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風波譎詐，一招不慎便可能身受覆頂之災，國有資本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儘管其有著雄厚的實力，但龐大的軀殼也意味著轉身的艱難，即便有望獲得勝利，也難免在過程中傷痕纍纍。
由此，讓競爭力更強，操作更靈活的民營資本去適應國際市場的新規則，無異於將「正規軍」從戰場中抽出，改由」游擊隊」來負責將戰爭進行到底。那麼，這樣的戰略，究竟收到了怎樣的戰果呢？
3.3：規則的犧牲品
即使以今日之眼光來看待，十年前那場」國退民進」的變革的力度之大，也足以令我們感喟。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直到2003年這場運動進入尾聲，在全部四年的時間裡，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從23.8萬戶直落至15萬戶，這也就意味著，足足有四成的國有企業，就此消失在我們的視野當中，其中甚至包括了許多我們曾經耳熟能詳的名字。
與此相對應的是，這些消失的國有企業並沒有簡單地走向死亡，而是通過這場」國退民進」的運動，成功地轉型為民營企業，而根據調查顯示，有超過25%的民營企業，正是由國有、集體企業改制而來。
當靈活多變的民營資本開始進入國際市場之後，其靈活多變的特性、充滿活力的品質，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得以顯露出來。
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廠的口號，正是在此時被喊響，而事實上，開始於98年的「中國製造」故事，在2002年的時候開始正式發威，每一個動作都折射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神奇光芒。
從一系列數據上，我們就可以看出神話的輪廓所在，根據初步的統計，在可查的650類商品中，我國已有上百種產品的產量在世界上名列首位，這不僅為我們帶來了世界第四大生產國的頭銜，更為GDP增長提供了接近40%的貢獻，更令國人榮耀的是，一批名聲顯赫的民營企業乘此而崛起，大有儼然一路諸侯的勢頭。
看上去，以製造業為手段的「民資游擊隊」，似乎已經在入關之後站穩了腳跟，逐步適應了新規則，並呈現出活力四射的面貌來。
事實果真如此美好嗎？
我們果真適應了規則，在全球經濟中步步為營，以至於分疆裂土了嗎？
恐怕真實的情況未必如此，至少在我們在08年經濟危機中所顯露出來的問題，就足以證明我們對於規則的理解，還停留在一個相當膚淺的層面上。
當我們自感對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已經適應，甚至於可以巧妙地利用之，而自感得計的時候。當我們滿足於世界工廠的美譽時，當我們為初步步入工業社會而興奮不已時，其實已經標誌著我們在規則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在所謂的規則下，中國經濟正遭受著一場「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厄運。
所謂的世界工廠，說白了其實是個貶義色彩極濃的詞彙，假如我們對現代工業的流程稍有瞭解，就足以知道在產品設計、原料採購、生產製造、顧客確認、品牌建設、終端渠道這六大環節中，價值最低，效益最差的便是生產環節。
我們付出了最辛苦的勞動，承受著最大的壓力，消耗著我們的資源，污染著我們的環境，所得到的收益卻是最少的，按這樣的情形來看，當我們的民營資本在國際市場上越是」風光」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我們吃著越大的虧。
同時，在我們被稱為「世界工廠」的美譽背後，卻埋下了消費品生產嚴重過剩的隱患。
在全國納入監控的650類商品中，其中有620類商品出現了生產過程的局面，而我國民眾的收入卻得不到及時提高；於是當過剩的生產，沒有得到相應的需求保障時，這些商品就必須依靠國外的市場，而這就導致了我們的經濟嚴重依靠國際市場的消費。
當我們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時，國外市場卻表現出消費過剩，當這兩種「過剩」的情形相互遭遇的時候，便形成了一種看似平衡的局面，然而這種平衡卻是以犧牲環境、浪費資源、付出與收益嚴重不符的代價來實現的。於是，當國際經濟出現動盪的時候，中國的實體經濟遭到最嚴重的損傷，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了。
3.4：規則的真正含義
當我們自以為適應了規則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成為了規則的犧牲品。
假如我們對童年遊戲還存在著記憶的話，就會非常容易地理解這樣的情形。
在孩子們的惡作劇式的遊戲中，大孩子總是規則的制定者，即我們所說的「出主意的人」，而相對老實的孩子、年歲較小的孩子則永遠是規則的履行者，實際活動的執行者。
小孩子去做事，大孩子坐享其成，取經我來，背黑鍋你去，這其實才是規則的真正含義。
從本質上講，遊戲規則就是一個遵守者與服從者被損害的過程。
按照許多專家學者的說法，規則不是用來遵守的，而是被應用的。然而我們要說的是，真正的贏家絕不會是一個規則的應用者，而是規則的制定者。
正是在對現有規則的盲目服從，對現有規則挖空心思的運用下，我們的經濟遭受著侮辱與損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則一面在發出「中國經濟威脅」的論調，一面享受著「中國製造」帶來的好處，一面將收益納入囊中，一面將危機轉嫁過來。
在與這些「得便宜賣乖」的規則制定者的博弈中，我們茫然無知地表現著自己的輕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涼又無可奈何的景象。
或許在10年之前，「應用規則」的說法還對我們有利，但放眼2020，這癢的說法早已落伍，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念。
或許在2020年到來的時候，整個世界都會以重新的視角來考量中國，不過，也許只有身處其中的我們才會明白，在這場以規則為糾纏核心的遊戲中，我們所經歷的艱難、痛苦、與彷徨。
（4）10大調查之二：制度在中國
以市場制度為主導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開放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經濟主體實現自我經營，按照市場規則來進行商業遊戲，而當國家將權力與資本結合起來的時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經營者絕難匹敵的。
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
主題介紹：老生常談的制度話題——「國退民進」中的悲劇——政商博弈學
4.1：老生常談的制度話題
從歷史到現實，我們又重新回到了有關制度的探討。
