相凌的競爭，慢慢形成了「或五隻，或十隻，或十數隻，成群分黨，紛泊各港」的海上貿易集團。他們不但僱用本地的舵工、水手，又「哄帶」日本貧窮的倭奴，「借其強悍以為護翼」，有的還與富實倭奴合夥做買賣，行跡遍佈日本、暹羅、南洋等地，又兼在沿海伺機劫掠。
1538年，福建海商金子老以番舶主身份（相當於現代的國際航運公司的大老闆），「據寧波之雙嶼」，這裡才漸成氣候。金子老招來了李光頭和徽州人許棟、王直等人共同經營雙嶼，並相繼引來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雙嶼才逐步發展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海上貿易中心和中外私商、海寇最大的據點。所以，德國學者弗蘭克對明朝自鄭和下西洋之後實行「閉關鎖國」的看法表示質疑，「東南的海上貿易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非法貿易很快就與『日本人』（其實更多的是中國人）的海盜活動交織在一起，發展得十分興旺，其交易量遠遠超過官方的『納貢』貿易」。
當「番舶以禁嚴而不至」，而「私舶以禁馳而轉多」之時，政府控制的朝貢貿易慢慢讓位於海上私人走私貿易。之後，許氏兄弟、李光頭兩大海商集團逐漸形成，成為雙嶼港發展史上的轉折點。
1544年，王直與同鄉徐惟學、葉宗滿等人一同投靠在許棟門下。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力，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成年後，先與徐惟學等人販鹽，後和葉宗滿等人南下廣東，收帶硝黃、絲綿等違禁之物到達日本、暹羅等國，往來互市。1542年，他首航日本成功，並在次年為日本商人效力。在許氏集團內，他先由「管庫」而至「管哨」，逐漸成為手握軍權的實力派人物。
據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遠遊記》記載，1540年，葡萄牙人就在雙嶼和浯嶼建立了比較固定的「臨時居留地」，搭棚交易、存貨，並建有堡壘房屋，當時在雙嶼駐紮有1200多葡萄牙人，浯嶼則有500多人，直到1549年被逐出。除葡萄牙人、華人外，用《葡萄牙同明朝的早期關係》中的觀點，在雙嶼港居住的至少還有日本人（倭夷）、馬來人（彭亨人）、琉球人與暹羅人，甚至還有遠至東非、印度的黑鬼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