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2001年9月的時候，馬雲向新聞界宣佈：「今年，阿里巴巴一定要賺上一塊錢。」
與企業家不同的是，媒體們對這樣的說法大多採取了漫不經心的態度——他們對互聯網新貴們類似的說法聽得多了，甚至沒有多少人有興趣來打聽阿里巴巴究竟準備拿什麼來賺這一塊錢。
「因此，他們甚至一直沒有搞清楚中國供應商項目到底是什麼時候出來的，在關於阿里巴巴的報道中，有很多人把我們從2000年開始的中國供應商項目和從2002年開始的誠信通項目混為一談。不過這倒符合馬雲對中國供應商項目的開展要求，他用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來要求中國供應商項目的開展過程：『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阿里巴巴一位高層這樣說。
而商人們的態度則更為保守，在早期中國供應商項目的用戶中，幾乎沒有人對媒體暴露過他們有阿里巴巴這樣一個平台工具——因為沒有人希望他們的對手明白他們是怎麼接到訂單的。
所以，一切都在悄悄地進行著。
在整個中國供應商成長為現在總共擁有1萬企業會員、給阿里巴巴帶來數以億元計收入的過程中，有三個事件是必須提及的。它們分別是中國中小型企業獲得外貿自主權、「非典」和伊拉克戰爭時期的廣告投入、以及2004年阿里巴巴因為投放誠信通帶來的知名效應。這三個事件都使阿里巴巴中國供應商項目獲得巨大成長。而這種成長，與其把它看作是企業的努力，還不如把它看作是阿里巴巴在正確地把握大勢下獲得的社會資源。
相對於西方商人在1999年把眼球齊刷刷轉向中國的情形，中國本身的改革要來得更慢一些。來自深圳市法制研究所的報告是這樣描述中國供應商的客戶們，在1999—2001年獲得的新空間的：
1999年以前，私營企業主要通過間接途徑開展對外貿易活動，如向外貿部門供貨或委託外貿公司代理等。自1999年以後，私營企業開始逐步獲得外貿經營權，特別是2001年7月原外經貿部頒布了《關於進出口經營資格管理的規定》，對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的進出口經營權實行統一標準和管理辦法，並將企業進出口經營資格審批制改為登記和核准制，因而極大地促進了私營企業的進出口經營活動。但是這些改革仍然還有不徹底、不完善的地方，如按規定，申請外貿流通經營權的企業和自營進出口權的生產企業仍須擁有不低於300萬—500萬元的註冊資金，而由於客觀原因，符合此條件的私營企業還較少，大部分私營企業實際上還是被排除在外，這極大地抑制了私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型私營企業參與對外貿易的積極性。
但這已經足夠了，對大量剛剛獲得外貿自主權的中小型企業來說，他們急於要擺脫原來國內外貿公司的束縛，自己拿到訂單的衝動足以讓他們推動阿里巴巴的中國供應商項目在2001年掀起一個高潮。這一年，中國供應商除了會員急劇增加外，收費也已經到了一個偏高的邊緣。因為馬雲當時有一個想法，中國供應商項目應該只服務於2000個左右的會員。而要滿足這個後來沒有嚴格執行的要求，收費就必須提高。而這種想法最終導致了中國供應商的提價，從最早的1.8萬元提到現在的4萬元一年。
對於所有創業者來說，中國供應商項目在2001年的經歷是一個可以學習的好案例：所有中國原來體制中的缺陷——比如說私營公司沒有外貿權這樣一個缺陷——對於創業者來說都是推動事業成長的絕佳機會。作為創業者要做到的是：一、找出缺陷；二、耐心等待改變到來的那一天。
這樣一種「幸運」對於阿里巴巴完成在2001年「賺一塊錢」的年度目標作用巨大。阿里巴巴的一位高層描述自此以後的一個現象說：「從2001年開始，阿里巴巴的執行層與馬雲每年都有這樣一個過程，年初的時候，他會讓我們的嘴巴變成一個『O』，因為他提出的要求超出我們所有人的預期。而到年底的時候，我們會讓他的嘴巴變成一個『O』，因為他自己也想不到我們居然能完成他提出的目標。」
作為對「中供」在世界貿易中作用的一種肯定，前世貿總幹事彼得?薩瑟蘭在2002年成為阿里巴巴的顧問。而與中國外貿企業經營自主權放開對「中供」的推動相比，彼得?薩瑟蘭加入阿里巴巴更多地是起到一個標桿的作用。這個世貿高官更多的是一種象徵，他的加入讓人把阿里巴巴這家賺錢的企業與推進全球自由貿易的世貿組織自然地聯繫在一起。當然他的加入同時還帶來更多的資源，而這種資源是阿里巴巴贏利後，馬雲一直在全球範圍內所尋找的。
在2001年和接下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阿里巴巴在國內沉默的同時，一直積極地在國外擴大著自己的影響。這種努力的最高峰體現在2003年，在伊拉克戰爭就要打起來之前，馬雲認為他找到了在西方世界擴大影響的最好時點，他要把已經將目光投向中國的西方商人拉到阿里巴巴這個工具平台上來。於是在此時，一向不太投放廣告的阿里巴巴破例在美國CNBC電視上投放大量廣告。
馬雲投放這些廣告的基點在於，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聚集全球眼光的事件，而在西方，人們當然會關注代表整個西方出征的美國。這樣一個聚焦點正是馬雲想要的，經過一年多的運營，他已經對中國供應商這個產品有了底氣，現在他需要用國外的買家來帶動中國國內對「中供」的認可。
