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了“西部人”這三個字才覺得它如此沉重。沉重不是因為質量，而是它的龐大。如同常識告訴我們的：同樣的體積，金比鐵重，鐵比石頭重。龐大的西部占有了大半個中國，中國因為有了西部才顯得壯闊而遼遠。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廣東人”，或中國任何一個地區的人那樣輕松，那樣目標集中、特色鮮明、一抓就准。西部人不是一條流域內的男女，不是一座海灣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裡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幾條胡同裡的住戶；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類無窮的特色之花盛開不衰的一部分，是閃爍異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一片天空。
面對這片天空，所有想用簡短的文字說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變成那只試圖吃天而又無處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來說，他們既是馬背上的遷徙者又是田野裡的收獲者，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雙重背景，蒼茫的草原帝國和同樣蒼茫的青稞莊園幾千年的流變，使他們具有了難以概括的豐富性和幻變無象的不定性。光談這一個民族，哪怕僅僅談論他們的人格特征、行為習慣，就是一部大書而不是一篇小文。
況且這樣的談論很可能會變成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比較，變成藏族與漢族之間的比較，而絕不是關於西部人一般行狀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關於我對“西部人”這樣一種特殊的人文現象的關注和思考。如此便違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題十萬裡，專欲難成文，貪多不得，務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為我們想好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王安石也說：“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那麼，就讓我舉起“有所不為”旗號為我的避難就易開脫塞責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師和王老師的教誨不可違也。“可以有為”的時候，我有必要聲明，此文中所談的“西部人”，就民族來講，以漢族為主，就地域來講，以青藏高原以及陝、甘、寧、新為主。別的，暫且不“為”，或盡量少“為”。
一
據我的經驗，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實並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點，一是因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較，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沒有見過小個子的人怎麼知道自己是大個子呢？二是因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於自誇自命，與生俱來的靦腆和羞澀讓他們謹言慎行慣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裡敢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三是因為西部人雖然不矜不伐但也懶得檢討自己，檢討是一種人生體檢，搞得好了可以兩處得益，既發現了弱點也看到了特點，可惜他們不擅此道。有了這三點，西部人對自身的認識就難免糊塗，很難有一二三的列舉、甲乙丙的說明。然而自覺的“列舉說明”並不等於表達的全部，表達既可以是語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為和肢體的。他們可以不說卻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著，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會讓自己仿佛領有使命般地通過舉手投足把那種西部味兒濃濃烈烈地表現出來，表現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樣充滿了飆塵萬裡的蒼涼和寄世人間的幸運。
1976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右派陳源從祁連山深處的八寶勞改農場逃跑。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興奮，面對茫茫原野，他頓時有了舉足維艱的感覺：他從監獄來，他到哪裡去？偌大一個世界，竟想不出一個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頂著陽光照耀下的勞改犯的光頭，穿著污跡斑斑的勞改犯的藍色棉衣，標志鮮明地來到了祁連縣城，目的似乎已經不是逃跑而是為了讓人發現。但讓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見他的人雖然都帶著詫異的目光，卻沒有絲毫不友好的舉動。他甚至在地質隊的食堂門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個大饅頭，又在縣委招待所帶火爐的門房裡找到了暫棲一宿的床鋪。就這樣，在那麼多溫情的眼光綿綿不絕的關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連縣城待了兩天，然後向東而去。
向東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風掀起後不知落往何處的塵埃，飄過了遼闊冷涼的俄博草原，飄過了茂密陰暗的仙米森林，飄過了水勢盛大的大通河，飄過了冰天雪地的達阪山，最後飄到了西寧。漫長的兩個多月裡，他不停地得到人們的幫助，不僅沒有挨餓受凍，而且有了一頂遮蓋光頭的皮帽子，換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勞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寧的大街上，張望著省會的繁華擁擠時，他已經和別人沒什麼區別，再也不是一個具有“罪孽”標記的勞改犯了。在西寧的日子裡，他躲在先他釋放的難友老賀家裡，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兩件大事，一是帶著怨尤寫出了自己的申訴材料，二是流著眼淚寫完了一首醞釀了幾個月的長詩：《悼念周總理》。他說：“老賀，借給我點錢，我的目標是北京。”老賀給了他三十塊錢，他又一次飄走了。
陳源的結局並不樂觀，就像他自己說的：“我要是不離開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僅僅待了兩天，就又一次成了一個勞改犯，一個被押回祁連八寶勞改農場後加了刑的勞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幫”的粉碎，兩年後又是改革開放，“右派”陸陸續續得到了改正，陳源出來了。出來後的陳源直到去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以為“厚道”的青海，盡管他是山東人，在山東可能會活得更滋潤、更舒服。
這是一個發生在特殊年代裡的故事，它也許並不能說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這些一個落難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麗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義。但如果就我狹窄的接觸、極其有限的視域，在二十年之後還能遇到同樣的事情，那就不能說它僅僅是個特例孤證了。
1996年冬天，在拉薩從事太陽能產品推銷的王力明接待了兩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從成都來，拿著一張白紙條兒，對王力明說：“這個人你認識嗎？”王力明看了一眼說：“好像去年來過西藏，我們見過一面。”客人說：“他讓我們來找你，說我們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鋪裡。”王力明說：“我的店鋪已經盤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兩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游，晚上回來睡覺。王力明忙，也不陪著他們，只請他們吃了三頓飯。五天後客人要走，說：“我們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力明說：“格爾木有一個，也姓王，叫王什麼貴，他是老師，你們可以住在學生宿捨裡。”說罷就寫了地址，也是一張白紙條兒。三天後，兩位成都客人坐著長途公共汽車來到格爾木，拿著白紙條兒去找老師王什麼貴。
老師王什麼貴說：“王力明還記得我？我們已經四五年不聯系了？他怎麼樣？還好吧？你們想住學生宿捨？那不行，學生都放假了，宿捨不送暖氣，要住就住我家吧。”兩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兩天，要走了，說：“我們想去西寧，西寧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什麼貴說：“有啊。”說罷，從備課本上撕下一溜兒紙，寫了地址。兩天後，成都客人到了西寧，住在了王什麼貴介紹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學同學劉鈞。劉鈞後來告訴我，在他們家住過幾天的那兩個四川人一個叫高海濤，一個叫李偉，都是成都一家電動工具廠的工人，廠裡沒活兒干，跑出來轉轉。走的時候他們一再地說：“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認識不認識就敢讓人在家裡住，這在我們四川是絕對不可能的。實話告訴你，我們從成都到拉薩，從拉薩到格爾木再到西寧，將近一個月，行程四千多公裡，才花了不到一千塊錢。”這樣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劉鈞都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難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為“道”。厚道之於西部人如同鳴囀之於布谷鳥，是聲譽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廈的基礎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讓人忘記了強調，重要得讓人失去了對不良後果的警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昆侖山腳下、柴達木腹地的格爾木有個叫郝志東的干部因貪污公款而自殺，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去為他吊唁並對他的妻子女兒說：“頭抬起，臉別紅，誰說他是貪污犯？我們不承認。”一副挽聯這樣概括了他短暫的一生：對來客鞠躬盡瘁堪為高原大方人，夠朋友死而後已不是人間貪污鬼。郝志東是個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接待來客上。這是他的嗜好，是出於性情、本於鄉土、源於祖先的舉動，幾乎是情不自禁的。來客有旅游的，有探險的，有采訪的，有寫生的，有什麼目的也不抱胡亂瞎轉的。
一撥接著一撥，一撥傳給一撥：“你們去找郝志東吧，那人特好特熱情。”於是就不斷有人來“麻煩”他，他也就不斷地“不亦樂乎”起來，常常是這樣說的：“哪有什麼過路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萬別客氣。”他的接待當然少不了好煙好酒好茶好飯，有時候還要管住，還要陪他們上路——租車的費用、路上的吃喝、宿營的帳篷、急救的氧氣袋、御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動提供的。他不是旅游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兒來那麼多錢？只有借工作之便一點一點挪用，時間長了，次數多了，累土成山，積水成淵，漏洞越來越大，等到不補不行的時候，挪用已經變成貪污了。
