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安排
「沒有組織上給你操心，你能找上媳婦？看你這個樣，找個媳婦也不難，不過要找個好媳婦，可就難了。」《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石光榮被部隊首長的這句話說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過，騎馬進城，他就看上了扭動著小腰把大紅的綢子舞得上下翻飛，「漂亮得扎眼兒」的褚琴。石光榮拿出了打仗時候攻佔山頭的決心要把這姑娘拿下。不過，個性剛烈且早已心有所屬的褚琴並不吃這一套。石光榮這才知道部隊首長說的另一句話「別怕難，組織上幫助你」的份量所在。在組織的安排之下，褚琴無奈地嫁給了石光榮，原因就是，石光榮是「一個有著20年軍齡的人，也是一個有著20年黨齡的人，為革命流血犧牲了20年」。
這對「愛情至上」、「為愛結合」的現代人來說，簡直不可想像。然而，這種「非典型」的愛情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僅是一種通行的方式，更是一種時髦。「組織」不但領導了你的思想，左右著你的革命歷程，連婚姻也順便給你「包辦」了。於是，很多風華正茂的年輕姑娘由組織決定，安排給歷經滄桑的革命英雄，相互結合成為夫妻。男方「感激組織上這麼關懷我，派你來照顧我的生活」，女方「感激組織上對我的信賴，我必定好好照應首長，為革命事業奉獻終身」。
在「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的時候，談戀愛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愛情一度成為「禁區」，被極度壓抑與隱藏。即使心靈有動盪與迷茫，愛情在心中萌發一些細小的苗頭，也很快被理想、組織與家國的份量壓制下去。於是，男女青年服從組織分配，走到一起。
「組織」在婚戀上的地位從未放鬆，即便過了特殊的革命年代；「組織」在青年們的個人問題上依然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即使它後來已經退化成為一個符號。戀愛前的「匯報」，請求組織上審查另一半的思想出身，結婚打申請，單位證明與領導的簽字，這些統統都是結婚的必經程序。一直到2003年，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草案）》出台，婚戀與「組織」才終於沒有了任何瓜葛。
我當時寫了一個報告，內容是：「我們兩人經過在『革大』的共同學習，互相瞭解，請求組織上批准我們結婚。」然後組織上蓋了章。我們拿著這個證明到民政局去領結婚證。
廉清賢（生於1920年代，勞動模範）
嫁軍官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戰士，我感覺他們是最可愛的人。」有時候，一句話足以改變一個時代。魏巍的一篇通訊，讓以往這些「當兵的」一下子變成了「最可愛的人」，受人尊崇，為人敬仰。慘烈的抗美援朝戰爭，成就了無數的英雄事跡，也使得軍人的形象，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變得前所未有的高大。
嫁給軍人，忽然之間成為一種無上的光榮，也曾經是無數年輕姑娘們的夢想。即便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身體不再健全，他們身上的光輝與榮譽也足以讓窈窕淑女們心潮澎湃。
不過，姑娘們將之列為擇偶的首要選擇，除了對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追求，看重的還是建國初期軍人超高的社會地位。軍官的官階越高越搶手，年齡、相貌等倒成次要。誰家的姑娘如果嫁了一個高級軍官，那就會成為左鄰右舍艷羨的對象。
「軍官熱」一直持續到「文革」剛剛開始的20世紀60年代，毛主席號召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風靡全國。年輕的姑娘們也都以穿軍裝為美，人人「不愛紅妝愛武裝」，雄赳赳、氣昂昂。解放軍就是全國人民的榜樣，當然也仍舊是姑娘們的夢中情人。
不過，由於軍官過於搶手，並不是人人都能如願以償。於是，退而求其次，出身好的工人也深為姑娘們青睞。當時正值建設事業蓬勃展開，一切都是欣欣向榮，工人是時代的主人翁，受人尊敬，而且收入穩定，如果是懂技術的「幾級工」那就更靠譜了。出身好、懂技術、有上進心，佔了這三點的年輕小伙，找對象絕對不會是難事。
當時有句話：「一軍官，二政干，三工人，四教員，不行再嫁莊稼漢」。
有一天，父親騎著馬，帶著兩個警衛員，路過一個學校，恰好看到一個女教師人長得漂亮，聲音又很脆。父親很驚艷，然後就上門提親了，我母親於是就這樣找了一個軍人。
王麗萍（生於1960年代，作家）
420廠是軍工廠，名氣比較大，廠裡的小青年都很搶手。
錢逸華（生於1930年代，飛行員）
看成分