從事後的效果看，馬雲和阿里巴巴不但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而且很有可能是超出的。因為正好在阿里巴巴投放廣告的時候，中國國內出現了「非典」疫情。
我們將會在後面專門討論「非典」對阿里巴巴整個公司團隊的影響。當時一位出身於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的阿里巴巴顧問就這種影響感慨地說：「（『非典』對阿里巴巴的影響）是通用電器數十年來夢寐以求的時刻。」而在業務上，「非典」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幾乎所有外貿企業與他們的國外客戶之間面對面聯繫的中斷。在2003年上半年的好幾個月中，這種聯繫幾乎完全依靠電子郵件、電話和網上即時通訊工具來維持。這種客觀條件上的障礙雖然不能直接推動客戶轉向阿里巴巴，但它卻無疑成為電子商務的一個有力的推動點——可能有無數的中國中小型企業和他們的國外客戶先是被迫地採用互聯網工具，進而他們會很快發現：「哦，原來我們還可以這樣做生意。」而被催醒了的西方客戶也許在他們發完一封電子郵件以後，看了一眼一直播放伊拉克戰爭實況的電視，阿里巴巴的廣告又正好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於是，他的下一封電子郵件也許就是催促他的中國供應商去看看阿里巴巴是怎麼回事。
當然，上述的這種情況我們無法提供一個個案來證明，但是從國內媒體上可以看到「非典」對中國外貿企業商務方式的影響。據當時的《人民日報》報道，「非典」期間，浙江慈溪一地註冊網站的企業就達4000多家。而阿里巴巴的統計是「非典」肆虐的2003年一季度，網站的註冊會員增長50%、點擊量增長30%，從而可以想見「中供」在此期間的增長。
「在『非典』以後，我們感到了一種推力。這更多地是因為政府在『非典』期間開始對電子商務進行宣傳，因為阿里巴巴在企業內部的一些措施應對得當，我們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這些都是共性的，因為阿里巴巴的對手們也都分享到了這種推力。」阿里巴巴的一位高層這樣說。
而讓「中供」感到的巨大助力並獨享它的，是在2004年。此時阿里巴巴因為要在國內推廣誠信通而開始造勢，大力推廣阿里巴巴公司在國內的形象。而對於「中供」來說，這又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此時中國供應商項目已經在國外造成了巨大的聲勢，同時政府也開始非常重視電子商務，媒體開始為電子商務做宣傳。正在這時，阿里巴巴開始為公司造形象，推廣自己的誠信通項目。
「當時的誠信通因為處於成長的最初期，也許感覺不到宣傳的助力，但是我們中國供應商卻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了。」
這種助力的具體表現在哪裡？一名一線銷售員說：「在2004年以前，我們去客戶那裡的時候，做的第一件事是介紹自己，比如說你好，我是阿里巴巴公司的，然後介紹阿里巴巴是幹什麼什麼的，而在2004年以後，這種介紹不需要了。因為我們一到客戶那裡說我是阿里巴巴公司的，他們多半會說，哦，阿里巴巴的啊，我知道這家公司。這意味著他們已經開始認為阿里巴巴是一家大公司了，這樣，信任的成本就下降了很多，我們可以直接切入到是不是可以合作的地步，而以前，這往往需要我們再跑一趟。因為客戶需要從他自己的渠道來瞭解阿里巴巴，然後我們才可以談事情。」
這就是一家連續性公司的好處，主推的是一個項目，卻讓另外一個項目意外地受益了。而這種受益的最終表現，就是中國供應商項目業績在它推出後3年中連續高速成長——每年都翻倍，如果說前兩年是「中供」這個新產品得到用戶的認可的話，那麼到了2004年，則是因為阿里巴巴公司的知名度上升的緣故。
在最終形成的產品格局中，中國供應商項目在阿里巴巴代表著對外貿易，不，按馬雲給阿里巴巴的設計，它應該是跨國貿易的一個產品代表。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如果中國有一天因為成為發達國家而無法作為一個工廠供應全世界的話，那麼中國供應商屆時也許會被叫做「南亞供應商」或者「非洲供應商」這樣的名字，當然其實質也會與名字相符。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中供」現在的銷售方式——馬雲似乎不滿意的是中國供應商現在需要面對面銷售的這種方式——只是因為「中供」相對於它所要從事的國際貿易領域現在還不夠強大，因為阿里巴巴現在畢竟還是一家中國公司，在國際貿易這麼一個大的蛋糕面前，這家公司太小了，中國供應商所產生的幾億元人民幣的銷售額根本微不足道，完全不足以對總金額達數萬億美元的整個國際貿易領域產生什麼影響，而正是這種微不足道，造成了阿里巴巴現時在中國供應商項目上的艱難——如果我們把幾億元的收入和面對面的銷售方式還看作是艱難的話——因為雖然小，但中國供應商必須跨越的是整個國際貿易的所有鴻溝，在作者看來，正是因為這種不對稱造成了阿里巴巴中國供應商的「艱難」。
不過，在這個領域裡，阿里巴巴是最領先的，如果阿里巴巴未來有可能成為跨國貿易電子商務的霸主的話，我們現在看到它所能憑借的，也只有這一點。如果馬雲有足夠的聰明和氣量，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力量，也許中國供應商最終會取得在國際貿易領域中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