這樣的“厚道”顧此失彼，這樣的“人情味”功不補患，是西部人為人處世的畸變之屬、異化之種，當然也就不應該是我們所欽佩、所仿效的了。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對郝志東的同情，放棄對“厚道”的激賞，因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錯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貧窮扭曲了。救困扶危、仗義疏財本是中國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個工薪階層，你沒有多少余錢，你仗什麼義疏什麼財？經濟是永恆的依托，沒有這個依托，美德之大廈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橋梁就無從架起，為了“厚道”而挪用貪污或者傾家蕩產的變數，就只能是一個好事變成壞事的可怕過程，你的悔恨、妻子兒女的眼淚，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懺悔者的法庭在審判金錢之罪的同時，也讓“厚道”站出來陪著被審，雖說只是影子，但也是脫不了干系的陽光下的陰影。西部人，什麼時候能夠富起來，什麼時候不再為“厚道”付出損害自己甚至毀滅自己的代價，什麼時候能夠坦坦蕩蕩地“厚道”一把，如釋重負地“仗義疏財”一回呢？要知道“厚道”不僅僅是付出，更重要的是享受，是無邊幸福籠罩下的精神享受，是光榮之路更是光明之道，是得其所哉，其喜洋洋者也，而不是郝志東式的絕望，永遠不是。
我曾聽一個河南警察對我說：“西北人有點傻，好騙。”什麼意思呢？又是一個讓人難以評說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個探險家，誰也不認識他，但是他來了，也是投靠，也是張三托李四，李四再托王麻子，王麻子又把他從西寧托到了柴達木。柴達木的人熱心接待，然後又接力棒似的托了下去，先是錫鐵山礦物局，後來是花土溝油田，再後來是茫崖石棉礦，最後托到了新疆的若羌縣。警察一路追過來，讓那些傳遞接力棒的好心人恍然大悟：原來他不是什麼探險家，而是一個四處行騙的犯罪嫌疑人。厚道的人們一個個都受到了追究，一個個都感到委屈：“我們怎麼知道他是騙子？他臉上又沒刻著字兒。”河南警察一臉的不理解，說：“他都住到你們家裡了，你們怎麼連他的身份也不問問清楚？你們真是太老實、太好騙了。”
其實西部人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太老實，太容易受騙上當，太喜歡不分青紅皂白地厚道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們真是無用，我們比起外地人簡直就是傻子。”但他們又日日夜夜面對著一個不太容易讓人隨機應變的環境，面對著一些過度地欣賞著他們，廉價地贊美著他們，當然也極其不希望他們改變自己的人。這種環境、這些人、這些欣賞和贊美的存在，促使西部人有了堅守自我的信心，就像有人在報紙上撰文說的：“我們怎麼能因噎廢食呢？我們不能因為丟了錢就認為天下所有人都是賊。一個人做人的本錢是偷不去的，除非自己放棄或者拋棄。”
不放棄做人的本錢，這對西部人的人格建樹來說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利於別人，有利於那些不斷地、安全地、卓有成效地行走在西部的坦途險道上的外地人。這些外地人來到西部，首先體會到的是無助的尷尬和無奈的恐慌，接著就有了峰回路轉的激動——幫助來臨了。是的，就像一出戲劇，演了一半西部人才遲遲登場，才讓人感到了他們的存在，而且是結實牢靠的存在，是具有大丈夫魅力的胸襟寬廣的存在，是帶有使命般的勝造七級浮屠的存在。
正如一位我的西部同行（記者）告訴我的：人家開車在大荒原上行走，車壞了，方圓幾百公裡不見村店，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坐著長途汽車翻越冰大阪，大雪封路，無吃無喝，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從內地來這裡旅游，一登上昆侖山才發現衣服帶得太少，馬上就要凍僵，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去西藏獵奇，高原反應讓他氣憋胸悶，渾身酥軟，難以支撐，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要翻越唐古拉山，偶感風寒，一咳嗽就變成了肺氣腫，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在沙漠裡尋訪勝跡，一陣沙暴過後，發現自己已經迷失了方向，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高高興興走向牧家的帳房，突然聽到幾聲低吼，一只猛惡的藏獒朝他撲去，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來拉薩走訪三大寺，面對一尊尊金身法像、一幅幅奇幻壁畫，他什麼也看不懂，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他要去阿裡考察古格王朝遺址，不知道路怎麼走或者已經走錯了路，你不幫助他，他怎麼辦？等等，等等。在這些外地人面臨絕地，如暗望燈、如旱望雲的時候，西部人興奮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好像是說：你們終於需要我們了。在這裡，厚道的重要就在於，它讓你在走出絕地之後發現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個血肉豐盈的軀體，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讓你在越過死亡線之後發現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高海拔的明亮，從此你將不甘心僅僅盤根於潮濕的窪地，在彌漫不散的陰暗中蠅營狗苟。
二
然而——我帶著非常復雜的心情寫出了這個表示轉折的詞匯，我想告訴大家的事實是，並不是所有時候所有需要幫助的人都得到了幫助，並不是所有西部人群居的地方都依然純粹是厚道的原野、人情的高地。不太容易讓人隨機應變的環境畢竟打熬不過時代的變遷，市場經濟、商品社會、工業化時代、現代主義這些足可以讓原來的風土人情天翻地覆的潮流，絕對沒商量地以強勁的氣勢改變著西部那些民族雜居的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隨之而來的是物質生活的有限豐富和人情的顛覆、民風的嬗變、舊道德水准的動搖，是西部人——確切地說是西部城市人——的道德嘩變、精神超越。
是的，變了變了，不知不覺就變了，西部的城市一個個都變了，城市裡的人也都變得讓那些老去的眼光不熟悉、不親切了——頭發多彩起來，衣著繽紛起來，神情淡漠起來，行為神秘起來。與此同時，人們或驚喜或悲哀地發現，他們，不，我們自己已經不那麼實在、不那麼厚道了，已經是一些動著心眼在利己和利他之間左右搖擺的人了。正是這種或驚喜或悲哀的發現，讓西部人用意識和眼光在城市和鄉野之間畫出了一條中間地帶，越過這條中間地帶走向荒涼和開闊——那就是回到過去，越過這條中間地帶走向繁榮和熱鬧——那就是面對未來。而我們腳踏實地的“今天”，將永遠不倫不類地停留在中間地帶上，將始終不勝紛擾地處在何去何從的選擇中左顧右盼，直到失去一切選擇的機會。
說實在的，我不喜歡這樣的中間地帶，哪怕它僅僅是意識的藩籬。我曾經快快走了出去，走向喧鬧和繁榮，驚喜地偷窺了現代都市文明的種種好處；如今，我又走向城市之外，投身於遼闊的原野，在過去的日子裡發酵我的情緒，是傷感，是悵惘，是戀舊，或者是別的什麼。
是的，真的是過去的日子，真的讓我在“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樹林裡看到了往日的窩巢，真的有許多舊有的情緒突然來訪讓我情不自禁地唏噓不已、流連不已。在貧瘠的山鄉、簡陋的村莊裡，在遼闊的草原、無數的帳圈內，在無垠的戈壁、遙遠的定居點中，在漫長的公路和鐵路沿線，在那些以開發資源為目的的大型企業，在兵站哨卡，在農場牧場，我看到那裡的人和那裡的生活依舊是原來的樣子，人情味一如既往地濃烈著，厚道就像亙古的山脈綿延而去。義氣之重、同情之心還似昨天那樣給人一種透心透肺的親切，人與人的關系在原始的明朗和純粹中定格，吃喝拉撒以簡單粗樸的形式打發著一個個毫無變化的復印出來的日子。
我每每來到這些地方，無論怎麼簡陋都有家的感覺，都會覺得生活本來就應該這樣：在平靜和寧和中送走一個個類似的太陽，迎來一個個不同的月亮。但是，畢竟我已經奢華過了，畢竟我無意把物質享受的標准放在隨時都會斷裂的生存底線上。我常常會淚如泉湧，為他們的偏然一隅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為他們小國寡民式的貧賤不“移”、威武不“取”。他們似乎也已經警醒到這種沒有變化的日子是不對的，卻又無能為力，感歎而已。懷頭他拉農場的趙偉志不無酸澀地對我說：“瞧，我們還是老樣子。”我說：“老樣子好啊。”我幾乎是流著眼淚說：“這麼厚道，這麼實在，還是老樣子好啊。”但是我緊接著又問自己：“真的是老樣子好嗎？是厚道的老樣子好，還是貧窮的老樣子好？”
當城市裡的西部人摩登起來的時候，我感到了失去人情、失去厚道的悲哀；當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時候，我感到了貧窮如故的悲哀。難道厚道只應該屬於貧窮？難道摩登就應該搭配薄情？這是一個無法回答也無法解決的問題。所謂的“一個脖子兩張臉，怎麼看都是正的；一個茶壺兩只嘴，怎麼看都是歪的”，所謂的“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所謂的“取龜必壞塘，求鼠必發屋”，所謂的兩難境地，所謂的人生悖論，都是上帝用來難為人類的，就不要再糾纏了吧。臨界點上的西部、得失之間的歷史，蒼茫於我們的眼前，我們還無法作出任何蓋棺論定的評說，因為我們根本就看不清楚，我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躊躇不定的選擇當中。我們只能安慰似的告誡自己：當思想面臨選擇的時候，選擇本身就是思想。
西部人變了，至少城裡的西部人已經變了；西部人沒有變，至少鄉間牧野、戈壁沙漠中的西部人沒有變。該為西部人失去的寶石唱挽歌的時候，我不應該沉默；該為西部人得到的珍珠唱贊歌的時候，我更不應該沉默。但如果他們既失去了寶石又沒有得到珍珠呢？是不是應該唱一首惋惜之歌了？不，惋惜是多余的，我只能說一聲：再見——再見了，我的聲音。
三
2003年夏天，陝西衛視科教文頻道《開壇》欄目熱熱鬧鬧地談論著一個既空靈又現實的話題：什麼是西部精神？邀我去談的時候，主持人一開始就問：“你認為西部人有哪些特點？”這個問題聽著淺顯其實很難把握，我囉裡囉唆談了一大堆，事後想起來殊覺難以自圓，只有這樣幾個關鍵詞大概是不會即可成廢的：整體素質上的堅忍不拔、通達樂觀、忠於信仰、崇尚自然、助人為樂、感情深篤。主持人當時希望我說得具體一點。我說：“一個人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養路段一待就是二十年，並且還要了無終結地繼續待下去；一個人在沙漠裡種草種樹三十年，並且還要披星戴月地種下去甚至子子孫孫都要種下去，這就是堅忍不拔。
一個人在空氣中的含氧量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不到五十的冰涼環境中認認真真活著，不在繁華似錦的外界面前自暴自棄，不在雪災來臨的日子裡懼怕死亡，也不因為奇跡沒有出現而氣惱沮喪，這就是通達樂觀。一個人投身於世俗而又超拔於世俗，糾纏於貧富而又脫離於貧富，貪婪著生與死的思考，癡迷於自然和偶像的膜拜，忠於未來，忠於內心，忠於自己的精神活動，這就是忠於信仰。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把最迫切的訴求附麗在高山大湖的聖潔之上，寄托於風雨雷電的幻變之中，以為草木的存在、動物的存在就是安全的存在、幸福的存在，這就是崇尚自然。一個人付出的時候，能在對方的愉悅中看到自己的歡喜，能在他人的美好中發現自己的內心，這就是助人為樂。一個人把對戀人、對故鄉的愛變成了一首從心裡長出來的歌：蘭州的木塔藏裡的經，拉卜楞寺的寶瓶，想爛了肝花花疼爛了心，望麻了一對大眼睛。這就是感情深篤。”
不知道我說得是否恰切，但有一點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我的概括僅僅是一部分西部人的表現而且是在本土的表現，對原來就不甚了了的外界人來說，它完全是一種陌生化的表述、意象化的勾勒，仿佛把西部人隔離在了一個花玻璃制造的房子裡，朦朧起來，概念起來，當然也就詩意起來，哲理起來，怎麼看都是一幅大寫意，而絕不是他們期待中斑斕工筆的纖毫畢肖。實際上，外界的人對西部人的真正了解並不是因為他們都來過西部，而是因為西部人紛紛然背井離鄉，筆直地走向了他們，執拗地在他們的家鄉、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或緊張或放松地生龍活虎著。這是一些永遠走出了西部或者暫時走出了西部的西部人，是一些漂泊的英華，帶著無邊蒼茫的山河背景和大莽原的熏陶，心急意切地登上了人生的另一個平台。正像事實所呈現的那樣，他們在悄無聲息中把當年的“全國支援大西北”輕而易舉地變成了近二十年的“西部支援全中國”。
因為我也算是一個走南闖北的人，便不斷有家鄉的人問我：走出西部的西部人到底怎麼樣？我只能說是紛紛籍籍，不一而足。具體地講，有發達的，有落魄的；有走運的，有背運的；有很快就放水灌田似的融入當地人群、當地世俗的，有內心高挺做派不群永遠和當地人、當地風尚格格不入的；更有不好不壞、忽好忽壞、這好那壞、亦好亦壞的。就跟所有敢於奔赴“新大陸”的“淘金者”一樣，榮辱不等，貧富不均，七高八低，怪怪奇奇，肥瘦之差，不可以道裡計。如此便天然合理，沒有什麼值得詫異的。但是，他們既然是西部人，既然在西部地老天荒的自然和斑駁陸離的文化中打過滾兒，則無論他們干什麼，無論他們有何長短、有何功敗，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精神的西部”所賦予的邊遠之色、高拔之影，都會以自己明顯的“西部味兒”從五色雜陳的人堆裡分化出來，人或有側目，自己卻渾然不覺，依舊如故。