在中國，以利益為導向的新制度，與以政治為導向的舊制度，究竟還會發生怎樣的糾纏？
這其實是一個已經被無數人論證過，近乎於老生常談般的問題。而我們之所以還在談論老問題，原因就在於國家商業主義始終存在著，並且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的經濟成長越來越呈現出國家商業主義的面貌。
事實上，國家商業主義的產生，絕對不是偶然的現象。
我們已經知道的是，我們過去所實行的國有產權制度，都意味著一種國家干預與調節社會經濟行為，而就現實來講，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進行干涉與調控，這既是國家與生俱來的只能，也是國家意志的具體體現。
假如我們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國家商業主義並非新生事物；由國家出面積極參與、調控商品、貨幣活動，並配合以其他政策性手段，在最大限度內謀求政治、經濟上的利益，這一觀點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長達2000年之久。即使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仍然是經濟學中的主流論述，原因就在於其的確存在著合理的地方。
當國家對市場法則善加利用的時候，當國家對經濟規律熟練掌握的時候，當國家積極參與、調控商品、貨幣經濟運動的時候，當國家著眼於未來，積極為民營企業保駕護航的時候，其對國民收入的調節作用，對惡性競爭與資本過分膨脹的抑製作用，對私營經濟的扶植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除此之外，國家商業主義的存在，更可以直接為政府創造巨大的財政收入，盡快達到「國民皆富」的終極目標。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樣，國家商業主義的大行其道，同樣存在著兩極的影響。
儘管國家干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當國家以經營者的面目介入到經濟活動中來的時候，其旨在爭奪利益的目的性就變得明顯起來，而除了資本之外，國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間經營者所不具備的條件——政治權力。
毫無疑問的是，以市場制度為主導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開放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經濟主體實現自我經營，按照市場規則來進行商業遊戲，而當國家將權力與資本結合起來的時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經營者絕難匹敵的。
於是我們看到，在產權明晰的過程中，當地方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產生思路分歧的時候，政商博弈的結果往往以企業快速衰敗告罄。
在宏觀調控的大格局中，當民營企業嘗試著進軍重工行業與壟斷性領域時，往往在經營上有所斬獲，卻不得不面對政策上的風險因素，由於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失誤，在每一輪的宏觀調控中，在接受政策重點治理的領域裡，許多民營企業紛紛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許多我們熟悉的名字。
4.2：「國退民進」中的悲劇
當時間行至2002年的時候，中央所實施的「國退民進」戰略已經運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國有企業在此過程中要麼消失，要麼轉變了產權屬性。其力度不可謂不大，由此為中國經濟帶來的新鮮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國經濟以蓬勃之勢前行的時候，在中國企業界內，卻突然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悲劇，正是這些悲劇的出現，才令我們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仍然對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心存疑慮。
在「國退民進」的浪潮中，由於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產權明晰過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應當在市場競爭領域中煥發更大生機的民營企業，就此出現了種種致命的危機。
最令人心驚的悲劇發生在名噪一時的健力寶，直到1998年的時候，無論從產量、產值還是利稅方面，它都仍然在中國的飲料行業中穩居龍頭，可是不為人所知的是，其掌門人李經緯與當地政府的關係，已經因為產權的分歧而勢如水火了。
在國退民進的大前提下，將健力寶出售給民營資本，幾乎已經成為了所有人的共識，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當地政府對於出售的態度——可以賣給任何人，唯獨不能賣給李經緯。
就這樣，在2002年1月15日，當地政府單方面做出決定，用3.38億元將健力寶75%的股份轉讓出去，而根據統計，當時健力寶的總資產高達35億元，僅其賬面價值就有6.5億元之巨。
據說在簽約轉讓當天，李經緯於會場之上「含淚望天，一言不發」，幾乎令所有人為之動容。
轉讓後的健力寶很快陷入了經營決策失誤的局面，在2004年甚至一度瀕臨破產，終於，在2007年的時候，已經淪為二流企業的健力寶再度被轉讓給台灣統一集團，不僅昔日的風光不在，甚至於我們只能在回憶裡找到這個名字。
相似的悲劇發生在2002年3月11日，這一次的主角是華晨汽車。
與健力寶情況不同的是，釀成華晨汽車悲劇的原因在於地方利益競爭，在華晨汽車的戰略規劃中，企業必須擴大到其他地區，以全國性佈局來形成產業優勢。
然而，在區域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各地區無不希望將資源、企業牢牢控制住，地區與地區間則抱著濃厚的敵意，於是，當華晨汽車希望將新項目投放到浙江寧波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
當華晨汽車所在的遼寧省意識到華晨的「離家出走」勢頭後，華晨汽車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區之間的利益爭奪戰中，而這一次政商博弈的結局則是：不僅華晨的戰略規劃成為泡影，其整個企業也都被一次性地劃歸到遼寧政府名下。
4年後，原本僅年利潤就可達18億元的華晨，已經淪落到虧損4億之巨的地步，甚至於連工廠生產都幾乎處於停滯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