階級成分，只怕是中國人特有的概念，也是中國人最刻骨銘心的記憶之一。解放前後，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但凡填表、報名等一切政審事宜，都要填寫階級成分，即：貧農、富農、地主、右派等。成分不同，社會待遇、政治待遇就不一樣。貧農，就是「土改根子」，就是「根正苗紅」。「敵、富、反、右」就是「壞分子」，就是階級鬥爭和打擊的對象。
上學要看成分，找工作要看成分，至於處對象，那就更要看成分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唯成分論」在中國大地上普遍扎根，年輕姑娘們已經充分領略到階級成分對生活的深刻影響，擇偶看成分走向高潮。對方是什麼家庭出身，是什麼政治面貌，這都是最首要的問題。一窮二白不要緊，因為當時除了高級幹部收入略高，同一年齡層的男性在經濟收入上幾乎相差無幾。沒文化也不要緊，反正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早已經被打倒了。
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階級這幾類就不用說了，連帶以往不受人待見的農民也走俏起來，因為是「紅五類」的一員，也就是所謂的「越窮越光榮」。
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若是不幸成分不好，是「地主」、「右派」，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頭，日後還可能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因此，當時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因為成分這個緊箍咒，上演了很多悲歡離合的情感故事。資本家的女兒為了得到政治上的庇護，便一心找個工人或是貧農，只要對方不嫌棄她的出身，那還有什麼說的，兩個字—結婚！婚後的生活習慣、家庭背景差異所造成的種種衝突也都顧不上了。當時有一句順口溜，形象地說明了因階級成分而導致的婚姻錯覺：「結婚不談愛和情，階級成分要分清。」
組織要進行政治審查，看對方合不合適，比如要看對方是不是「敵、富、反、右」子女，還有就是看有沒有海外關係。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一點很不理解，那時候的確是這樣。
袁庭棟（生於1940年代，民俗專家）
有學歷
戴金絲邊眼鏡，品香茗，聽古典音樂，說話引經據典……這是20世紀70年代姑娘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注定風雲激盪：「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傷痕文學、朦朧詩的崛起，陳景潤與哥德巴赫猜想，科學的春天……被裹挾在這樣的大變革之中，人們突然發現，知識分子被重新推到了時代的最前列，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其社會地位終於再次獲得承認。
而象徵知識儲備含金量的學歷文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突然成了戀愛結婚的籌碼。學歷越高，意味著工作越好，前途越光明，社會地位越高。同時，文藝的復興也重新激起了人們對文憑的渴望。文憑越高也意味著生活格調越高、越浪漫。
於是，對方學歷的高低幾乎成了擇偶的第一要素。那個年代假文憑小廣告還沒到處張貼，大學也還沒有呈幾倍十幾倍的規模擴招，大學生真是名副其實的鳳毛麟角，自然也就成了熱門香餑餑。誰家的男孩子是大學畢業的，那談起戀愛絕對比別人要多三分優勢。
如果不是大學生也不要緊，只要愛好文學，喜歡寫詩，再帶一點憂鬱的古典氣質，要俘獲心儀姑娘的芳心也不費吹灰之力。那時候，瓊瑤小說已經開始登陸內地，被禁錮多年的戀愛靈魂剛剛解禁。寫一手浪漫情詩，懂得花前月下、你儂我儂，對女孩絕對有殺傷力。剛開始流行的徵婚廣告中，「愛好文學」上榜率最高。
實在沒有這方面的天賦，那便只好學外語了。高考恢復以後，英語開始取代俄語在中國大陸的一線地位，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青睞。諸如《英語900句》之類是最暢銷的書，約會的時候「恰巧」帶上一本，姑娘的眼神馬上就會一亮。
我是高中畢業，去相親，人家就不想談。我妻子因為我當時被評為上海市「新長征突擊手」，她覺得我是要求上進的青年，而且在商店裡還是櫃長，然後才跟我談了。
施政華（生於1960年代，上海第一百貨公司員工）
我父母是通過一個親戚的同事介紹認識的。說好見面的時間之後，父親就弄了一摞書放到桌子上。母親一看父親的桌子上有書，就覺得他好有文化。
張建琪（生於1980年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