離別的時候，不管對方有何反應，那個站在五步之外悄悄地以淚洗面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分別之後，從來不第一個寫信問候，但在漫長的歲月裡卻是最後一個和你保持聯系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聚餐的時候，雖然腰包裡一定沒幾個錢，卻要搶著埋單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照相的時候，那個站在後排的最邊上但卻是這個集體中最有本事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上大學以後，第三年才被選為班長，但卻是一個最被人稱道、最值得大家信賴的班長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有著出色的才華，卻本能地內斂著，不露崢嶸，善刀而藏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永遠不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卻能用良好的知覺一把抓住要害且成功在望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遇到流氓挑釁，雖然害怕卻不退縮，也不考慮自己是否具備對抗的實力就敢往上撲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聽說西部來了人，無論認識不認識，都要傾情傾囊辛苦招待的，一定就是西部人；能在一個“勢利”主導人際關系的地方，拿出家中最好的東西，招待陌生客人的，一定就是西部人。
還有，總希望幾個知心朋友永遠綁在一起做事的，在單位上只跟情投意合者交往而決不跟所有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對順眼的眉開眼笑對不順眼的理都不理的，只想幫襯別人而不想代替別人的，不願意獨立作戰只希望大家一起上的，總是過低地估計自己過高地估計別人的，說不清楚卻干得明白的，動不動就真心稱贊人佩服人的，背後說人家好話見了面卻不理人家的，自己抽煙一定要先讓別人的，喜歡去火葬場給人送行的，同事搬家不論關系好壞都要去幫忙的，單位上有體力活總是跑在最前頭的，喜歡自由、喜歡懶散、喜歡工作和休息不分的，當了官不知道應該端架子或者想端架子又總是端不住的，不喜歡接觸領導天天奢望領導最好把自己忘掉的，也想巴結領導卻永遠迷惑於渠道和方法的，感情優於理智的，一次談兩個對象而心理沒有負擔的，視女色重於領導、重於金錢、重於江山的，到了一個新單位很快和女同事談戀愛的，感情和性欲並重而不是分裂的，動不動就憂國憂民憂地球憂宇宙的，自己是窮光蛋但見了要飯的卻還要大加施捨的，極其容易被眼淚感動的，對鄰居的苦難投以最大關注的，狠不得去參加美國黑人大游行的，別人受傷他喊疼的，其實內心十分細膩卻要用粗獷裝潢外表的，走出了西部總說還是西部好動不動就要回去看看的，路過商店看到電視裡有高山、有沙漠、有草原時總要停下來呆看至少十分鍾的，家裡的電視一旦出現西部的風景就激動得喊起來、唱起來的，喜歡聚在一起喝酒唱歌的，喜歡王洛賓、喜歡騰格爾、喜歡《青藏高原》的，以為牛羊肉是天下最美的食物的（古人也以為羊大為美），探親回來喜歡送一點土特產或民族工藝品給同事和熟人的，知恩必報從不拖欠人情的，你請我吃一頓我一定要請你吃兩頓的，崇尚清談、闊談、高談而忘了明天沒錢吃飯的，送人禮物不喜歡送鮮花擺設而喜歡送衣帽鞋襪的，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是西部人。
在這裡我當然沒有必要羅列優點，也沒有必要舉證缺點，其實無所謂優缺點，好壞是自知的，在別人看來明顯的死相，帶給他們的卻是好處，在別人眼裡突出的風采，帶給他們的卻是壞處。我親眼看到一個蘭州大學畢業三年後來山東某單位應聘的甘肅人是如何落敗於一位領導人偏狹的挑剔。領導人問：“你是西部人？”應聘者說：“是。”領導人又問：“你會不會不聽話，不尊重領導，不喜歡領導的批評？”應聘者有點發愣，好像動了動嘴唇。領導人問：“會？”應聘者趕緊說：“不，不會。”領導人又問：“你用什麼保證你不會？”應聘者不知如何回答。領導人又問：“西部人脾氣大得很，你有脾氣嗎？”應聘者猶豫了一下說：“有。”領導人說：“有脾氣你還到我們這裡來應聘什麼？還是回你們西部去吧。”受到侮辱的應聘者滿臉通紅，站起來說：“你對人缺乏最起碼的尊重，也就是說你缺乏教養，這個單位有你這樣的人做領導，請我我也不來。”據說這位領導人是有前車之鑒的，單位上有個來自新疆的年輕人不僅從來不給他端茶倒水，反而對他粗聲大氣地說：“這事兒你做得不對，應該是這樣的……”他見識了一個性情直率、敢於對領導說“不”的西部人，就把所有來單位應聘的西部人都打入了另冊。在這件事情上，西部人無意中表現了他們“吾愛上司，吾更愛真理”的天然秉性，無論是這位來應聘的甘肅人，還是那位敢於說“不”的新疆人，都沒有讓“西部人”這三個字變成悲哀的垃圾，悲哀的倒是用人單位的這位領導人，也許正是他的極端狹隘使該單位錯過了一位能夠回狂瀾於既倒的珠玉麟鳳之才。這個單位後來不幸倒閉了。
當然也有運氣不錯，歪打正著的：也是在山東，在一座沿海城市，一家剛開業不久的合資公司接受了一個面相困難（我是說找對象困難）、個子矮胖的西部人。有人私下裡嘀咕：“怎麼把他要來了？咱公司還要不要形象了？”老板說：“沒辦法，客戶介紹來的，將就著用用吧，三個月以後讓他走。”但是僅僅過了半個月，這位老板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他發現這個外貌不佳的西部人不斷地把一些姑娘帶到公司裡來，這些姑娘個個都楚楚可愛且文化素質不低，至少是大學畢業，甚至還有一個是雙碩士學位的研究生。老板琢磨：一個如此丑陋的男人，既沒有地位又沒有金錢，卻能和這麼多美麗的異性密切往來，可見他還是有一點本事的。老板漸漸分配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讓他去辦，結果發現，每一件事情他都辦得很利索很到位。
三個月過去了，老板親自出面，和這位ど麼小鬼似的西部人簽定了三年的聘用合同。我認識這位合資公司的老板，他對我說：“你們西部人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太張揚太誇張，常常是言過其實，文過飾非，干打雷不下雨的。你們是喜歡包著藏著，不顯山不露水，相處久了才知道不是石頭是金子。幸虧當初我多了個心眼，沒有馬上把他打發掉，他這個人本事大著呢，公司的業務樣樣都會搞，一個人頂好幾個人使，而且要求也不高，我們一個月只給他開四千多塊錢的工資。你認識的西部人多，有這樣的人才你盡管給我介紹，我們公司要是消化不了，我可以介紹給別的地方。”我帶著這位老板參加過一次西部人的聚會，他和所有的人碰杯，以尋找人才的眼光打聽人家的簡歷，完了問我：“這樣的聚會還有沒有？”我說：“有啊，不僅山東的濟南、青島、淄博、煙台有，全國各地都有。”
的確是這樣的。據我所知，目前中國的許多大城市比如北京、廣州、上海、鄭州、南京、深圳、海口、珠海等，都有不少西部人。這些西部人因為有著不可輕視的成就和大致相同的經歷，往往被當地人稱做“西北幫”或者以省區為界線稱做“新疆幫”、“青海幫”、“寧夏幫”、“甘肅幫”。一個“幫”就是一個無形的人際網絡，他們分散在各個行業，互相關照，周而不比，左提右挈，同病相憐，並且不時地聚會，以西部人的習慣吃一頓喝一番，喊喊叫叫，唱唱鬧鬧，話無忌憚，酒盡人散。
聚會在有的地方是定期的，在有的地方是隨意的；在有的地方由專人負責，在有的地方是輪流召集；在有的地方是AA制，在有的地方是挨號坐東，偶爾也會有發了財的大老板出面埋單的。有一次我的同學劉莉芝（她在廣東省政府工作，負責組織廣州市西部人的聚會）從廣州給我打來電話說：“昨天我們又聚會了，光《青藏高原》就唱了十三遍，輪著唱，搶著唱，還有《在那遙遠的地方》，還有《草原之夜》，還有《大阪城的姑娘》，還有《掀起了你的蓋頭來》，還有《冰山上的雪蓮》，還有《克拉瑪依之歌》。過去在西部，這些歌很多人並不會唱，但是一離開西部，就全都學會了。唱著唱著，還流眼淚，好像我們是在外國，再也回不去了，好像我們坐著飛船來到了火星上，再也見不著人類了。”
再也回不去了——一個關於人類離開家園而又尋找家園的永恆而抽象的哲學命題，具象為眼淚、歌聲和聚會，寫實成一種可觸可見的現實人生，折磨著所有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隨波逐流的西部人。他們忍受著，咬著牙忍受著；他們失落著，丟了魂似的失落著，並且准備就這樣一直失落下去而毫不動搖。是的，盡管“西部”就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漂泊者的周身，盡管“博格達”、“昆侖山”、“喜馬拉雅”、“河西走廊”、“賀蘭山”這些不朽的名詞就像磨盤一樣重重地壓在他們最敏銳、最脆弱的神經上，盡管“西部情結”不僅代表了一種內心的渴念，而且業已成為支撐生命的主要構架，盡管“西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詞匯意義上的奧博與高遠，而是所有的精神空間、所有的“投機話語”，但走出西部的人卻很少有人永遠地回到西部，即使在外面混得不好甚至很慘，即使寤寐相感，腸回九轉，神經衰弱，徹夜不眠，也不願再去“荒原”上找回那只丟棄在霜風白露中的老枕頭好好地睡一覺了。最多是回去看看，探親訪友，故地懷舊，吃幾餐老飯，喝幾回陳酒，然後就打道回府了。“府”是什麼？是有家的地方；“家”是什麼？是有老婆孩子的地方。世俗情境讓所謂的“精神訴求”在一種連猶豫都來不及的前提下轟然崩潰。
這就是說，西部人只要一離開西部，再回去就是客人了，而且是遠客、是稀客、是叛客。以主人的身份回家鄉歸故裡的榮耀幾乎是不存在的。你一回去就有那麼多朋友沒完沒了地招待你，你不是客人是什麼？你一回去馬上就會感到缺氧的難受、寒冷的難受、氣憋胸悶頭痛腿顫的難受，你不是客人是什麼？你一回去就發現很多你過去龍拿虎跳過的地方——江河的濫觴之地、動物的奔逐之野、感情的寄托之山——你都已經去不了了，你不是客人是什麼？你受到了人文和自然的雙重排擠，你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經迅速地不適應高寒帶的要求、不符合大莽原的生存標准了。
而過去，是你在西部的土地上熱情似火沒完沒了地招待著別人；是你在平野的山頂上游刃有余地左右著稀薄的空氣，對付著四時不減的寒流；是你在自然保護區內滿懷激情地照顧著江河，體貼著動物，驅散著曠日持久的寂寞。拋棄家園的人最終又被家園所拋棄，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處境，一個以興奮開始、以憂傷結束的過程。當這個過程臨近終端的時候，你發現你已經是一河失去源頭的水，只能靠雨水來補充；你已經是一棵失去土壤的樹，只能靠盆水來滋養。你會在精神即將枯死的威脅中天天想到“西部”，越想越覺得它已經遠遠地離你而去了，它現在只是你的一種思念、一種情緒、一段越來越虛幻的往事，只是一個夢，一個永遠都不會成真的好夢。於是，一件真誠著也矯情著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一位回歸南方六年的柴達木的“老西部”死前留下遺囑：“把我的骨灰散在西部的蒼茫大地上。”我心說這又何必呢？你讓那些依舊活著並且在為你操心的人多累啊！再說，西部的蒼茫大地不需要任何人的骨灰，只需要竭盡全力地保留一些好好活著的人，保留一天無上清純的空氣和一片無極干淨的大野。
四
西部人在西部的時候，常常被人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你老家在哪裡？這就是說每一個西部人都必須把“我從哪裡來”這樣一個形而上的問題，表述成一個形而下的答案：我老家是湖北的。西部人要是離開了西部，又會常常被人問到：你老家在哪裡？這次西部人就有些躊躇了，他想說自己生活工作過的某一個西部省區，又覺得自己的籍貫尤其是原籍或者祖籍根本與西部沒有關系，想提到那個其實跟他的成長和人格形成八竿子夠不著的原籍或者祖籍，又覺得自己從裡到外、從小到大都是個地道的西部人，與所謂的原籍毫無瓜葛。躊躇再三，只好詳細作答：我老家在河北，五三年父母去了新疆，我從小在新疆長大。諸如此類的回答比比皆是。這樣的事情經歷多了，連提問題的人也變得精明起來，他不問“你老家在哪裡”，而只問“你出生在什麼地方”。這樣一來就便於回答了，出生地實際上就是那個“也許再穿過一條煩惱的河流，明天就能夠到達”的“快樂老家”，就是那個“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的美麗故鄉。
然而，確定了故鄉並不等於確定了對故鄉的態度，離開西部的不用說會經常提醒自己或表白自己是個西部人，而長期生活在西部的倒是很不願意讓別人以為自己就是個土生土長的西部人。他們喜歡說自己是“下邊人”或者“口外人”，因為“下邊人”和“口外人”本身就代表一種身份、一種優越感、一種令人一時半會兒看不清楚的深遠的背景。西部的人是不排外的，不僅不排外，還有一點謙卑，總覺得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至少他們比土生土長的人會說話，有見識，腦子活。於是常常會有人用很標准的普通話自豪地告訴別人：我們老家是下邊的。是的，他沒有騙人，在西部的許多地方比如新疆、西藏、青海、寧夏，其實根本就沒有土生土長的漢族人，漢族人都是移民，有古代的移民更有近代的移民。西部的歷史，如果能夠把它劈成兩半，一半自然是土著發展史，一半就是漢族移民史。
漢族的移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隴西開始，漸漸地一步一個台階地向西向高而遠的地方滲透，依次應該是河西甘肅、河湟青海、朔方寧夏，接著就是古絲綢之路堅忍不拔的拓展，祁連山北南兩線成了移民進入新疆腹地的必由之路，然後就是“胡服漢家郎，羌笛絲錦帳”的融合，就是“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的情景，就是“漢兒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異化。尤其是唐代以降，大西域的土地上，遠方的漢籍移民源源而來，蜂屯蟻聚，星羅棋布，其成分有商賈，有流徒，有戍卒，有戰俘，有屯田者的群落（類似後來的建設兵團），還有混血的後裔、漢化的邊民。他們在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裡，漸漸丟棄了強迫移民帶給他們的沉重悲哀，把自己向來的舊習完全打碎，然後融匯到腥膻萬裡的壯猛風土中，成了一片和當地的物候時令、地理風貌結合得天衣無縫的西部人的人文風景。有了這樣一些古代的移民風景，近代的移民就顯得不那麼悲壯、不那麼哀慟、也不那麼突兀莫名了。
近代移民尤其是近五十年的移民是西部移民的歷史高峰，在這個高峰裡，強迫移民一變而為志願移民，雖然還有一部分押送而來的刑徒和流放而來的勞役，但多數卻是在“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的口號下意氣而來的拓荒人和建設者，是“跑東跑西，吃飯穿衣”的盲流、生意人和打工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近五十年的西部移民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千年的移民總數，幾乎所有深藏不露的神秘一角、遠而又遠的邊關要塞都有了漢族人的足跡。他們是一些一來西部就想當家做主的人，是一些命運把艱難困苦做了最華麗的包裝之後送給他們做禮物的人，是一些激動的婚媾一完就悲觀失望但又必須廝守到底的人，更是一些用生命、鮮血、汗水、意志、思想、痛苦打造了西部當代開發史的人。他們人微言輕卻作用非凡，那些寂寞了無數個世紀的荒原厚土，在他們一見之下驚叫不迭的聲音中突然就變成了農場、牧場、家園、企業；那些孤眠了多少個春秋的河山湖澤，在他們永不放棄贊歎的描述中突然就聲名遠揚而成了旅游勝地、探險工廠。
這就是移民，是除了當地少數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關於“我從哪裡來”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讓我們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生存目標雜糅到一起來了；那就是西部空廣寒涼的自然對人從外表到心理的摶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內的多種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後的新一輪整合。
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全國各地的人帶著本土的人文細菌來到了一個必須近距離集中廝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這些人文細菌便互相打架、交叉傳播，或者叫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很快形成了一個左右著移民內部關系的始“亂”終“治”的交流平台。實際上，人文細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細菌的感染來，更具有潛在的力量，主動進攻和主動吸納的姿態作用於人的欲望和思想，時時刻刻都在撕破封閉僵硬的外表，互相間的適應、遷就、學習、容忍，乃至玄黃不辨，水乳不分，將會櫱生出新一代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種子，那便是八方移民在這個簇新群落裡漸漸開花的精神氣質，便是西部人“九轉丹砂牢拾取”的秉性與格調。因為人人都已經不是鄉土氛圍裡的那個人，人人都在變異的途中，都還沒有定型，還是一攤有待晾干的白乳膠，所以就呈現出格外強大的黏合力，誰碰上就會黏住誰。
就拿上海人為例吧，這是一個自戀意識很強、自我感覺極好、視所有外埠人為鄉下人的高傲的群體，但據我的觀察，來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變自己的，摸爬滾打一兩年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卻很少能變成上海人的。由於工廠的集體搬遷、技術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識分子的不斷支邊，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許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過了雖然土氣卻不平庸的一生，他們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陝西人的做派，還有山東人的姿態。仔細一問，你就會知道，他們是河南人的鄰居，陝西人的同事，山東人的親戚，眾多的“群體特性”一攪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滲透作用，他們離正宗的上海人就越來越遠，幾乎已經面目全非了。至於他們的兒孫，就更是脫胎換骨，不是離上海人遠了，而是根本就沒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報社要召開一個很重要的編前會，通知下午不准請假，一個必須參加會議的上海人急了，立馬打電話給總編輯說：“下午的假我是請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說好我要去幫忙的，要是不去怎麼跟人家解釋？”把做人的誠信和助人為樂看得比開編前會還要重要的，不會是那些在高樓闊廈之間穿梭往來兢兢業業的上海人。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門源縣采訪，到達的時候已經黃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錢佩衡。老錢說：“你是小楊吧？我認識你，你去年來我們單位采訪過。剛到吧？吃飯了沒有？還沒有？正好我也沒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動不動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請到家裡來吃飯的，不可能是過去那些在小弄堂裡低屋簷下鹹菜泡飯的上海人。
有一次我在飯桌上和青海商業廳的一位朋友聊天，他問我：“你認識老金吧？”我說：“認識啊，你們系統的干部，經常給報紙寫一點通訊報道，是個上海人，十五歲就來到了西部。”朋友說：“他被人打斷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著告訴我，半個月前，他們系統的幾個人去拉薩辦事，半路上和一幫販牛鞭的漢子發生了口角，沒想到首先吼起來、跳起來、動起手來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腫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斷了他的肋骨。遇到這種硬碰硬的事兒，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絲絲的功利而狹小的人際圈子裡精明圓滑著的上海人。（在這裡我當然沒有對上海人說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種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許正是那些被來西部的上海人丟棄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瞧瞧，我也變得圓滑起來了。）
來西部的上海人變了，徹頭徹尾地變成西部人了。這就是移民內部五湖四海雜糅交流的作用，在這個作用的推動下，所有的移民都把從“老家”帶來的“本性”丟棄在了新的人群組合中。為了在這個變幻不定的組合中盡快找到自己的位置，盡快贏得尊重也贏得存在下去的機會，他們一個個都爭先恐後地喜新厭舊起來，扮演著“薄幸人”、“負心漢”的角色，不無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幾步。這是一個不小的勝利，在生存和發展的層面上，這個勝利意味著另一個勝利的開始，那就是活著，繼續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後多少有一點作為，有一點無愧於生命的創造。
對西部人來說，活下去並且有所作為的最大障礙當然不是來源於人類內部，而是來源於嚴酷的自然和封閉的地理。也就是說，你必須長期面對沙暴的騷擾、狂風的吹打、寒流的圍困、雪災的侵襲、缺氧的折磨、干旱的逼迫、荒涼的包抄、寂寞的摧殘，乃至生命的考驗和死亡的威脅，必須時刻忍受“風頭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對人從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擊。打擊是在所難免的，通過打擊讓環境對人重新進行摶捏塑造也是在所難免的。當一場風沙把柴達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徑的鋼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廠區內鋼筋水泥的大煙囪吹裂吹倒，把籃球架和活動板房吹得滿地打滾，把鋼鐵的采油樹吹得東倒西歪，把十幾噸重的立地生根的磕頭機吹得掉頭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體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時候，人怎麼辦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飆中甚至連掙扎著滿地打滾的資格都沒有，只配蓬舟似的凌空而起，和帳篷屋頂、柴油機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庫勒湖邊的大沼澤。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區，鑽井隊的工人們一個也沒有爬下，更沒有蓬舟升天。他們在山頂上、井架前挺立著，直到一天一夜後風小沙住。
能夠挺立的原因很簡單，幾百個工人手挽著手，身貼著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貼了一圈又一圈，風過處，只吹起一片黑色的頭發呼啦啦飄揚。我很早就聽說過這件事，很早就意識到它不過是一個象征，並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狀態，但它卻在本源的意義上詮釋了西部的人際關系的走向，詮釋了西部人隱藏在恐懼後面的心理趨勢，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牆報詩所表露的那樣：“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來活下去；你有線，我有衣，綁在一起抗天氣；王張李，人心齊，雪是炒面風是屁。”這雖然浪漫得有點“躍進詩”的感覺，但它卻在忠於事實的基礎上說明了一個生存之道：在暴虐殘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關系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關系。災難隨時都會降臨，生存的家園隨時都會變成危機四伏、朝不保夕之地，當西部人握著毒蛇、騎著老虎勢孤計窮的時候，他們就會本能地服從造物主賦予他們的求生原則：只有依靠同類的力量、團幫的精神，才能讓每一個個體的人從困厄中走出來，活下去且有一點人的作為。人變了，不再是小肚雞腸、斤斤計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樹敵的，不再是自我膨脹、偏執瘋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媽媽的，不再是糾紛無限、落井下石的。
當然西部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欲和風度，對他們來說，是孬是好，是進是退，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總是無可奈何的照辦，總是要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他們和別處的人一樣，也有難填的欲豁、無度的貪求，也有一文如命、爭多論少的時候，但他們總會比別處的人更快、更多、更頻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領受到教訓甚至是致命的教訓。
可可西裡無人區南部金場有一座黃金台，自從有人從黃金台上挖出大金子（成塊的砂金）以後，這裡的原始闃寂就再也回不來了，年年都有為了地盤的爭斗，都有頭破血流、斷手斷臂、毀車死人的事件發生。1988年的爭斗尤為激烈，金客雙方都動用了器械：鐵掀、橛頭、砍刀、斧頭，甚至槍。誰也不肯認輸，彼此都想打贏，難分難解，不可收拾。就在這個時候，老天不答應了，暗雲低伏，北風颼颼，一陣奇寒突襲而來，因為打斗而延宕了時間的金客們突然發現：雪災降臨了。大雪鋪天蓋地，一下子澆熄了這場黃金爭奪戰，明白如話地告訴人們：要是再逗留下去，此處即是葬身之地。金客們丟下器械丟下黃金台紛紛撤離。
紛紛撤離的金客們是互相拉扯著才走出可可西裡無人區的，打得不可開交的兩撥人是互相拉扯著才走出大雪覆蓋的死亡之地的——你有面，我有油，換；你有藥，我有水，換；你有牲口，我有飼料，換。後來就不分彼此了，換與不換都取消了，殺了牲口大家吃，化開積雪大家喝，等到半個月以後他們到達安全地點時，兩撥敵對的金客已是稱兄道弟，難分難捨了。這是一個“出於水火而登之衽席”的啟示：你必須依靠群體，依靠更大的群體，才可以保全性命，走完該走的路。西部人的群體意識就是在這種不斷重復的災難性事件面前一次次地得到了強化。雖然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會有在黃金台上大雪災裡身臨其境的經歷，但它傳遞出的強烈信息卻日益變為一種只屬於西部的集體無意識：同舟共濟，旅進旅退，物與民胞，存亡有靠。就像西部諺語說的那樣：“一股麻線一股風，十股麻線遮一冬；十間房子百口人，沒有你們我活不成。”還有：“靠人是寶，越多越好。”還有：“三個人的熱氣兒，勝過一斗煤渣兒。”還有：“人人親家（見人就叫親家），走遍天下，個個阿爸，吃香喝辣。”
在這裡我特別想應用的是這樣一條諺語：“見人張張口，見狗彎彎腰，見山磕磕頭，見水拱拱手。”見人張口、見狗彎腰說的是對人的友好（見了人家豢養的狗都要彎腰，態度之殷勤都有點巴結討好的嫌疑了）。見山磕頭、見水拱手說的是對自然的敬畏。敬畏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是無窮無盡的敬畏，是那種能夠讓自己感動起來、情緒化起來的敬畏，是以宗教的虔誠小心翼翼地對待時刻包圍著你的長風疾雪、白山黑水、旱沙干野、荒林大澤的敬畏。有了這種貴賤不渝的敬畏，才會有西部人對自然環境被迫的同時也有韌性的挑戰（活著就是挑戰），才會有他們對自然萬物異乎尋常的重視，這種重視既表現為懼怕和防范，也表現為贊美和親近。西部的人，一個個都是山河之友、荒原之子，一個個都對冰涼的自然充滿了親近時的激動，充滿了“直教生死相許”的情人般的纏綿。“我愛青山，青山愛我”，大自然對人少不了也是纏綿的，不過是“母老虎”的纏綿，是讓人憮然而有懼色的纏綿。
“母老虎”的自然迫使人和人相與牽手，和衷共濟，不如此便不得存活，這說明人（主要指外來的移民）和自然的關系處於明顯的斷裂狀態，但又不是絕對的水火不容。它允許你活著，並且讓你得到了你所祈求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的賜予，這已經很多很多，不能再多了，要是還能多一點，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同時，它也讓你承受了你不想承受的百分之十，這已經很少很少，不能再少了，要是連這一點殘酷都沒有，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由此可見，自然賜予的果實和你所承受的苦難幾乎是對等的，也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對西部人來說，果實和苦難的互相抵消倒是有助於他們躲進安全的精神氧倉健康地活著，他們不至於因窮愁而潦倒，也不至於因富貴而墮落，就那麼在等量齊觀的悲喜榮辱中平衡著自己。平衡既是生活形式的外在寧靜，也是人生狀態的內在安詳。
人在這樣的景況下所求自然不多，標准自然不高，比較容易滿足，所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就是說，艱苦環境裡的生活反而是不吃力的，如烹小鮮，如化新雪，塄坎上拔蔥，酥油裡抽毛。剩下的時光還有很多，既沒有賜予也沒有承受，人只好閒而無奈，只好在無奈中樂天知命，逍遙度日。這是件既好又壞的事情，壞是因為有點懶，虛應故事，諸事無成，要知道天道是酬勤的；好是因為有點恬淡，閒雲野鶴，無拘無束，當別的地方仕途擁擠不堪、商道熙熙攘攘的時候，這裡依然有許多誓不為官也不為商的世外之人，正所謂“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我在西部常聽到張三李四辭官不做就想做一個平頭老百姓的事兒，這在“官場好比戰場，烽火連著硝煙”的今天，倒是應該有所倡導：少冒一點槍林彈雨，少占一點你占了別人也想占的地方，有什麼不好呢？要知道“青雲”是不及“白雲”高的，雖然眼下正如古人說的“官財一家”，但也需要勞形傷神，提心吊膽，“竊祿人”的日子畢竟不好過。
五
如果說自然的背景是從近到遠無邊深邃的天空，文化的背景就是從遠到近無比璀璨的陽光。在寒冷的冬天觸摸溫暖的陽光，你會覺得世界的全部美好都在那一片陽光中停留。
在西部的大地上感覺斑斕的文化，你會覺得它永遠不可能是一件已成古董的器皿、一卷朱筆寫成的殘書、一座洞開於世的陵墓、一片雕梁畫棟的建築；而是活生生的場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是陽光的高地、麥香撲鼻的莊稼後面正在進行的祈禱，是陰郁的山上嘎嘎鳴叫的鷹群之前經聲大作的葬禮，是定居點的碉房三巷九陌之間錚錚琮琮的佩飾、七彩招搖的袍影和閃爍寶石的發辮，是賽馬場上的奔跑、雪頓節的狂歡、松潘茶的苦香、打青稞的歌謠，是維吾爾族的“麥西熱甫”（歌舞晚會）、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英雄史詩）、蒙古族的祭敖包、錫伯族的“喜利媽媽”（保佑家庭人口興旺平安的神）、塔吉克族的肉孜節、回族的拉面、東鄉族的花兒、哈薩克族的“吐馬克”（高頂皮帽）、烏孜別克族的“科格乃”（音色優美的琴），等等，等等，不勝枚舉。盡管我在前面已經聲明，我是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的，此文中所談的“西部人”以漢族為主，別的民族我將另文專論，但一談到西部文化對“西部人”之形成的作用，就怎麼也繞不開了，繞到哪裡都是它們的存在。因為對一個人群來說，文化不僅僅是懸掛在他們身後的背景，更是他們可以縱深行走的前景；不僅僅是如影隨形的伴侶，更是白晝的亮光、晚間的夜色、嘴邊的空氣、耳畔的聲音，甚至就是他自己。是的，文化就是他自己。
每一個作為移民的西部人都曾經面對一個與自家傳統迥然有異的生活空間。這個空間不管你愛不愛它，它都會以強大的力量擁抱你，直到你渾身放松稀裡糊塗不知不覺成為它的人。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就是對你的改造，是多種文化在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身上碰撞碎裂後的新一輪整合。它可能出現在你和你的後代身上，更可能出現在你的父輩或者祖輩身上，假如你的父輩祖輩早就來到了西部的話。但不管這樣的整合出現在誰的身上，它都是不聲不響不留形跡的。潛移默化，自然似之，永遠是它作用於人的唯一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的生活空間裡，本土文化的出現也就是本土居民的出現。本土的居民微笑著朝你走來，帶著熱情和溫暖站在了你的眼前身後。而你是一個正在異陌的環境裡發呆發冷發抖的孤獨者，你需要的正是他們擁有的或者准備給你的，於是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人家伸過來的手，仿佛那便是救命的稻草你再也不會松開了。文化的交融實際上就是人與人的交融，是這一類人和那一類人建立起來的新關系，是在新關系的發展中所呈現的心理認同和心理結構的變化，是你擁有了他的份額他也擁有了你的份額的等價或不等價的交換，是生存的欲求尋找滿足的過程，是完全帶有世俗色彩的學習、模仿和占有。
你的老師是回族，他帶給你的就是回族文化；你的同學是維吾爾族，他帶給你的就是維吾爾族文化；你的同事是土族，他帶給你的就是土族文化；你經常去吃飯的那家飯館是撒拉族人的飯館，它帶給你的就是撒拉族文化。有一天你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個藏族小伙子或者是個藏族姑娘，於是你就成了藏族文化的承載者和受益者。文化通過本土的居民直接或間接地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你所表達的意志、你所遵循的規矩、你所服從的習慣、你所采取的行動，成了你自己。但是你和你的家庭、你的環境都沒有特別地強調這一點，如同一個健康的人在一個能夠正常呼吸的地方永遠意識不到呼吸的重要，自然也就用不著強調空氣的存在一樣。脈搏的正常跳蕩恰恰是你根本就感覺不到的跳蕩，肝胃腎脾的正常運動恰恰是你根本就不在意的運動，如果哪一天你感覺到了它們的跳蕩、它們的運動，那就說明它們出了問題，說明你有病了。文化正是在你感覺不到的時候，成了你心身兩地性命攸關的搏動和決定一生的存在。
一切都在悄悄地進行，空氣在夜晚走動，雲彩在天空飄逸，時間在身邊流逝，包括你自己，誰也沒有抓住什麼，或者記住什麼。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發現你變了，你在鏡子面前看到你跟那麼多人不一樣了。你極想跟他們一樣，但怎麼努力都無濟於事，你再也回不到從前，再也不能跟你那沒到過西部的父輩祖輩一樣了。這面鏡子當然不會鑲嵌在你妻子的梳妝台上，而是活動在西部之外的某個地方，活動在許多人的臉上——那麼多眼睛詫異地看著你，讓你陡然覺得：在西部毫無特色的你，一離開西部就鶴立雞群了。並不是說你很出色，而是你很特別，你天然另類，不拉不彈也是新聲異曲，和那裡的人雲泥相隔，九天九地。
首先你在放肆地喝酒，喝的是五十五度以上的烈性酒，邊喝還要邊唱，還要劃拳，還要讓所有人跟你一起喝，別人不喝你就生氣，就說人家看不起你；你用殷切的語言勸酒，用嚇人的喊叫勸酒，用動聽的歌聲勸酒，聲言如果別人不喝干了你的敬酒，你就要在他面前一輩子唱下去。你的想法是不把對方灌醉放倒就不足以表達你的誠意，不把自己喝得吐出來就不能證明你是那種捨了老命也要讓朋友喝好的朋友。你的聲音大得震耳欲聾，讓全酒店的人都側目都驚奇，不知道對你說什麼好。這時候你忘了，你的這種做派是從西部的本土居民那裡學來的。在西部，你曾經無數次地被人敬酒，無數次地受到劃拳的挑戰，無數次地在主人的歌聲裡喝干了杯中的伊犁特或者青稞酒；你曾經不止一次地醉倒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客廳，也就是說你不止一次地接受著別人的誠意，也不止一次地用“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方式告訴別人你絕對是夠朋友的。
你還會經常提著禮物到你的部下或者朋友或者同事家裡去。就像在西部那樣，你希望人家留你在家中吃飯喝酒直到深夜、直到天曉，可是這年頭，早就不是“行合趣同，千裡相從”了，早就是行不必合，趣不必同，對門不必通了。哪裡有在家中請客留人的？人家不留你，你就很失落，就公開地指責人家不夠朋友。人家莫名其妙，說：我招你惹你了？再說為什麼非要“夠朋友”？“夠朋友”是什麼級別的問題？它能給我帶來什麼？高升？長級？發財？出國？還是別的運氣？
更讓你失落的是，你在西部熱情似火地接待了廣州人趙錢和孫李，可是等你到了廣州，拿著當初他們送給你的名片依然熱情似火地找到他們想敘舊溫故時，趙錢和孫李卻不認識你了，想了半天才想起來。想起來了也是白搭，人家別說是跟你一起吃飯喝酒到天亮了，就連跟你說十分鍾話的工夫都沒有。你在失落的同時又很生氣，又說人家不夠朋友不講義氣，幾乎是罵罵咧咧的。認識趙錢和孫李的周吳和鄭王告訴你：“你這人怎麼這樣？什麼叫夠朋友？夠朋友就是不給人家找麻煩不浪費人家的時間，這在我們這裡很正常。我問你，你們西部人的時間是拿什麼來計算的？”你回答說：“我們西部人的時間是拿鍾表來計算的，難道你們的不是？”周吳和鄭王說：“對，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時間都是用金錢來計算的，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就看他的一分鍾值幾個錢。你剛從落後地區來，還不懂，時間長了你就知道了。”你這才明白過來：人家根本就不可能像你接待人家一樣接待你，因為你從落後地區來，你有大量的時間用於培育人情和禮貌而人家沒有。
人家處在洶湧的掙錢潮流裡身不由己，哪管什麼“居則同樂，死則同哀”的朋友之誼，哪管什麼“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的莫逆之交。這時候你表現出了一個西部人對放縱情緒的愛好，那就是傷感，你哭了。你一個人走在大街上，想到你有那麼多情深意長的朋友，但是他們都不在你身邊，都在遙遠的西部，你哭了。你是個熱情慣了、真誠慣了、心血來潮慣了的人，你不習慣如此涼薄、如此輕淺、如此容易被忽視的人情。你晶瑩的眼淚帶著西部從你眼前消失後的迷茫，帶著“西部情感”溫暖而凜然的傲氣，帶著“西部文化”不甘寂寞但又不得不寂寞的孤獨。你似乎是有意讓你身邊的人看到了你的眼淚，你知道他們非常不理解，於是你就使勁告訴人家你在西部的生活：你跟庫爾班大叔是唇齒相依的，你跟阿不都老哥是一體同心的，你跟索南愛國一家是融融洩洩的，你跟穆罕默德·阿麥德是情趣相投的。你說的是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體現的卻是你的習慣心理和你對事物的固有態度。故事和人物、心理和態度、主體和客體，它們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你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你之所以被當地人不理解甚至看不慣，就是因為你擁有的文化背景跟他們完全不一樣。
西部的自然是嚴酷的，但由此產生的文化卻充滿了人情的醇厚和爐火般的溫馨。它是畫布上的暖調子，是音樂裡的小夜曲，讓你常常沉浸在一種黑夜不黑、寒冬不寒的幸福感覺裡，盡管這種感覺並沒有帶給你什麼實際的好處比如增加你的財富積累等，反而讓你額外付出了許多。
是的，西部人是不大善於積累財富的。當報紙大張旗鼓地慫恿花錢刺激消費的時候，你很吃驚這樣的問題居然也要說得如此鄭重，你甚至都不相信真的會有人藏著錢不願意享受。因為你早就認為最重要的是想辦法吃掉碗裡的肉，而不要考慮鍋裡還有什麼。眼前的清湯永遠比日後的干飯重要得多。但是你並不知道，這是高寒帶的人普遍具有的一種生活態度，是西部文化對災難頻仍、浮生苦短的一種潛意識的反抗抑或是遮掩。“文化大革命”中，西寧市禮讓街揪斗致殘過一位老人，就因為他跟別人說：“別相信這主義那主義，明日的富貴根本不如眼前的一杯酒。”也是在“文革”中，有一天我們班主任老師突然莫名其妙地對全班學生說：“你們要記住鳩山對李玉和說過的話——‘人生如夢，轉眼就是百年，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第二天他就不給我們上課了，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幾年後想起來，才意識到這是老師的臨別贈言——他在走前把他認為最重要的一句話留給了他的學生。1997年夏天，青海人馬海福要去海拔近五千米的西藏那曲開飯館，他的老師勸他不要去，說：“還是古人覺悟高，早就說了，‘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辛苦乃爾’。”西部人對這一類語言的著迷可以追溯到古代。漢朝的蘇武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匈奴首領單於派已經投降的李陵說服蘇武背漢，其中的說辭便是：“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邊地的苦寒、人壽的短暫造就了人們不誇耀既往也不迷信將來的文化心態，這種心態幫助他們在結構自己的人生大廈時，把最敞亮的殿堂獻給了今天，就像十多年前我在我的《游牧詩》中所歌詠的那樣：“今天，我們活著，完成了一生的快樂。”你活著，而且很快樂，西部就是這樣，它會鼓勵你有一分錢買一分快樂，有一毛錢買十分快樂，甚至沒有錢你也能找到快樂。
當然不僅僅是快樂，還有松弛和散淡，你在牧區生活，你就必然是松弛和散淡的。平常的日子裡，慢悠悠的不會有什麼變化的生活淡化著你的時間觀念，讓你在舒緩的節奏裡做事或者不做事，那是一種可以讓你健康長壽的舒緩，是心理上沒有任何負擔的舒緩，是無為而治的舒緩。沒有什麼地方比在草原上更能體現無為而治的哲學思想了。比如說你想工作，那就得先去帳房裡跟牧民一起吃飯，吃飯就是工作；你要深入群眾，那就必須時不時地去草原上喝酒，而且得喝醉，喝醉了牧民才能把你當自家人，也才能聽你的話同時也跟你說自己的心裡話。如果你是一個大學生，剛剛分配到縣上，縣長就會說：“你去森多鄉把今年的牲畜存欄數了解一下，我等你晚上回來匯報。”你去了，天黑以前回來了，這時候要是你醉著，你胡話連篇，什麼牲畜存欄數早就說不清楚了，縣長就會說：“好，是個人才，第一次下鄉就能和牧民群眾打成一片。”要是你沒醉，或者根本就沒有喝酒，只是帶回來了准確登記著牲畜存欄數的表格，縣長就會給組織部長說：“要這樣的人做啥哩？一點都不會工作嘛。”當然縣長絕對不會辭退你，他會身體力行地帶你下鄉教你工作。你很辛苦，光騎馬走路，從這個帳圈到那個帳圈，或者從這個定居點到那個定居點，就覺得兩腿內側如焚如剮，屁股疼得簡直不想要屁股。但是你並不在乎，你知道過上一兩年，等磨出老繭來就好了。況且你看到牧民們不知要比你辛苦多少倍，他們放牧、背水、拾牛糞，還要磨青稞、打酸奶、紡毛線，可他們見了別人總是樂呵呵的，這讓你覺得他們滿臉的皺紋是笑出來的而不是苦出來的。
就這樣，你天天在草原上跟牧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你變了，你的性格中有了牧人的樂觀，還有了他們的天真，有了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從來不掖著藏著的牧人般的直爽，有了化解孤獨和苦難的詼諧，有了友善而聰明的幽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很快習慣了牧家的飲食，天天都是牛腿羊肋巴，頓頓不離奶茶奶疙瘩。這種完全西部化的飲食漸漸改變了你天生的綿軟和柔順，你連自己也沒想到地雄風鼓蕩起來，陽剛氣盛起來，眉眼中明顯有了顧色之盼，身體內的青春之潮發憤地奔放著，說起話來更是大聲大氣，直言無隱，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了。一個男子漢要求自己的，首先是得到愛情，是對女人十倍的繾綣、百般的纏綿。你做到了。
還有，你愚忠朋友，你死顧親情，你輕財重義，你知足達觀，你嫉惡如仇，你恩怨分明，你處世隨便，你生活簡單，你熱愛自然，你喜歡動物，你尤其喜歡騎馬打槍——對你來說，最過癮的運動就是像馬背上的民族教給你的那樣，騎著馬端著槍，在孤煙正直、落日正圓的荒原上，奔馳啊奔馳，突然看到（也許是假裝看到）有動物從地平線上跑來，一槍，兩槍，三槍，子彈打光了，什麼也沒打著。但是你很高興，因為誰都知道不是你槍法不好，而是你不忍心打死動物，再說許多動物是不能打的，打了犯法，你害怕犯法，西部人都跟你一樣格外害怕犯法，他們看上去外表粗獷、舉止不恭、無所顧及甚至放浪形骸，但實際上他們很規矩，他們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希望自己離法律遠一點，最好永遠互相不認識。
六
西部是遠大的，遠大得讓人不知道如何形容，通常的形容詞譬如寥廓、空廣、蒼莽、無際、遼遠、十萬八千裡等都顯得不夠分量而流於淺薄，那就不形容了吧，就說它大。一個“大”字能解決的問題，我就沒有必要再糾纏了，需要糾纏的倒是：大地面上必然會出現的多種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情態氣勢營造了一個一直被外界忽視著的龐大的“西部人”（“西部人”在這裡指的主要是西部的移民亦即漢族人，下同）的群體，是如何在這個群體內部以各自為陣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對“西部人”這個大概念的塑造。對於這種塑造，雖然我們可以使用人類學中“用於一切的公設”來進行涵蓋和總結，但我本人對這種無趣而抽象的“公設”毫無興致，我寧可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也不希望所謂的“同一類型”來打攪我。可以說正是因為我看到大地面上如此眾多的“西部人”是各色各樣各具風韻的，才使我有了觀察的好奇、追問的興趣和描述的沖動。
就拿青藏高原來說，青海和西藏兩個省區的“西部人”有著太明顯的區別。西藏的“西部人”較之青海要少得多，可謂是少而精，少而能的，居留的時間也比較短，大致只有半個世紀。也就是說，西藏的“西部人”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進入西藏的，截止七十年代末，陸續有一些干部、軍人、知識青年前往拉薩、日喀則、那曲等地以及各個邊關要隘安家落戶；八十年代至今，去的大多是生意人、援藏干部以及工程技術人員和打工者。就整體而言，他們有自強不息的素質，有“冬宜冰藏夏宜水顯”的適應能力，有能夠給他們自己帶來信心的聰明才智，甚至有一些是藝術感覺極佳、創作能力極強的頂尖人才，雖然未見得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作品，但卻以使命般的執著完成了西藏藝術全國化、宗教藝術世俗化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傾情而為，卓爾不群地揮灑著自己那被藏土的神聖和人群的秘密呼喚起來的天分和激動，架起了一座西藏和內地、西藏和世界靈靈相通的神秘橋梁，強烈的西藏宗教和世俗的藝術嵐光因此而廣播於西藏之外的許多地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沒有把藝術氣質竊為己有，而是無意中均勻地分攤在了每一個“西部人”身上，讓外界的人一接觸到他們（不管是干部、軍人還是生意人、打工者）就會有一種接近藝術的感覺。由於對藏傳佛教的耳濡目染和對西藏生活的身體力驗，他們的人生境界和處世態度常有與眾不同之處，對事物也有著較為明澈和較為圓潤的看法，顯得激而不躁，憤而不爭，獨而不孤，感而不傷；浪漫而又能吃苦，理想而又能務實，標新而又能守成，放達而又能持重。他們經常處在一個無所管束的環境裡，卻又能自己尋找規矩，進退中度，從不像西部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容易自我放逐。由於西藏是全國全世界都關注的地方，他們干出一點名堂就格外受人注目，所以他們一方面是建設西藏，一方面是享受西藏，可謂得天獨厚。
無庸置疑，西藏的“西部人”和別處的“西部人”一樣也生活在一個地處邊遠、環境艱苦、經濟不發達的地方，但卻沒有別處的“西部人”那種令人著急的自餒自卑，因為他們有西藏作為安身立命的資本，有西藏在世界上的聲譽作為強有力的支撐。西藏被認為是人類的最後一塊淨土，盡管“淨土”這個概念早已變得不知所雲，原始的沒有塵世污染的“淨土”含義和正在走向物質繁榮的西藏相比，也早已判若霄壤，但他們仍然樂於把“淨土”掛在嘴上，以顯示自己是一個被“淨土”淨化過的西藏人。
因為相對於工業文明高度發達同時又有靈魂污濁、銅臭泛濫、道德淪喪等負作用的外界來說，理想中的“淨土”自然具有朦朧而強大的誘惑。西藏是“西部人”巨大的精神財富，是任何發達和繁榮都換不來的本錢或者說是光耀。一個人到了外地，說他是從西藏來的，馬上就不一樣了，人家看他的眼光就像看喜馬拉雅山一樣帶著一種遠距離的景仰。正是這種景仰的存在，使西藏的“西部人”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覺，有了超越西部的最大可能——事業如此，意識如此，行動也是如此。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西藏的“西部人”雖然更加遙遠地離開了內地，但卻和內地保持著與青海、甘肅、寧夏等省區的“西部人”根本就無法企及的關系。這種關系有賴於外界對西藏的關注，有賴於他們的“人氣”，有賴於他們和內地故鄉的聯系，也有賴於他們對雖然不發達卻也不閉塞的交通的選擇。
西藏和青海同屬於一個地理板塊即青藏高原或者叫世界屋脊，那條被稱為“天路”的兩千公裡長的青藏公路把兩個省區牢牢地連在了一起。但西藏的“西部人”並不喜歡通過依然遙遠的青海走向內地，他們通常會選擇從拉薩到成都的空中通道或者川藏公路，盡管川藏公路常常因塌方、山洪、泥石流等災難而無法暢通。也就是說，他們和四川以及成都的關系要比和青海以及西寧的關系密切得多。這裡面的原因，除了做生意和來打工的大多是四川人之外，除了從拉薩飛往成都要比從拉薩飛往西寧容易得多之外，除了西藏和四川在我國原有的行政區劃上同屬於大西南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川以及成都的經濟和文化之繁榮遠遠不是青海以及西寧所能夠望其項背的。到了成都，就有大都市的感覺，盡管它仍然屬於西部，但它和內地的大城市比起來又能差到哪裡去呢？而西寧就不同了，你花幾天幾夜的時間千裡迢迢從拉薩來到這裡，發現你到達的仍然是一個遠離內地的邊疆城市，雖然它離真正的邊疆早就是幾千甚至上萬公裡了。
還需要說到的是，西藏的“西部人”雖然對西藏一見鍾情，並且會終身相愛，但扎根不走的卻很少，畢竟年齡不饒人，畢竟高寒缺氧的氣候和他們那內地育成的身體並不是一對鐵心牽手、矢志不移的伴侶。更重要的是，雖然他們對自己是一個西藏人深信不疑，雖然他們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一輩子都在西藏度過，但西藏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夢，一個沒有做完的夢；仍然是一片永遠都無法企及的雪峰極頂的聖殿，一個從來都沒有真正觸摸過的自然和宗教的理想部洲；仍然是一個傳說，一個藏著太陽孕育著無邊光明的神性的高地山群。在這一點上，他們和一個一直憧憬著西藏卻一次也沒去過西藏的人，並沒有什麼區別。也就是說，沒有和本土的居民血脈相通的經歷，沒有幾代人和雪域高原耳鬢廝磨、如膠似漆乃至患難與共、生死相托的關系，沒有把自己祖輩父輩的身軀交給天葬場的鷲鷹，沒有把自己的精神交給山巔上獵獵飄揚的經幡，沒有把兒女的生命交給神人神山神畜的信念，任何一個“西部人”，對需要獻上靈魂的西藏來說，都只是一個客人。
而同樣有大量“西部人”群落的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就完全不同了，首先這些省區的“西部人”都有悠久的移民歷史，幾代、幾十代都過去了，“西部人”和土地的融洽早已是天機雲錦，妙合自然。最初的移民對環境被動性的適應幾百年前就變成了“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良性循環——這樣的山水只能出產這樣的物，這樣的地貌只能育成這樣的人。盡管近五十多年中，由於國家多次實行戍邊屯田、遣犯墾荒、興辦實業、支援邊疆、上山下鄉的政策，不斷有新移民潮水般湧來，但並沒有改變已然形成的移民和環境渾然合一的局面。鐵打的營盤一樣不動不搖的老“西部人”，以最大的包容性和新移民你七我八地混同起來，讓後者迅速完成了人格西部化的過程。正是由於這個過程的完成，才使我們透過各地判然有別的自然水土和人文水土，看到了一個關於“西部人”的雖然殘缺但大致還能意會的輪廓，也看到了輪廓之中組成部分的千姿百態和我們暫時還不能抹去的個性色彩。
新疆應該說是“西部人”的天堂。因為它是真正的遐方絕域，要荒涼有荒涼；萬裡沙漠無垠戈壁，要秀美有秀美；千裡草原萬傾湖水，要偉岸有偉岸；高山聳峙冰峰林立，要光明有光明——陽光多得根本就裝不下，連夜晚都裝得滿滿當當。在這種目成心許的自然裡，拍案驚奇的人生時時可見，雄亮悲壯的聲音處處可聞。新疆占了中國的六分之一，所以有人說，沒到過新疆就不知道中國之大。大是一種培養基，在這種培養基上睡過覺的人，自然是隨天地而大氣、隨視野而浩茫的，不時地會冒出一些唱大風、會天意、知流水、仰高山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在新疆本土是一點點稀奇都沒有的，一離開新疆就特色鮮明了。另有一點，新疆的“西部人”在如此海海漫漫的大泥土裡滾打，少不了要沾染一些土氣，但那種土是沒有污染的土，是不屑於洋的土，它土得精致，土得干爽，土得不俗。不俗並不等於拒絕世俗，其實他們的世俗情結倒是格外地強烈，世俗的表現也頗為優秀：精明而不老到，成熟而不城府，嫉惡而不如仇，沖動而不極端。
方其中而圓其外的人很多，不拘小節而拘大節的人很多，說話直爽但又不暴露自己內心的人很多，有機智和謀略而無霸氣和浩氣的人很多，動不動就要狡黠起來的人很多——有時候狡黠得有點不像“西部人”，但仔細一看，多少還是有一些可親可愛的憨厚，尤其是面對世態人情的時候。
新疆的世態人情裡活躍著許多詼諧和幽默的分子，其中既有本土的居民中那些活著的騎著自行車而不是騎著毛驢的阿凡提，也有從來都是板著面孔說話處心積慮想用語言的探癢器讓別人笑破肚皮笑死過去的移民的身影，只可惜他們的幽默沒有得到挖掘和鼓勵，更沒有機會出現在舞台上和書本裡，就那麼令人遺憾地自生自滅著。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疆，龐大的建設兵團和眾多包括“盲流”在內的新移民的村莊是“西部人”的兩大景觀，這樣的景觀因其自成一體的形式保留了一些內地色彩，但並不濃厚，而且越來越不濃厚，所呈現的人的品貌，仍然以典型的“西部人”的風格為主導，其特點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還應該有感情沉實、內心堅忍、做事執著、處變冷靜等等。新疆多才俊，作家和詩人都很出色，只是遙遠的口外聲音不太容易引起內地讀者的共鳴，多數作家詩人的作品只能“花開院內香自聞”。不能暢銷地欣賞新疆作家詩人的作品風采，這是中國讀者的重大遺憾。
在西北幾省中，和新疆的“西部人”最為相似的是寧夏的“西部人”。這大概是因為新疆和寧夏都處在同一緯度中大沙漠的包圍之下（新疆有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寧夏有騰格裡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烏蘭布和沙漠），領有統一的瘋狂荒涼著的玄黃背景。玄黃就是天黑地黃，是最原始的宇宙色彩，在這樣的色彩、這樣的洪荒大幕上，包括人在內的任何一種生命都有可能變成玄黃的一粒而受盡浪淘風簸之苦。同樣的緯度、同樣的氣候、同樣的土地、同樣的物產，自然會有同樣的人生，我把它稱做苦地人生。苦地人生的人類學理念應該是：人類在面對相同的屬於自然因素的艱苦條件時，往往會表現出相同的思維、相同的語言、相同的應對辦法，也就是相同的人文姿態。但我並不是說，寧夏的“西部人”就應該是新疆“西部人”的翻版，不，不應該是，其實也不是。他們只是“最為相似”而絕不是“完全相同”。首先寧夏具有別的西部省區都沒有的“一條鐵路兩個通道”的現象，一個通道是從銀川出發，經內蒙古到達北京，俗稱北線；另一個通道也是從銀川出發經甘肅經陝西到達內地，俗稱南線。
南北皆通，左右逢源，進出方便，風雨無阻，使寧夏的“西部人”在交通和信息這兩大命脈富有活力的跳動中大長了見識，所以看上去他們往往是心裡有數的，好像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不打怵，別的地方傻冒的，到了他們這裡從來都不傻冒，儼然是司空見慣的。甚至有時候他們還會在見識不賴的基礎上有所創造，名聞遐邇，讓天下人拿著地圖到處找：寧夏在哪裡？寧夏的“西部人”沉穩而不浮躁，吃苦而無怨言，正直著卻不貿然出頭，實在著卻不熄滅幻想。
如果給他們一方沿海的土地，給他們一些中國特區的政策，再給他們十年的時間，他們一定會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干得漂亮。然而，畢竟我們面對的是現狀，畢竟現狀裡的他們窩居在內蒙古和甘肅這兩大經濟不發達的西部省區的積壓當中，畢竟現代社會裡的現代人不能久處在“天下黃河富寧夏”的封閉田園裡自得其樂，畢竟人的素質不能自天而降而只能依靠環境的培養一點點地從心裡生長，畢竟他們處在沙漠的包圍之中而辛苦建立起來的希望的綠洲又不能以最大的優勢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前沿，所以我們依舊不能為寧夏的“西部人”歡呼雀躍。他們有著一點迫於無奈的保守，有著一點對自己不經意的鄙薄，有著那麼一點點看不明白卻十分起作用的迷頭認影，還有著一點可愛的也是莫名的拘謹和害羞。
寧夏緊挨著甘肅，甘肅和寧夏的區別在於：寧夏是一片穩定而安詳的湖，俗套的叫法是塞上明珠；甘肅則是一片掛入天際的長雲，在永遠不肯定型的運動中時而膨脹壯大，時而收縮變形，時而白亮灑金，時而烏暗鉛青。雲的意象是我上中學的時候從學校的地球儀上看出來的，後來我知道，更確切的意象應該是走廊——由於沙漠、大山、河流的阻隔，幾乎等於半個中國的西部大部分地區就只有甘肅這一條走廊，黃河以西是通往寧夏新疆的走廊；黃河以東是通往青海西藏的走廊。走廊是有門戶的，雖然由於陝西的存在，我們不能說甘肅是西部的第一門戶，但卻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門戶。
這不僅是因為它作為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是來往西部人最多最雜的地方，更是因為它那非凡的歷史——它創造過古代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的局面，也付出過最為慘痛的人仰馬翻的代價。尤其是天水、隴西、定西、蘭州一線，差不多就是一個管轄松散、從屬模糊、想干嗎就干嗎的古代特區，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早進駐了漢族的移民，也最早實行了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是一條裹挾著文化以及人種的雜交向西緩緩倒淌的河流，是由一個接一個的闊谷高地組成的兵家必爭之地。鼓角錚鳴，烽火連綿，屍體遍野，骷髏成山，軍隊和百姓歿了一茬又來了一茬，政治和軍事在不間斷的對抗中走向了龐雜和遙遠，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殖，是思想的豐富，是經濟的發達，是政權更迭的頻繁，是人的素質的積澱。
商業從古延續到今天，文化從古發達到現在，使甘肅的“西部人”似乎在幾百年前就作好了迎接改革開放的准備，十分相宜地擺好了與內地沿海的先鋒行動鉚合對接的姿態。這樣的結果是：在西部別的省區，人們往往會對內地以及沿海人的種種形狀大驚小怪，而在西部的甘肅尤其是蘭州，真正讓人大驚小怪的卻是他們自己。正如一個青島人告訴我的，到了蘭州才知道什麼叫時髦，什麼叫前衛；進了蘭州的舞廳，才知道原來有些舞不一定就是夫妻兩個才能跳的。當然令外地人羨慕的不僅僅是娛樂和時尚，還有文化。《當代文藝思潮》、《讀者》、《飛碟探索》、《絲路花雨》等等這些曾經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獨占鰲頭的現象，說明甘肅的“西部人”既有走在全國前面的文化意識也有這方面的能力。再加上“敦煌學”、“隴文化”、“運河文明”作為鋪墊，就更使荒山有了草木，田野有了莊稼，殿堂有了地毯，廣場有了水磨石的地面。一切都蔥蘢茂密起來，光亮鮮活起來，同時也讓外界仰然矚目起來，甘肅的“西部人”是大可以軒軒甚得一番了。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一個廣告詞：放飛。不錯，甘肅的“西部人”是喜歡放飛自己的，也就是展開理想的翅膀，放野了飛去。放是膽量，野是風格，表明了一種上升的意圖、自由的心態、雞毛的能耐——乘風而行，迢迢乎遠矣（毛澤東關於“雞毛飛上天”的比喻，其甘肅人之謂乎）。又好比放風箏，別處的人總要拽緊了線一點一點往高裡放，甘肅的“西部人”尤其是蘭州人放著放著就把線搞斷了，當然是故意的，好歟壞歟？不知道我能不能這樣斷言：如果要尋找改革開放以後西部的第一個百萬富翁，那一定出在蘭州；如果要尋找“服裝革命”以來西部的第一個暴露了肚臍眼的女士，那一定也出在蘭州；如果要尋找“第三者浪潮”中西部的第一個第三者，那一定還是出在蘭州；當然，如果要在廣闊的西部普選一個見義勇為的最佳好漢，那一定也會屬於蘭州，這就叫素質。很多方面，青海人、寧夏人、新疆人，都是在向甘肅人特別是蘭州人學習的。尤其是青海人，因為離得近，看得清，常常是亦步亦趨的。
七
青海原屬於甘肅省，直到1928年才脫離甘肅建為行省（寧夏亦然）。所以從歷史淵源上說，青海人效仿甘肅人特別是蘭州人是再自然不過的，傳承而已，習慣而已。但是青海的“西部人”很有意思，他們喜歡向蘭州人學習，卻又把學習的內容明智地局限在做生意和講時尚兩個方面，而且差不多是學了就丟的，勤奮地學，勤奮地丟，所以給人的感覺往往又是瞠乎其後而不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實不然，青海是最有可能產生謙虛的地方，這裡的人，見強的就佩服，見好的就贊美，見高的就致敬，見猛的就讓路，完全是君子國裡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豈能不知一謙而四益的道理？“學了就丟”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丟也沒用，好比甘肅的梧桐如果不能在青海的土地上生根，扛著它就只能是負擔。
更重要的是，青海雖然在行政上曾經和甘肅結為一體，但在地理歸屬上卻又緊傍著西藏，成為世界屋脊的組成部分。所以青海的“西部人”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口頭上，都更倚重於高大陸的榮耀、第三極的風光，更倚重於高原人生的苦難積澱和生命哲學的普遍認知，只要不是面對“GDP”、“年收入”、“私家車”、“高爾夫球場”、“花園別墅”、“出國旅游”等這樣一些“迷茫的小路”一樣會令人悲壯起來的問題，他們就沒有理由一味地把謙虛發展成自卑。可以說他們在形而下的氛圍裡謙虛，在形而上的氛圍裡驕傲。由於他們從骨子裡就喜歡較為抽象地思考，較為超拔地活著，所以他們的自豪和驕傲比起他們的自卑和謙虛來要多得多。
甘肅有拉卜楞寺，青海有塔爾寺，它們地位相當，都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六大叢林之一，但是你在普通的甘肅“西部人”那裡很少能聽到關於拉卜楞寺的情況介紹，而在最普通的青海“西部人”嘴上卻往往會有關於塔爾寺的詳細說明，盡管他們未必是香情佛緣的信徒，未必有閱讀經堂經卷的愛好。有一個特點非常鮮明：青海的“西部人”自覺不自覺地都以藏族人為友、為師、為驕人的社會關系，以藏傳佛教為自己存在的金銅的襯景；最優秀的音樂家、畫家、作家、詩人，都把最純粹、最高昂的激情獻給了反映藏族生活和藏族心靈的藝術創作；有的干脆娶了藏女為妻，把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贊干布的皇室婚配民族聯姻發展成了現代版的自由戀愛平民好合，盡管這樣的婚姻和所有的婚姻一樣也有幸與不幸之分，但內心的倚重、情感的附著卻因此而班班可見。
不僅如此，作為金銅般輝煌的存在而讓青海的“西部人”仰首伸眉的，還有全國最大的鹹水湖青海湖，還有野生動物的家園可可西裡無人區，還有橫空出世的昆侖山，還有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還有和甘肅一家一半的祁連山，還有世界最大的鹽澤柴達木，還有長江的源頭、黃河的源頭、瀾滄江的源頭。沒有哪個地方能像青海這樣把不朽的自然直接轉換成人的精神、人的眉眼、人的資本；也沒有哪個地方的人能像青海的“西部人”這樣，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直接和胖山肥水、曠原大漠聯系起來，從而在和外界的對話中獲得話語權的優勢。
是的，我真的看到過這樣的情形，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人文精神討論會上，當一個青海人突然從沉默中爆發大講特講起自然和人的關系時，所有那些目中無人自以為真理在握准備反駁一切的人都收斂起倨傲的態度開始洗耳恭聽了。他們還能反駁什麼呢？這個青海人講的完全是他們聞所未聞、讀所未讀的事情。他們沒有准備好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進行武器的批判，只好沉默著，突然有人說：“高人原來在這裡。”那個青海高人突然就紅了臉，一句不吭了，半晌才說：“是啊，我就是高人，是高海拔的人，我也只能說說高海拔的事情，說別的，不會。”這是誠實的表白。曾幾何時，離開了替山川宣言、替江河布道，青海的“西部人”就不知道說什麼才能在話語的汪洋裡找到自己的立錐之地。我說了，他們是謙虛的。
謙虛的副產品是內向和保守。保守的原因是他們過於頻繁地審視著自己，過於自律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只好誠實地以為自己是不行的。其實不是這樣，放大自己的不足而縮小自己的實力，這是青海“西部人”的一個特點，自然也是一個缺點，至少在過去是這樣。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佼佼者曾經把它顛倒了過來：放大自己的實力而縮小自己的不足。於是馬上就有了峰回路轉的效果：想有的有了，該成的成了。青海的“西部人”普遍地老實忠厚，且常有一些膽小怕事者不知疲倦地教人如何安守本分。但也不是絕對如此，一俟風雲際會，鳳凰來儀，平靜之中也能猛不扎扎地誕生幾個掀天揭地之人、震電驚雷之才，在省內省外干成一番大事業，令世人半張了嘴刮目相看。
這樣的人，學界裡有，藝道中有，文壇內有，仕途經濟上也有；這樣的人，近年來增加了不少，好像猛然開竅了似的東一頭西一頭地冒了出來。在青海的“西部人”中，過去是搞文化的人多，搞經濟的人少，想搞經濟的都到省外的廣闊天地歷練折騰去了；現在有了變化，在經濟的深海裡踏波走浪的漸漸多起來，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見著洽談會開得如火如荼，貿易風吹得漫天徹地，高層建築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閃亮登場，旅游探險漸趨火爆，酒樓飯店吃客盈門。相對而言，潛心搞文化的人似乎變得稀稀拉拉了。這大概也是發展變革的一個標志，只有在那些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搞活搞火經濟的地方，識字的人才會成群結隊鑽到文化裡去尋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沒有經濟做支撐，就是一只沒有翅膀的鳥，飛都飛不起來，哪裡還有什麼出路？
現在該說說陝西人了。因為陝西以漢民族為主，所以我就沒有必要使用“陝西的‘西部人’”這樣一種表述，又因為西部的文化含義應該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兼有、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民族文化的雜交，而陝西只有單純的以農耕文化為主要憑借的漢文化格局，所以我考慮更多的是陝西人是不是離“西部人”太遠了些，而離中原人更近了些？離中原人近了又怎麼樣？難道他們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確曾有人在討論西部文學時認為，陝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層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沒什麼關系）？還是讓我們丟開迷彩似的抑或是陰霾似的文化，面對平平常常、朗朗淨淨的現實吧。現實的陳列是：陝西在經濟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龍頭大省，過去的西北局就設在西安小寨，加上陝北老區的存在和關中豐富的干部資源，1949年以後西北各省的領導干部大都要從陝西派去，所以陝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場上是來去最多的，各省區廳級以上的干部中撇著關中腔說著陝北話的人沒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廳級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網一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聽到誰在滔滔不絕地說陝西話，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報告。用官員們的語風便是：陝西人對大西北的建設是作出了貢獻的，老百姓是不會忘記他們的。不會忘記的標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聽得懂甚至都會說陝西話尤其是關中話，標志之二是如果沒有別的諸如熱歌勁舞、美國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戲，老百姓一般都還是喜歡那種“唱戲和吵架分不開”的秦腔的。各省區過去也都有秦腔劇團，這固然與歷史上的“秦隴一家”、“文化西向”分不開，但更有賴於各地陝籍干部的倡導和垂范，所謂上行下效、家至戶到而已。既然陝西以及陝西人對大西北有著如此深廣的影響，陝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問題就顯得有點多余了。況且這不是一個你認為怎樣就怎樣的問題，正如一個陝西人對我說的：早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草案中，就明確將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帶，包括在西部地帶中的省區有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貴州、西藏九個省區。國家早已決定了的事情，你們怎麼還能煞有介事地討論呢？一想也對，這麼大的問題，國家能讓咱文化人說了算？說了不算的事情就不要說了吧。
陝西有著西部各省區無法比擬的地理優勢，所以它迄今仍然是大西北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一個省。但是西部人對陝西尤其是西安的標准向來都是苛求而超高的：按照你的基礎、你的優勢、你在西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不是應該更好一點呢？過去西部腹地的人到了西安就覺得到了最了不起的地方，現在他們還希望這樣，還希望到了西安就不想到別的地方去了。西安是個大都市，是個雄霸霸的古地方，有十二個王朝在這裡建都，在這裡發布政令統治著全中國。這樣一個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升起著太陽的中心都市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裝載著陝西人的全部驕傲，裝載著這些驕傲能夠經久不衰、能夠流布四方的全部光耀：有巍峨的城牆，有輝煌的陵墓，有奇偉的兵馬俑，有華麗的宮殿，有先民的村址，有數不清的遺跡遺物。但是再輝煌的陵墓也是活人不羨慕的，再奇偉的兵馬俑也是真人不願意為伍的，再華麗的宮殿也是今人所無法親合的。
對真實、自我、創造、現代、心靈、自由這些更為貼近時代的詞匯來說，歷史的驕傲似乎可以減免成無，因為它作為遠去的剛健只能襯托出今天的軟弱，作為陳年的輝煌只能襯托出今天的平淡，作為舊有的經典只能襯托出今天的遺憾。在我們必須熱情而敏感、智慧而理性地把握住迅變的今天而不是盲目地享受以往、陶醉古老的時候，一種時尚的裝束、一個現代的眼神、一副自信的做派比巍峨的城牆、先民的殘址、價值連城的遺跡遺物更能體現一個城市的品貌和一個人群的格調。
所以包括陝西人在內的西部人都知道，城牆、陵墓等等都不應該是今天人們的驕傲，要驕傲也是替古人驕傲，驕傲完了你還得面對你自己，面對你那憂傷的懷想——懷想蕩蕩乎八水繞長安的秀麗，懷想皎潔靈潭、參差畫舫、八街九陌、麗城荷香的都市人文。他們懷想的是他們的祖先和他們自己曾經的居住環境，是一個才丟失不久的夢，是深深憾恨中的濃濃迷茫，那意思便是：留下來的可以驕傲，破壞了的怎麼辦呢？如今的陝西人，最深最長的歎息便是河流的干涸、水資源的流失，以及由於河道年久失修而突然泛濫起來的洪水。為此他們本能地想抓住夢的手，抓住了也沒用，既然是夢，丟失了就再也不能原模原樣地回來了。陝西人都特別地明白這一點，所以也就變得十分謙虛：我們不行，我們比不上東部省份，更比不上沿海，尤其是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落後於人，人與環境的關系總是劍拔弩張的。
有個陝西朋友對我說：“我覺得我們陝西人有點尷尬，現代裡靠不上，落後裡又沒有，說東不東，說西不西，說是在西部的前沿，可真正需要你風風火火面對世界的時候卻又顯得過於靦腆。”
如前所說，陝西人在西部官場中行走的比較多，這似乎已經成了一種傳統、一種習慣，大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個一官半職，應該在時來運到的時候跳到風雲裡頭叱吒一番。這當然是大好的事情，誰不想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博得個封妻蔭子乃至青史留名呢？再說了，領導大家搞工作畢竟要比聽從別人搞工作爽得多，氣派得多，就像俗話說的，是虎就想吃兔，是貓就想吃肉，是猴就想上樹，是人就想進步。但是，如果太多的人熱衷於官場大事業而不屑於經濟小文章，那事業真正的發展、生活真正的興旺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文化，文化這東西，太古老，太厚重，太值得驕傲——驕傲得捨不得放下了，反而會變成累贅。人家是光著膀子、光著腿，就穿個褲衩往前跑，你是穿了西周的褲子，還要套上秦時的布衫，還要裹上漢朝的青衣，還要罩上隋代的錦袍，最後還要纏上一圈楊貴妃不小心丟掉的腰帶，你說你累不累？你還能跑到前頭去？對仕途的迷醉和對古董的流連拖累了他們，使他們顯得不那麼新銳，不那麼前衛，不那麼鮮活，不那麼異類，不那麼瀟灑，不那麼靈動，不那麼“冷娃”，不是蹦蹦跳跳自由尖叫，而是背著兩手邁著方步一副老成持重循規蹈矩的樣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陝西人都這樣，陝西人中的陝北人就顯得不那麼為厚重的歷史和同樣厚重的文化所累，也不那麼認可唐城的布局一樣齊整、兵馬俑的排列一樣有序的規矩方圓。他們從黃土地的溝溝壑壑裡拼命往外爬，左沖右突，始終保持著一股令人感動也令人惻隱的倔強之氣，那便是即使吃糠咽菜，也是貧而牛，貧而驕的。其中的優秀分子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和一顆不就義不罷休的匪石之心，且能在欲望的實踐中充分表現自己過人的聰明才智。但是渾厚的黃土地對他們畢竟有著無法抗拒的引墜之力，金屬般光亮的故鄉的桎梏以及秉性、語言、人際關系的限制畢竟太牢太重，他們往往走不了多遠便要停下來。東山的獅子東山跳，就在陝北當地或者陝西境內尋找擂台，施展武藝，不像新疆、青海、寧夏的西部人，為了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發展的位置，一腿就能從天山、從昆侖山、從賀蘭山邁到廣州、深圳、海口，普通話一說，別人就不知道他是哪座山裡來的神仙了。
然而，如果有人把“偉大”這個詞匯交給我同時又限定我在此文中只能使用一次的話，我仍然要把它獻給陝西人。陝西人的肩膀是絕對擔得起這個詞匯的，無論是秦人的後代，還是匈奴的子孫，都在這塊黃土的大地上把中國歷史上最有青銅色彩和碑石分量的人力巨車推拉到了今天，讓我們依稀看到，強秦之鋒銳是如何不可挽回地消磨老鈍了，大唐之流韻是如何不可阻擋地僵化殘敗了，而人卻依然如故，直立著，昂起頭，走啊走。盡管我們誰也無法預言未來，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在未來的日子裡，陝西人，不，我們，會依然如故，直立著，昂起頭，走啊走……
這篇文章就要結束了，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知道西部的概念除了習慣上的西北五省和西南四省外，還應該加上內蒙古和從四川走向直轄市的重慶，甚至還要更大。但我所談到的“西部人”只涉及西北五省，即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以及和青海連為一體的西藏的部分居民，對別的省區的人，我非常遺憾地放棄了，因為我不能談論我並不熟悉的人群，而且有的地方我都沒有去過，比如說貴州，談何容易。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對“西部人”的認識是冰凍三尺的積累，而不是一天兩天的記者功夫，盡管我一直是個記者，所以未必就能考慮到老一代、中一代、新一代的差別。比如說，我向來認為，西部人缺少的是擴張的意識，是進取的精神，是創造的姿態；富余的是對自我展示的封閉，是內心世界的回縮，是走向精神自戀的慣性，這大致是適合老青年和中老年的。但新的一代呢？二十七八歲以內的人呢？那就未必了，也就是說，西部人未必永遠都是含蓄的、內向的、呆板的、後發制人的。
正在從新西部的土壤裡成長起來的一代和新近從四面八方來西部淘金的一代，有著正在刷新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雜交。這種新生代的雜交文化也許可以概括為市場經濟主導下的中國當代開放文化，由這種文化熏陶塑造起來的人，應該說恰恰具備了擴張、進取、創造的心理准備和行動技巧。他們帶著這種心理和技巧，和西部人原有的文化人格進行碰撞和融合，到底會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化學反應”，目前還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們只能希望它是一種張揚生命、創造“個體精神自由”和呼喚人性的東西，是對西部的經濟生態、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的一次平衡，而不是顧此失彼的加劇傾斜；只能希望在看到西部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時，也看到新新的西部人也就是西部新人類的前途因為他們和西部親密無間堪托死生的關系而變得不可限量。
西部人是一個體驗過歷史和自然的巨創深痛的人群，是對生存、極限、命運、生命、禁區、活著還是死去等最初的也是終極的目標進行過漫長思考的人群，是從苦難的旱漠裡喘著粗氣步履蹣跚地走來後坐在清澈的泉邊無力喝水的人群。
但是今天，當巨創已經結痂，當思考已經疲倦，當必須在嚴峻的直面中才能打發的歷史已經漸行漸遠的時候，浩浩而來的開發熱又使他們走進了新一輪的體驗、新一輪的思考：現代文明的沖擊會不會帶來人格分裂的危機？經濟改革的強力會不會造成不堪負重的生存壓力？現代人的高標准會不會衡量出西部人群明顯的缺憾而讓他們焦灼不寧失去信心？財富的武裝雖然還沒有條件變成可觸可摸的生活現狀，但財富的刺激是不是已經讓他們丟失了自我、丟失了魅力？嚴酷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意味著西部人將有可能拿到走向現代化的鑰匙而不必繼續神情恍惚、六神無主，將有可能使自己從一個“西部人”變成一個現代人而不必繼續領有歷史的沉重感和抗爭命運的孤獨感。是的，僅僅是有可能，因為一切的成功——現代化也好，現代人也罷，都依賴於人的高素質。而現在的西部人，一方面面對著遙遙在望的金銀財寶，一方面又面對著自身的素質危機。當最宏麗的事業必須要有最優秀的素質來成就的時候，拿著魯迅的處方改造我們西部人的“劣根性”便是當務之急了。